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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幕出現後，先生深感文化戰線的重要性與緊迫性。
他做出了一個決定：讓他的妻子投身文化事業，去負責電影拍攝工作。
讓家家戶戶有電視機，在當時的條件下還難以實現。
但讓村村通上大喇叭，集中力量辦，還是有可能的。
可隻有聲音，冇有畫麵，宣傳效果終究差了一層。
於是，先生想到了電影。
電影集視聽於一體，既能對內開啟民智，又能對外塑造形象、輸出文化的強大工具。
事實上，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我國的電影雖然有這樣那樣的時代侷限性，但整體上是百姓喜聞樂見，且立場、價值觀是端正的。
那時的電影，屁股是坐得正的。
後來為何會走樣，原因複雜，在此不做深究。
但如何從“喜聞樂見”滑向“人厭狗嫌”，倒能說上一二。
歸根結底，很多時候源於一種“不做不錯，少做少錯”的惰性思維。
於是，電影創作變得刻板、僵化。
人物徹底臉譜化，反派必定窮凶極惡，毫無人性。
正派則必須是完美無瑕的聖人，連隻螞蟻都捨不得踩。
正邪對決，必定是正義一方以絕對優勢一招製敵。
這樣拍出來的東西，固然沉悶乏味，不受歡迎，但在某些人看來，卻“冇有大問題”。
你頂多批評他拍得不好看，是能力問題，卻無法指責他犯了思想錯誤，因為他表麵上依然在宣揚“正麪價值觀”。
“事情冇做好”僅僅是能力問題，批評兩句也就過去了。
但“事情做錯了”，就可能被上綱上線為思想問題。
而從古至今，中外各國，思想問題都是砍頭的大問題。
於是，明哲保身之下，大家寧願混吃等死，也不願冒險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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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先生讓自己的妻子去拍電影，本身就帶有破局的意味。
你們都不敢為天下先，怕擔責任，那我就讓我妻子來！
由她來扛起這麵旗幟，承擔這份風險！
同時，先生此舉，也未嘗不是一種保護，想讓妻子遠離政治漩渦的中心。
他曾非常誠懇地評價過妻子的政治能力，直言她“在這方麵，連慈禧都不如”。
她起初很不服氣，暗自嘀咕：我比不上呂雉、武則天也就罷了，怎麼連慈禧都不如？
我起碼也該是宋代的劉娥水平吧？
先生隻是淡淡迴應：“當你問出這個問題的時候，你就已經不如慈禧了。”
“慈禧至少很清楚自己的位置和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
她聞言默然，但那股不服輸的勁頭也上來了。
拍就拍！
我對拍電影很有經驗！
我一定要證明，我不是你口中的“不如慈禧”！
與她一同負責這項工作的，還有“二木”的妻子。
“二木”在得知部分未來資訊後，曾私下找過先生，神情凝重地表示，他查到自己的妻子背景有些問題，疑似是被人安插過來的。
他動了離婚的念頭。
先生聽後，冇有立刻表態，隻是意味深長地說了五句話：
“第一，秦始皇尚且不因未來可能發生之事而sharen，何況是我們？”
“第二，我們不是古代的皇帝，想對付誰，就要羅織‘莫須有’的罪名。”
“離婚也好，繼續過下去也罷，這是你們夫妻之間的事。”
“你回去，從一個丈夫的角度，拋開那些政治揣測，好好想一想。”
“如果深思熟慮後還是要離，那就按手續辦。”
二木回去後思索良久，最終決定暫時不離婚，但讓妻子離開現在的崗位，和先生的妻子一起去搞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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