第二天，藤原星海約見了高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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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宿京王酒店頂層的咖啡廳，依舊是那個靠窗的位置。
高橋健以為這又是一次關於繁星新作的獨家爆料，臉上帶著些許興奮。
寒暄幾句紅豬的成功後，便等著藤原星海開口。
然而，藤原星海接下來的舉動卻出乎他的意料。
他既冇有談電視劇也冇有談電影，反而主動閒聊起來。
「高橋先生，你最近有冇有感覺，東京好像比以前更安靜了？」
高橋健愣了一下。
這個問題，不像出自一個二十歲出頭的年輕人。
他略微思考後點了點頭，一股無聲的疲憊湧上心頭。
作為一名記者，他對此感受最深。
上週深夜，他去銀座採訪一個夜總會媽媽桑。
曾經那個紙醉金迷的不夜城如今卻顯得蕭瑟。
路邊揮舞著萬元大鈔搶著打車的男人也不見了。
需要提前一個月預定的高階料亭如今門口冷冷清清。
他每天上下班乘坐的山手線，車廂裡曾經那些高聲談論著股票和房價的年輕人消失了。
現在每個人都低著頭，沉默地站著，像是被運輸的貨物。
最讓他難受的，是家樓下那家開了二十年的夫妻拉麵店。
上個月，他發現選單上那份他最愛吃的豪華叉燒拉麵被劃掉了。
他問老闆娘，那個總是笑嗬嗬的老婦人隻是擦著桌子，頭也不抬地說：
「豬肉太貴了，年輕人也不捨得吃了。不劃算啦。」
這些細碎的畫麵紮在他的日常裡，他以為自己忘了，此時卻輕易想起。
他想寫，卻又不知從何寫起。
寫出來有人看嗎？
大家不都一樣在熬著嗎？
「我最近從一個地下音樂人朋友那裡，聽到了這首歌。」藤原星海狀似無意地從公文包裡拿出一盤磁帶和幾張手寫的歌詞稿。
磁帶冇有標籤，歌詞冇有署名。
「我覺得，它可能說出了一些我們都不敢說的話。我不知道它該不該被髮表，畢竟它前麵的情緒太消極了。」
他看著高橋健，眼中那一絲猶豫和試探也恰到好處。
「或許，隻有你這樣的記者才能判斷它的價值。」
這句不輕不重的恭維讓高橋健很受用。
他接過那盤磁帶和歌詞稿，目光落在稿紙的標題上——《曾經我也想一了百了》。
……
當晚，高橋健回到空無一人的編輯部。
偌大的辦公室裡，隻剩下他一個人。
他將磁帶放進播放機，戴上隨身的耳機。
歌聲響起，高橋健瞬間被擊中了。
中島美嘉那破碎的吶喊，像一把冇有開刃的鈍刀在他心口來回切割。
他看到了歌詞裡那個在碼頭悲鳴的海鷗，那個在車站前無法啟程的孤獨旅人，那個因鞋帶鬆開而對整個世界都感到厭倦的……自己。
他關掉音樂，摘下耳機，許久冇有動彈。
香菸一根接一根地抽，菸灰缸很快就滿了。
他現在完全明白了藤原星海那句「不敢發表」的意思。
換做自己也不敢說。
它是一個被壓抑到極限的火山即將噴發前的隆隆作響。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現在日本的社會就是一個裝滿了易燃氣體的房間。
想要排出去很難，更別提這裡的氣體在日益增多。
無數中年失業者，無數對未來感到絕望的年輕人，他們心中的憤怒和無助，隻需要一顆小小的火星就能被瞬間引爆。
而這首歌就是那顆火星。
它的前半部分太真實了，真實到殘酷。
冇有給予任何希望，也冇有提供任何慰藉。
反而**裸地將這個時代所有人的傷口都撕開。
將那些無人敢言的痛苦，那些藏在口號下的絕望，都用最直白的語言喊了出來。
雖然這首歌後半段確實有於絕望中尋求希望，在黑暗中尋找光明的跡象。
但聽眾能明白嗎，特別是在這個時代。
高橋健幾乎能預見到，一旦這首歌公之於眾將會發生什麼。
它或許能像藤原星海所期望的那樣，成為一劑猛藥。
讓那些麻木的靈魂在劇痛中清醒，獲得向死而生的勇氣。
但它更有可能……
成為一場風暴的序曲。
成為點燃無數人心中那根名為「憑什麼隻有我們受苦」的引線。
他甚至能想像到，那些西裝革履的官僚們，那些坐在國會議事堂裡的大人物們，在聽到這首歌時的表情。
他們會感到恐懼。
因為這首歌在挑明一個他們最害怕被挑明的事實——這個國家的根基，已經爛了。
他們絕不會允許這樣一種不穩定的聲音存在。
他們會用儘一切手段，讓這首歌和它的創作者從物理和輿論兩個層麵上徹底消失。
高橋健看著手中那盤輕飄飄磁帶，感覺它重若千鈞。
他現在麵臨著一個艱難的抉擇。
作為一個聰明的媒體人，他應該將這個燙手的山芋扔掉，假裝自己從未聽過。
這樣他能保住自己的飯碗，繼續在這個看似平靜的時代裡安穩度日。
反正自己的日子還過得去，何必呢？
或者作為一個真正的記者，冒著被體製碾碎的風險，將這個時代最真實的聲音公之於眾？
他想起了那個在咖啡館裡將這盤磁帶遞給他的年輕人。
他的背後是那個叫Seikai的幽靈，是他把這個選擇權交給了自己。
他是在試探我嗎？
還是說他早已預料到了這一切？
那個混蛋小子。
他是認定了自己會做這個選擇，他把這把刀遞給了自己，自己就成了那個負責捅破膿包的人。
可惡的傢夥。
高橋健將菸頭狠狠地按滅在菸灰缸裡，菸灰缸裡早已堆滿了菸蒂。
突然，他像是想明白了。
臉上露出一個興奮又帶點自嘲的笑容。
自己冇得選。
如果今天他再次退縮，那根紮在心裡的刺，會讓他後半輩子都瞧不起自己。
何況從他決定要追隨那個幽靈的腳步去記錄一個時代的變革開始，他就已經回不去了。
他拿起筆，在稿紙上寫一個標題，一個直戳心靈的質問。
他要讓所有看到這行字的人，都無法再假裝無事發生。
他撥通了排版部門的內線電話。
「是我，高橋。明天的預告版，給我留個位置，在末尾加一行字。」
電話那頭似乎有些為難，但他不給對方拒絕的機會。
「對，最顯眼的位置，用最大的黑體字。出了事，我負責。」
第二天，《週刊文春》的預告版的末尾，用前所未有的黑色加粗字型加印了一句話：
下週本刊將刊登一首匿名歌曲，
這首歌獻給所有假裝自己還過得很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