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今日所聞所學，於她而言不啻於一場席捲心神的滔天巨浪。
她本是懷揣著探究東旭先前所提那幾個哲學難題的心思而來，未料想師傅竟直接從《論語》根基處入手，抽絲剝繭重新詮釋孔子為何要確立「禮」的本質、區分「禮」與「儀」的形態。 ->.,提供給你，的閱讀體驗
更將那遙遠春秋的時代背景、社會困境一一鋪陳，令諸子百家那些微言大義，瞬間有了血肉，有了現實的對應。
經東旭這般顛覆性的講解，李清照再回想太學之中所授的儒家經典，竟覺處處皆是未曾深究的漏洞與隔閡，彷彿曆代註疏者皆在自說自話，與孔子立言的本心漸行漸遠。
這令她心中不由湧起一股複雜的感慨：這真是野有遺賢，明珠蒙塵啊！
我煌煌大宋，何以竟讓師傅這般身負真才實學之士，對科舉之途不屑一顧？
少女此刻尚不知「穿越」為何物，否則便不會發出這等混雜著敬佩與惋惜的嘆息了。
這實則算不得「野有遺賢」，乃是「天降係遺賢」。
上午的授課內容，核心便是將儒家典籍，尤其是《論語》，依東旭的理解重新梳理、闡釋，而後傳授於李清照。
少女本就聰穎好學，加之這些新解如同為她開啟了另一扇認知世界的窗戶，她聽得全神貫注，奮筆疾書，將要點一一記錄。遇有不解之處，便細心標註，預備歸家後細細揣摩，或打算去太學尋些宮中秘藏古籍，相互參照，以求甚解。
時光在專注的求學中悄然流逝，窗外那帶著暮春寒意的上午已然過去。北宋即將步入一個氣候更為嚴酷的小冰河時期，東旭麾下已開始暗中籌備棉衣等禦寒物資。
若隻說「冷」，常人或許難以體會其與往昔的區別。但若以後世標準衡量，則未來三十年間，北宋的平均氣溫將比現代低上兩度之多，至寒之時，連江南太湖亦會冰封，可行人走馬。
東旭的授課方式極富魅力，非是照本宣科，而是將歷史脈絡、文獻考據與身臨其境的推演融為一體。
他不僅引經據典，更常引導李清照站在古人所處的具體情境中，去思考那些諸子百家曾經麵對卻未必全然道明的根本問題。
李清照稍加思索便認出，其精髓源自墨子的「三表法」。
《墨子·非命上》有雲：「何謂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何本之？上本之古者聖王之事。於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於何用之？廢（發）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謂言有三表也。」
即是強調從歷史經驗（本）、現實考察（原）、實際效用（用）三個方麵來檢驗言論與學說的「歸納總結、經驗決定」之法。
東旭並未全盤接受墨子的思想。
他敏銳地指出了墨子學說內部存在的矛盾與對立之處，並經過自身的深入思辨，進行了批判性的繼承與發展。例如，他運用墨家後期「經、辯」之學中的「名（概念）、辭（判斷）、說（推理）」這套更為嚴密的邏輯工具，重新審視「三表法」，明確指出了「三表法」在依賴感官經驗、忽視理性推演方麵的侷限。
進而，他以「名、辭、說」的邏輯鏈條，論證了「三表法」可能產生的謬誤，並在此基礎上，復興並強調了墨家更為根本的「親（親身考察）、聞（聽取辨析）、說（邏輯推理）」這一完整的認知與治學方法。
故而，李清照今日所學，除卻東旭所還原的早期儒家精神外，更核心的收穫，便是這套經過東旭改造、深化的墨家治學方**。
她深感獲益良多，暗下決心歸家後定要好好溫習消化，並嘗試將這套方法應用到她自己鍾愛的金石考古之學中去。
「上古之時，言語初萌，文字未備，先民記錄事由、交流心聲，遠比今日艱難百倍。」
東旭見李清照對方法領悟頗快，便進一步舉例闡釋：「譬如，若你攜一『印刷機』驟然現身於殷商，你口稱『印刷機』，但商民聞之必茫然不解。因其世代未見此物，腦中自然無對應之詞意。」
他繼而聯絡到《詩經》：「《詩》之編纂，其一大作用正在於此。隨著周室克商，融夷入夏，構建新的『周禮』秩序，便亟需一部匯聚四方風謠、貫通古今情誌的詩歌總集，用以記錄共同的典章儀式、祭祀規範，傳播王道教化。使四方諸侯、各異族部落，能通過吟詠這些詩歌，理解『周』為何物，『周禮』精神何在，從而在文化上達成認同，在交流上消除隔閡。」
「回溯我等推演孔子確立『禮』之過程。」
東旭總結道：「實則已暗合三表法之精要。先是通過『本、原、用』的歸納，依據已知歷史勾勒出春秋時代的塵世輪廓；再運用『親、聞、說』的冷靜思辨，設身處地推理還原出孔子在當時情境下提出『禮』學的具體考量。」
他坦然承認：「此法雖難免因史料缺失、時代久遠而存在未知甚至失真的風險。然其立論紮實，考據嚴謹，遠勝當世許多宋儒諸子，僅憑一己之心性體悟或現實需求，便妄加發揮構建所謂的『新學』。」
「故而，治學之道，萬不可囫圇吞棗，拿來便用。」
東旭又對徒弟告誡道：「首要之務，是辨明一家學說的本來麵目，釐清其歷史源流與演變軌跡，而後方能冷靜審視，取其精華，棄其糟粕。唯有如此腳踏實地，方能真正踐行『為往聖繼絕學』。」
李清照聽得極為專注頻頻頷首，應道：「師傅所言極是。正如若以我大宋如今這般集權之法，若去治理前唐藩鎮割據、府兵馳廢之局麵，定然是方枘圓鑿徒勞無功。此皆因前唐時，漕運水利管理遠不及我朝完備，造紙之術亦未如今日這般成熟。」
她思路逐漸清晰起來，說道：「若欲以大宋這般依賴文書行政、強幹弱枝的模式管理前唐地方軍鎮，隻怕往來公文之浩繁便能將彼時有限的紙張消耗殆盡。正是因我大宋造紙之量遠邁前唐，方能支撐起如此龐雜的公文運轉，使得朝廷意圖能通過層層文書，有效傳達至地方，貫徹『強幹弱枝』之國策。」
「再者，前唐官吏與讀書人之數量，亦遠遜我朝。」李清照仔細回憶著自己在在父親那邊所瞭解的朝堂情況，說道：「我大宋在籍官員恐不下四萬之數，如此還是尚未計入各地胥吏僚屬。正是擁有如此龐大的士人數量，方能維繫這套朝廷士人管理運轉。文書往來愈多，愈需確保上下理解之一致；讀書人愈眾，朝堂與地方之資訊通達便愈有保障。由此，大宋之官製禮儀，亦隨之不斷調整強化，導致……皇帝權柄，在事實上要比前唐、乃至於歷代更為集中。」
她引述孔子之言，感慨萬千：「『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今觀之，宋因於唐禮，其所損益，亦可知也。孔夫子之言，誠不欺我！」
讀書十數載，李清照首次如此真切地感受到，儒家學問竟能如此深刻地切入現實政事的肌理，如此具有解釋力與生命力。
這與當下主流宋儒沉溺於心、性、理、氣等空泛概唸的討論相比，簡直是霄壤之別，高下立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