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日晚，我提著樟木箱，狼狽抵達長安。
我似乎是從無膽量遠行的。這次過來，於公是講學，這沒什麼奈何；於私也隻是為了應山本君的諾，到李、楊“風流”了10年的地方，為破費了兩年之工的小說腹稿作一些充實，但也一個字全沒寫出。伏園約我當晚閱市，開始還是欣欣然，閱罷了“馬二”先生“勸善”的白灰牆，看過了“有求必應”迎風飄蕩的幡號，反而沒了什麼興味。大約確乎是遊歷孔廟的時候，其中有一間房子，掛著許多印畫，有李二曲像，有歷代帝王像，其中有一張是宋太祖或是什麼宗，而鬍子向上翹起的，我也記不清楚了。伏園倒有興緻，不肯回寢，約我明日逛大雁塔。當時我正和一些沒來由的心緒競爭，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見到塔就望著它倒掉。
隨後八日，在西北法學講學十數次，又去講武堂逗留半小時。陝西人費心勞力，備飯花錢，用汽車載，用船裝，用騾車拉，用自動車裝，請到長安去講演，大約萬料不到我隻會講小說史。期間就小說和詩歌的次序問題理了講義，外他便是整日忙碌的遊玩。為易俗社獻了字，買了“魯吉”和十數幅書帖（我好摹碑），胡亂對鏡子發了牢騷。無他。
二十一日，伏園約我聽戲，我頭痛，回的早。走至會館樓下，一個絡腮鬍打著赤膊，沖我曖昧的笑。
“周先生？”
我於是連連點頭，說道：“嗡，嗡，對啦。”
他探手入懷，“有您的信。”
存疑立刻跳出來作怪。我七日離家，在水道裡喝足了黃河水，走了七天。現已是身在長安的第七天，前後已度過兩旬。若是平凡的事務，急的會拍電報過來；北平的家人，除卻母親，又多半是不管我死活的。
是個頗大的郵包，我伸手接過，掃一眼，果真是我。封皮油膩膩的，不知沾染了什麼，眉頭便是一皺。絡腮鬍態度更是恭謹。我站著，他卻沒有要走，看定我的右嘴角。可能大概是我像宋太祖或什麼宗的鬍子的緣故，努努嘴就翹起來了。他依舊曖昧笑著。
我剛把五十銀元捐了，身上沒有賞錢；書帖倒是有，估摸他不肯收。含混打發了，他悻悻地走，我回到屋中坐定，端詳起手上的郵包來。
厚厚實實的，原郵戳辨認不清，像是泡過水，但從北平轉送來；定是郵差投入後，又轉寄致此，想來也頗費了周折。仔細端詳罷，寄址是日文寫就。想是金心異兄，或是“野豬”“野牛”怕誤事，輾轉遞給我。
自從那件事後，每遇外國東西，便覺得彷彿彼來俘我一樣，推拒，惶恐，退縮，逃避，抖成一團；尤其是東洋之物，更讓我感到孱奴一般的悲哀。我抖擻著撕開回憶，原址處卻沒住著什麼頻交的好友，更是疑惑。用紙刀裁開封條，湧流出一張寫真，滑著仰躺在桌上，
是一個黑瘦的先生，八字須，戴著眼鏡，桌上一疊大大小小的書。
我彷彿迎麵被什麼撞了似的，坐在椅子上，卻有一種滑脫的感覺，油油地裹在身上，似乎在等待我窒息。
是他，是先生。
此時別先生，整二十年。但上次相見，卻在我酷冷的夢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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