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媽媽打電話給我。
“你拿身份證回來一趟。”
“幹什麽？”
“好事。你回來再說。”
我回去了。她帶我去銀行，用我的身份證存了四萬塊錢。定期。存單她沒有給我，自己拿走了。
她說：“這筆錢先不給你用。等我死了，你再取出來用。”
我看著她把存單摺好，放進口袋裏。那個動作很熟練，像放了無數次自己的東西。我說：“不一定哦，也許有什麽用，我會取哦。”
她說：“你說取就取唄，反正用完也是你的。你不問我要就行了。”
她沒把我的話當回事。她覺得我隻是隨口一說。她不知道，我說那句話的時候，心裏已經決定了——這筆錢，是我名下的。我有權支配。不是等她死了，是等我需要的時候。
一個星期前，這筆錢到了三年期限。
我去銀行取錢。在櫃台辦手續的時候，手機響了。媽媽打來的。
“你回來跟我去銀行。”
我說：“我現在已經在銀行了。我在辦這筆錢，我自己取出來，然後自己再存進去。”
電話那頭沉默了兩秒。
“存單在我手上，你怎麽可能取得到？”
“是我的身份證存的，我怎麽不能取？”
她又沉默了兩秒。然後問：“你是不是取來用了？”
“是。”
“你為什麽要取？”
“有點急事。”
她的聲音突然拔高了：“你的膽子怎麽這麽肥！不問過我，你就敢取這筆錢來用？是你的錢嗎？”
我說：“是我身份證辦的，在我名下。怎麽不是我的錢？”
她說：“有一分錢是你給我的嗎？都是我一分一分從牙縫裏摳出來給你的。是我的錢。”
我不想跟她辯解。因為辯解沒有用。在她的邏輯裏，錢是她存的，就是她的。存單在她手上，就是她的。至於那筆錢寫的是誰的名字、存在誰的賬戶裏——她不在乎。她隻在乎一件事：我沒有經過她同意。
她掛了電話。
我看著手機螢幕，愣了一下。櫃台裏的工作人員問我：“女士，這筆錢還辦嗎？”
我說：“辦。”
五分鍾後，電話又響了。
“你就當你媽死了。沒有媽了。”
我說：“你為什麽這樣說？”
“當時我說得很清楚，我死了你才能取這筆錢用。現在我還沒有死，你就取了。你不是這麽想的嗎？”
我說：“當時我也說過一句話——不一定哦，也許有什麽用，我會取哦。”
她說：“你說取就取唄，反正用完也是你的。你不問我要就行了。”
然後她說：“你是想逼死我。”
“我怎麽想逼死你？”
“你就是！要不然你怎麽敢取那筆錢，不經過我同意？”
她說她要跟我斷絕母女關係。就這樣子了。你沒有媽了。你也不用回來了。
電話掛了。
我站在銀行門口，手裏拿著那筆錢。四萬塊。不多，也不少。夠我撐過一段難的日子。可那一刻我心裏想的不是錢。是“我沒有媽了”。因為一筆錢。因為我不聽話。因為我終於敢動“她的錢”。
可那筆錢，明明在我名下。明明是我身份證存的。我取自己的錢，怎麽就成了“逼死她”？
後來我想明白了。她不是在乎那筆錢。她在乎的是——我越過了她。我沒有問她要。我沒有等她“恩準”。我自己做了決定。這是她不能接受的。因為在她心裏，我永遠不能自己做決定。我的身份證是她的，我的錢是她的，我的命是她的。我取走自己的錢，就是“想逼死她”。
現在那筆錢還在我卡裏。我沒有亂花。也不會亂花。我隻是在需要的時候，用了自己的錢。
可她不會理解。她隻會記得——“你不聽話了。”
那本小本本上，又多了新的一筆。不是錢。是“不孝”。
可我不在乎了。那本賬，我還了三十多年。還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