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二十六年的深秋，長安城的色彩從金碧輝煌轉向了沉鬱莊重的赭黃與灰褐，如同帝國中樞的權力光譜，在“平邊”大業這麵棱鏡的折射下，呈現出愈發複雜而集中的色調。李瑾以“檢校兵部尚書”、“總督平邊諸事”的身份總攬籌備，其權力觸角已深入兵、工、戶、將作等諸司，然而，隨著“水師建設”、“軍械改良”兩大核心支柱進入實質推進階段，一個愈發清晰的瓶頸與需求凸顯出來——亟需一個能夠統一標準、集中資源、高效運轉，專司最新式、最重要軍械研發與製造的專門機構。現有的將作監雖有軍工職能，但事務龐雜，且受舊有官僚體係與工藝傳承掣肘頗多，難以滿足“平邊”戰略對軍械“跨代”革新的迫切要求，更難以有效統合“格物所”帶來的新思維、新技術。
這個念頭，在李瑾心中醞釀已久，也與“北門學士”及部分務實派官員進行過探討。然而，設立一個全新的、權力集中且直屬“平邊”體係的軍械機構，勢必觸動現有利益格局，尤其是將作監、少府監乃至兵部庫部司的職權，更會引發守舊勢力對其“攬權過甚”的新一輪攻訐。他需要等待一個合適的契機，也需要獲得帝後最明確、最堅定的支援。
契機，伴隨著風險與機遇一同到來。十月初，在“軍器研造院”一次針對“配重拋石機”（李瑾稱之為“襄砲”）的關鍵投射試驗中，盡管前期準備充分，但在連續高強度測試後，一台砲機的關鍵承重部件（鐵製轉軸）因金屬疲勞與工藝瑕疵突然斷裂，導致砲臂失控迴擺，不僅砸毀了砲架，飛濺的碎片更造成現場三名負責記錄的文吏重傷，其中一人傷重不治。事故雖未涉及核心匠師，但“出人命”的訊息，仍然在朝野引起了不小的震動。
長孫無忌、褚遂良等人立刻抓住了這個把柄。褚遂良親自上疏，痛陳“李瑾好大喜功，急於求成，苛待匠役，罔顧人命，致使國之巧匠、忠良文吏枉死！其所謂‘新式軍械’，不過奇技淫巧，徒耗國帑，反生禍端！請陛下明察，嚴懲相關責任人，暫停此等危險無益之工，以儆效尤！”疏中雖未直接要求罷免李瑾，但字字誅心，直指其“平邊”籌備的核心——軍械革新。
訊息傳來時，李瑾正在登州巡視新建的造船場。他聞訊，並未急於趕迴長安自辯，而是命人將事故的詳細勘查記錄、部件殘骸、工藝流程檢查報告、以及傷亡人員的撫恤安置情況，以八百裏加急直送紫宸殿。同時，他寫了一份言辭懇切卻冷靜客觀的請罪與陳情奏疏。在疏中，他首先承擔了“督造不力、致有傷亡”的領導責任，請求處罰；然後詳細分析了事故原因——核心在於當前軍械製造體係分散、標準不一、工藝監管不嚴，尤其是對關鍵金屬部件的冶煉、加工、檢驗缺乏統一且嚴格的製度。他並未將責任推給具體匠師，而是直指製度性缺陷。
“此次事故，誠為慘痛教訓。”他在奏疏中寫道，“然，亦是一麵明鏡，照出我朝軍器製造積弊之深。若因此而廢棄新器研製，無異於因噎廢食。當務之急，非停工問罪，而是痛定思痛，革除弊政，建立起一套從設計、用料、製作到檢驗的全新、嚴密、高效的軍器製造與管理體係！唯有如此，方能杜絕類似慘劇，方能真正造出可靠、精良、足以克敵製勝的國之利器！臣冒死懇請陛下，成立專司——軍器監，總攬全國新式、重要軍械的研製、監造、檢驗與配發，並製定統一的‘軍器法式’（標準）。此事關乎‘平邊’大業成敗，關乎國家安危，伏乞聖裁！**”
他將一次事故危機，轉化為推動製度變革的契機，並明確提出了成立“軍器監”的具體主張。奏疏與事故報告同時送達紫宸殿。
紫宸殿暖閣內，皇帝李治仔細閱讀了事故報告與李瑾的奏疏。報告中的技術分析詳盡專業，撫恤方案周全，顯示了李瑾並未逃避責任。而奏疏中關於“製度缺陷”的分析與成立“軍器監”的建議，則深深觸動了他。他想起之前李瑾匯報“火藥包”試驗事故時皇後的態度，也想起自己觀摩“襄砲”試射時對其威力的震撼。他知道，要成就“平邊”偉業，必須要有超越前代的利器，而利器的誕生，離不開可靠的製度保障。李瑾的提議，雖然看似又一次擴權，但切中要害，且是“痛定思痛”後的改進，理由充分。
他將奏疏遞給簾後的皇後，歎道：“皇後你看，李瑾所言……是否在理？”
武媚娘早已通過自己的渠道瞭解了事故詳情與李瑾的應對。她快速瀏覽了奏疏，心中已有計較。李瑾此舉，可謂以退為進，化危為機，既展現了擔當，又提出了具有長遠眼光的製度改革方案，且將設立新機構的必要性牢牢繫結在“平邊”大業與“杜絕事故”的迫切需求上，讓人難以反駁。這正符合她期望的——李瑾在前方開拓，她與皇帝在後方支援並收獲政治與製度成果。
“陛下，”她放下奏疏，聲音清晰而沉穩，“李相所言，字字血淚，句句椎心。事故慘痛，教訓深刻。然其能不諉過於人，反躬自省，直指製度根本，此乃真正的負責與擔當。其所請設立‘軍器監’，統一標準，嚴格管理，確為杜絕後患、保障‘平邊’利器精良的治本之策。昔年秦統一六國，便有統一度量衡、車同軌、書同文之舉。今日我大唐欲成不世之功，在軍器製造上實行標準化、專業化管理，正是順應時勢之舉。隻是…此事牽涉甚廣，尤其是與將作、少府等監職權有所重疊，需妥善厘清，以免日後推諉掣肘。”
她既明確支援了設立“軍器監”的方向，又指出了可能存在的職權衝突問題，提醒皇帝需在製度設計上考慮周全，顯示了她思慮的縝密。
皇帝點頭：“皇後所言極是。此事，確需慎重。然李瑾之請，於國於軍，實為大利。朕意……可準其所奏，設立軍器監，但具體職權、隸屬、與諸監關係，需詳加議定。”
有了帝後的初步共識，接下來的朝議便有了基調。盡管褚遂良等人極力反對，稱“祖宗成法不可輕變”、“李瑾藉此事故擴張權柄，其心可誅”，但皇帝以“太宗皇帝在日，亦常更新製度，以應時需。今為平邊大業，革除軍械積弊，正是繼承先誌”**為由，力排眾議。皇後則在簾後適時補充，強調“標準化”、“專業化”對保障質量、提高效率、節約長遠成本的好處，並建議由政事堂牽頭，會同兵部、工部、將作監、少府監及“格物所”，共同擬定“軍器監”的詳細組建方案與“軍器法式”草案。
司空李勣再次發揮了關鍵作用。**他在朝堂上直言：“為將者，誰不盼麾下將士手持利刃，身披堅甲，後有強弓硬弩、攻城重器為援？然現行軍械，好壞不一，補給遲緩，常誤戰機。若真能有一專司，統造精良劃一之器，按期按質交付各軍，實乃全軍之福，老臣第一個讚成！”他的表態，代表了軍方務實派對裝備標準化、專業化的迫切需求，徹底堵住了反對者以“違背祖製”、“擾民”等為由的抨擊。
十月底，經過數輪激烈而細致的朝議與幕後協商，皇帝正式下詔：
“朕紹承丕緒，夙夜兢兢，思弘前烈，克平邊患。然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近以軍械之務，攸關重大，而舊製分隸，程功匪易，標準靡一，致有疏失。茲為一新庶政，專其責成，特設立軍器監。**”
詔書明確規定：
一、軍器監為獨立官署，直接對皇帝與政事堂負責，專司全國新式、重要軍械（包括但不限於新式弓弩、甲冑、攻城器、火攻具、戰船武備等）的研製、設計、標準製定、監造、檢驗及重點配發。**原有將作監、少府監下屬的軍工作坊及匠戶，擇其精良者劃歸軍器監統一管理，其餘仍歸原監，但所造常規軍器需符合“軍器法式”。
二、以檢校兵部尚書、總督平邊諸事李瑾，兼領軍器監監正，全權負責軍器監組建與運作。**另設監副二人，由皇帝欽點精通實務的官員擔任，輔助李瑾。
三、即刻著手製定《大唐軍器法式》，對各類軍械的材料、規格、工藝、檢驗標準進行統一規定，作為軍器製造與驗收的根本依據**。
四、授權軍器監在全國範圍內征召、考覈優秀匠師，並給予相應的官身、俸祿與獎勵，以激勵創新。同時，在長安、洛陽、晉陽等地擇址建立新的軍器製造基地**。
詔書一下，舉世矚目。李瑾正式執掌軍器監，成為大唐帝國軍事工業體係的最高負責人。其職權範圍，從戰略謀劃、工程建設，進一步深入到最核心的武器裝備研發與生產領域，真正觸及了帝國武力的根基。
接旨次日，李瑾便走馬上任。他沒有選擇在皇城內的華麗衙署，而是將“軍器監”的臨時辦公地點，直接設在了原“軍器研造院”所在的、位於長安城西郊的龐大院落群。這裏遠離繁華，便於保密與試驗，也象征著與舊有官僚體係的某種切割。
上任第一把火，他便以“襄砲”事故為鑒，親自牽頭，匯聚“格物所”骨幹、將作監大匠、以及從兵部、工部抽調的精通律令與實務的官員，開始晝夜不停地編纂《大唐軍器法式》。他引入“標準化”、“模組化”、“質量控製”、“安全生產”等超越時代的概念，要求對每一種軍械，從鐵料含碳量、木材種類齡期，到每一個部件的尺寸公差、熱處理工藝、組裝流程，乃至最後的水壓（對容器）、拉力、投射·精度等檢驗標準，都必須有明確、可量化、可重複檢驗的規定。他特別強調了對金屬材料（尤其是鋼）的冶煉與加工標準，並開始著手在長安附近籌建一座采用新法（高爐、炒鋼）的“官營精鋼坊”，以從源頭保障關鍵材料質量。同時，頒布嚴格的《匠作安全條例》，強製要求佩戴防護、規範操作、定期檢查裝置。
第二把火，是整合資源與人才。他雷厲風行，頂著將作監等衙門的巨大阻力與不滿，以皇帝詔書為依據，將分散在各監的頂尖軍工匠師及其核心團隊，連同部分關鍵裝置、圖冊，整體調入軍器監。對於匠師，他給予遠高於以往的俸祿與獎勵，並承諾以其技術成果評定“匠師”等級，享有相應的社會地位甚至蔭子權利。對於劃歸的工匠，則進行嚴格的技術考覈與安全培訓，合格者留用，待遇提升；不合格或怠惰者，退迴原監或轉做他役。一時間，西郊軍器監駐地成了帝國能工巧匠心嚮往之的聖地，也成了舊有利益集團咬牙切齒的所在。
第三把火，是重啟並加速關鍵專案。在嚴格的安全規範與新材料標準下，“襄砲”的改進型迅速定型量產，其射程、精度、可靠性遠超舊式拋石機。對“火藥”的應用研究也被置於最高優先順序，成立了獨立的“火藥作坊”，在嚴格隔離與防護下，進行配方優化、顆粒化、定量包裝及引信改進的研究，目標是製成可靠的拋射炸藥包（被命名為“震天雷”）和其他爆破器具。同時，一種更為大膽的構想——利用火藥燃氣推動彈丸的管狀火器（原始火炮）的預研，也在絕密中悄然啟動，由李瑾親自掌握幾名絕對可靠的頂尖匠師進行探索。長安西郊，日夜傳來沉悶的撞擊聲、呼嘯的試射聲，偶爾還有低沉如悶雷的爆炸聲。皇城內的達官貴人們，在最初的驚疑不定後，漸漸習以為常，隻是私下裏議論著那位“李總督”又在折騰什麽駭人的物事。
李瑾執掌軍器監，如同給一台龐大的舊機器更換了核心引擎，注入了全新的動力與規範。阻力巨大，非議不絕，但成效也開始以肉眼可見的速度顯現。標準化帶來的質量提升與成本可控，專業化管理帶來的效率提高，以及對匠師的激勵所激發的創新活力，都讓原本對“靡費”、“危險”心存疑慮的皇帝與部分務實派官員，逐漸看到了希望。而軍器監的每一次技術突破與質量報告，都通過李瑾的奏報，化為紫宸殿禦案上令人振奮的資料與圖樣，進一步鞏固了帝後對其的信任與支援。
長孫無忌等人並未罷休，他們轉而攻擊軍器監“靡費尤甚”、“苛待劃轉匠戶引發怨言”、“所製器物華而不實”。然而，李瑾以詳盡的賬目、規範的匠戶管理記錄、以及一次次邀請軍方將領、禦史台官員現場觀摩新式軍械威力的“公開課”，將這些攻擊一一化解。皇帝甚至在一次觀摩了新式“襄砲”齊射與“震天雷”爆破演示後，興奮地對左右道：“有此等利器，何愁高句麗不下！李瑾，真乃朕之幹城！**”
執掌軍器監，不僅是職權的擴張，更是李瑾將其“實學”理念與超前的工業化、標準化思維，深度注入帝國軍事肌體的開端。這台在他手中開始轟鳴的新引擎，正在悄然改變著大唐軍隊的麵貌，也為即將到來的風雲際會，積蓄著足以改天換地的磅礴力量。**而李瑾本人，則站在這個新舊力量激烈碰撞、融合的核心，謹慎而堅定地，推動著曆史的車輪，朝著一個未知而充滿希望的方向，緩緩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