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對於李斯特想法的前半部分，查理並不認同，即農業不需要保護，不必限製農產品進口，否則不能從外國取得廉價的糧食和原料，這將不利於本國工業的發展。
工業是一定要發展的，但絕對不能建立在過多的犧牲農業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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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必須首先能夠保證自己本國國內的糧食基本自給，民以食為天，糧食作為一個國家的根本命脈絕對不能夠被其他國家卡住脖子。
畢竟，如果一旦發生戰爭或者是兩國交惡，人家說不賣給你糧食就不賣給你糧食了，那你怎麼辦？
奧地利目前倒是不擔心這個，作為歐洲僅次於俄羅斯的第二農業大國，守著潘諾尼亞大平原這座天然寶庫的奧地利，每年的糧食自給率能夠達到200％。
在實現本國國內糧食的自給之後，奧地利還能盈餘不少糧食，出口國外，為本國賺取外匯。
而在18世紀下半葉，特別是從約1750年代開始，德意誌大部分地區經歷了顯著且持續的食品價格上漲週期。
黑麥作為當時德意誌尤其是中下層民眾的主要熱量來源，其價格上漲趨勢更具有代表性。普魯士布蘭登堡黑麥的年度平均價格指數（以1740年代為基準100）從1750年-1754年的約120，攀升至1780年-1784年的190左右。
小麥的價格軌跡與黑麥高度一致，儘管其絕對價格更高（通常為黑麥的1.2-1.3倍），被視為更優質的穀物。1770年-1779年萊比錫市場小麥年均價格為每公石（約55升）1.8-2.0塔勒。
人口快速增長是推高食品需求的核心因素之一，城市化也在緩慢加速，增加了非農業人口對商品糧的需求。這種人口壓力直接轉化為對黑麥、小麥等基本糧食的剛性需求增長，在土地開墾和技術進步無法完全匹配的情況下，必然拉高價格。
18世紀下半葉也是歐洲貿易日益整合的時期，德意誌地區也捲入了不斷擴大的跨區域穀物市場。波羅的海沿岸城市（如但澤)是重要的糧食出口樞紐，將德意誌東部和東歐平原的穀物大量輸往西歐，特別是人口稠密、工業化更早的荷蘭和英國，以及法國部分地區。在豐年，單從但澤港出口的小麥，在1760年-1770年代平均每年高達約10萬拉斯特（約21.97萬噸），黑麥和其他穀物出口量更大。
這種出口需求為德意誌的穀物設定了「國際價格底線」，並成為推動本地價格上漲的重要動力。當西歐需求旺盛或本地歉收時，其對德意誌穀物的進口需求激增，通過商業網絡迅速傳導至德意誌東部農業區，抬升當地收購價格和內陸市場的供應價格。
與顯著的價格上漲趨勢相伴的，是18世紀被經濟史學家稱為「大穩健」的現象。在整個18世紀（尤其是1750年以後），糧食價格的年度波動幅度、季節性漲跌落差以及地區間的價格離散程度顯著低於之前的16、17世紀。布蘭登堡地區黑麥價格在17世紀的年度間波動常超過±50%，而18世紀下半葉大部分年份的波動被壓製在±25%以內（戰爭年份除外）。
這種穩定性主要歸因於交通運輸條件的有限改善（內陸水道與道路）、市場資訊傳遞效率的提高、國家在饑荒時期嘗試的平準機製（如糧倉）、以及跨區域市場整合的增強。這種降低了的波動性，意味著「名義價格」的變化趨勢對農業生產者而言，其訊號意義變得更加清晰可靠。價格訊號「噪音」的減少，使得生產者可以更多地依據持續上漲的名義價格趨勢進行投資決策。
麵對食品價格的長期上漲預期，德意誌農業生產者最直接的供給反應是對未利用或低利用土地進行大規模墾殖。從1740年開始，僅布蘭登堡一地，通過排水、砍伐森林和清理灌木開墾的土地就達到約18萬摩根，相當於增加了4.59萬公頃耕地。
奧地利從進入十八世紀之後，就一直在興修水利，拓寬多瑙河的支流，修建運河，所用花費大部分都由皇室出資。
在波美拉尼亞，腓特烈二世於1747年啟動的奧得河治水工程，包括在下遊開鑿總長55公裡的「腓特烈渠「以取代原有彎曲河道，使通航距離縮短40%；河床被統一疏浚至4.8米深度，並沿河岸修建118公裡石質堤壩與234公裡土堤，配套設置32座泄洪閘。在瓦爾塔河三角洲區域，引進86台荷蘭式風車進行排水，每日排水量達25萬立方米。
工程總耗資最終達58815萬塔勒，其中78%由王室財政直接撥付，遠超最初230萬塔勒預算。在1750至1770年建設高峰期，每年平均投入15萬塔勒，占財政支出的3%至5%，該工程共新增耕地34500公頃。開墾大規模沼澤、荒地和改造森林依賴於大型水利工程和公共資金投入，這遠超普通農民或莊園主的財力與技術能力，因此邦國政府成為重要的推動者與資助方。
除了前述的普魯士奧得河工程外，巴伐利亞選侯國在卡爾·特奧多爾選侯主導下，於1770年開始對多瑙河支流實施綜合治理。1772年設立的「沼澤排乾委員會」對伊薩爾河流域進行重點整治，在慕尼黑至蘭茨胡特河段裁直17處彎曲河道，新建42公裡護岸堤；針對埃爾丁沼澤實施分層排水技術，開挖46公裡主排水渠及210公裡支渠網絡。該工程開發耕地8860公頃，吸引1242戶移民定居。同期進行的因河下遊工程在布勞瑙至帕紹河段建造3座泄洪堰，其中施塔姆哈姆堰長度達187米；改造22處洪泛區後新增5400公頃草場。工程總耗資89.7萬古爾登，王室資金占比63%。
漢諾瓦選侯國在英國國王兼漢諾瓦選帝侯布希三世資助下推進呂訥堡荒原開發。於1764年實施大規模土壤改良，在蓋斯特地區每公頃摻入300馬車黏土以改良沙質土壤；配套修建39公裡「國王渠」主排水道及147公裡支渠網絡。該工程賦予墾殖者20年免稅權。威悉河治理工程始於1771年，在明登至不萊梅航段清除21處河道礁石，建造4座船閘。工程總耗資43萬塔勒，其中80%來源於英國王室年金，整個荒原改造工程共開墾土地11800公頃。
巴登邊區的馬克伯爵卡爾·弗裡德裡希自1765至1778年間主持萊茵河上遊改造工程。在凱爾至菲利普斯堡河段修築高度為4.2米的防洪堤43公裡，並開鑿14.7公裡長的阿爾伯分流渠，渠麵寬度統一為48米。工程新增耕地3700公頃，工程總耗資28.4萬古爾登全部由伯爵領地財政承擔。
同時，耕作製度革新雖緩慢但還是有進展的，三圃製在部分地區開始被輪作製或改良輪作替代。這種製度允許農民在休耕地上種植「綠肥」，特別是豆科植物苜蓿和紅豆草，種植苜蓿後的冬小麥每公頃產量從改良前的1035公斤提升至1275公斤，這種增產主要源於豆科植物根係固氮作用帶來的土壤養分積累。
儘管德意誌在18世紀下半葉也興起了農業改良思想和農會組織，如1763年成立的普魯士皇家農業協會、1769年建立的萊比錫經濟學會、以及巴登、巴伐利亞等地類似社團，但其影響力主要侷限於知識分子、官員和大型莊園主，對廣大小農生產實踐的滲透極為有限。
因此，這一時期的供給響應主要還是依靠擴大耕地外延（開墾）和優化內部使用（牧場轉耕、休耕地利用）來實現，而非以科學技術驅動的土地生產力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