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周女誡》的頒行，如同在沉寂千年的潭水中投入了一顆巨石，其引發的思想漣漪，從朝堂蔓延至士林，從通都大邑擴散到偏遠鄉野。激烈的爭論持續了數月，唾罵者有之，攻訐者有之，但與此同時，一種緩慢而確實的變化，也如同初春的凍土之下悄然湧動的暖流，開始在帝國社會的肌理中滲透、擴散。武媚娘以無上權力推動的這場變革，在經曆了最初的陣痛與對抗後，開始顯現出它超越政治宣言的實際影響力，一點點地撬動著根深蒂固的社會觀念與風氣。
最顯著的變化，首先體現在對女子教育的態度上。
以往，官宦世家、書香門第讓女兒讀書識字，多半是為了“明理”，以便更好地相夫教子、管理內宅，所學無非是《女誡》、《列女傳》及些許詩詞，且往往深鎖閨閣，不為人知。富商巨賈之家，或許會教女兒算賬管家，但那也是實用技能，與“才學”無關。至於平民百姓，女子識字者更是鳳毛麟角。
然而，隨著女科取士成為現實，數位女官在朝在地方展現出不凡的才幹，尤其是天後親著《新女誡》公開倡導“才德並修”、“生女亦當教之”，一種新的風尚開始在一些開明家庭中悄然興起。
在洛陽、長安，一些思想較為開放的士大夫家庭，開始延請西席，不僅教兒子，也開始係統地教女兒誦讀經史，學習詩賦，甚至探討時務。雖然仍以“陶冶性情”、“知書達理”為名，但學習的範圍和深度已遠超以往。江南富庶之地，如揚州、蘇州，一些大族甚至為族中女子開辦了小型家塾，除了傳統女紅，也教授詩文、算學、律法基礎。商賈之家更是務實，眼見裴文君等女官憑借算學、經濟之能立足，也開始注重培養女兒的理賬、經營能力，認為“女子有才，亦能光耀門楣，或可覓得佳婿，或可輔佐家業”。
民間私塾，也出現了微妙的變化。雖然絕大多數私塾依然拒收女童，但在一些風氣較為開放的城市，開始有極少數塾師，在招收男童的同時，也默許附近家境尚可、且父母開明的女童旁聽，或在家中另設“女席”，用屏風隔開授課。教材也不僅限於《千字文》、《百家姓》，偶爾也會講解《新女誡》中的篇章，或挑選《詩經》、《楚辭》中較為“雅正”的篇目。
這股風氣甚至影響到了宮廷。武則天以身作則，不僅要求公主、郡主們讀書習文，還定期召集有才學的命婦、女官入宮，舉辦“內廷文會”，談論詩書，議論古今，有時甚至涉及經國治道。上官婉兒自然是其中的核心人物，她的才華和權勢，本身就成為許多貴族女子豔羨和效仿的物件。公主、郡主們也不再僅僅滿足於學習女則、音律、繪畫，開始對史書、政論產生興趣。太平公主李令月，本就聰慧活潑，受此風氣影響，更是常常纏著兄長李瑾和母後詢問朝政，對女官事務表現出極大熱情。
其次，是女性參與社會活動與公共事務的空間，有了些許拓寬。
雖然“男女有別”、“內外之分”的大防依然森嚴，但在一些特定領域和場合，無形的壁壘開始出現縫隙。最明顯的是在經濟領域。隨著《永昌律》中保護女性財產權（尤其是寡婦和未婚女子）條款的逐步推行，以及女官示範效應，女性獨立經營產業、處置財產的情況比以前增多。不僅限於傳統的紡織、刺繡、飲食等行業，一些有膽識、有資本的女性，開始涉足商貿、客棧、貨棧乃至小額信貸。官府在辦理相關契約、稅賦時，雖然仍不免有異樣眼光和刁難，但至少有了明確的法律依據，使得女性經商者的權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障。
在慈善與地方公益方麵，女性（尤其是寡居或無子的貴族、富商女性）的身影也更為活躍。《新女誡》中“關心閭裏疾苦”、“施藥救人”等訓導，為她們參與這類活動提供了道德合理性。捐資修橋鋪路、設立義倉賑濟貧弱、資助醫藥施診等善舉，不再僅僅被視為“積陰德”，也開始被公開讚揚為“踐行女誡，惠及鄉梓”。地方官府有時也會邀請這些有威望、有資財的女性參與一些賑災、施粥的具體事務協調。這雖然距離真正的“參政”還很遙遠，但至少讓女性以“慈善家”、“捐助者”的身份，出現在了原本由男性主導的公共領域邊緣。
社會交往與娛樂活動的禁忌，在都城和某些繁華城市，也略有鬆動。以往，貴族女子外出，必須乘車坐轎，帷帽遮麵，仆從環繞。如今，雖然基本禮儀仍被遵守，但女子結伴出遊，尤其是參加元宵、端午、中秋等節日的燈會、遊園活動，已不如過去那般備受非議。一些專為女性開設的高階茶館、詩社、畫苑開始出現，成為上層女性社交、展示才藝的場所。雖然這些活動仍侷限於特定階層，且往往有男性親屬陪同或嚴格的空間區隔，但畢竟為女性提供了有限的、相對自由的社交空間。
再次，是婚姻與家庭觀唸的細微變化。
盡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仍是主流，但女方家庭在擇婿時，除了門第、財富，也開始更多考慮男子的品行、才學，以及是否尊重女性。女方本人的意願，雖然仍不被高度重視，但在一些開明家庭，父母在決定前征詢女兒看法的情況開始增多。《新女誡》中“諫諍輔佐”、“有義則合，無義則去”（雖表述委婉）等觀念，雖然不可能立刻改變女性在婚姻中的從屬地位，但至少為那些在婚姻中遭遇不幸的女性，提供了一點點道義上的支援和思想上的出路。寡婦再嫁麵臨的輿論壓力，在部分城市地區似乎略有減輕，尤其是當寡婦本身有能力、有財產時。
當然，這些變化是緩慢的、不平衡的、且充滿反複的。它們主要發生在兩京地區、通都大邑、以及南方某些經濟文化發達、風氣相對開放的區域。在廣大的鄉村、內陸偏遠州縣，傳統的力量依然根深蒂固，絕大多數女性依然被牢牢束縛在家庭和土地之上，遵循著千百年來的生活軌跡。《新女誡》的文字可能被裏正、鄉老宣讀，但能聽懂並理解的婦女寥寥無幾，即便聽懂，在嚴酷的現實生活與強大的宗族壓力下，也很難產生實質影響。
即便是變革之風最盛的洛陽、長安，反對和嘲諷的聲音也從未停止。茶樓酒肆中，依然有文人墨客譏諷“牝雞司晨”，嘲笑那些拋頭露麵、讀書應試的女子是“不守本分”、“妄想一步登天”。一些頑固的士大夫家庭，嚴禁女性接觸《新女誡》，視其為“異端邪說”，更加嚴格地禁錮家中女子。女官們在公開場合，依然要承受異樣的目光和非議。裴文君在鹽城，盡管政績卓著，但關於她“不守婦道”、“與鹽商勾結”的流言蜚語，依然在暗處流傳。盧靜姝在襄陽，判決支援寡婦掌管產業的案件，雖然最終得以維持，但她本人“牝雞司晨”、“離間骨肉”的惡名，也在保守的士紳階層中廣為傳播。
但無論如何，堅冰已經出現裂痕。武則天以國家力量強行推動的這場社會觀念變革，如同在厚重的凍土上犁開了一道深溝。盡管寒風依然凜冽，但春天的種子，已經被撒了下去。能否發芽、生長，除了依賴於上方的陽光（權力支援），更取決於土壤本身（社會基礎）的溫度和養分。
永昌六年的中秋，洛陽城舉辦了一場盛大的燈會。與以往不同的是，今年官府特意在洛水畔劃出了一片區域，允許女性（需有男性家人陪同或結伴而行，且需佩戴帷帽）較為自由地觀燈遊玩。雖然仍有諸多限製，且這片區域與主燈區隔開，但這已是前所未有的舉措。是夜，華燈初上，洛水之濱，衣香鬢影，笑語嫣然。許多深居簡出的貴族少女、年輕婦人，在父兄、丈夫或仆從的陪同下，得以一睹這繁華盛景，感受節日的歡愉。她們的身影倒映在波光粼粼的洛水中，與璀璨的燈火交織成一幅流動的畫卷。
在燈會一角，幾位結伴而來的年輕士子，望著不遠處被燈火映亮的女性身影區域，低聲議論。
一人歎道：“世風日下，人心不古。婦人當街遊冶，成何體統？皆是那《新女誡》蠱惑人心！”
另一人卻搖頭道：“王兄此言差矣。依我看，隻要不失禮法，婦人偶爾出遊，領略太平氣象，有何不可？昔日子見南子，聖人亦不以為非。何況今日天後倡導坤德光大，女子通曉世事，未必是壞事。你我家中姊妹，不也因此多讀了幾卷書，明瞭幾分理麽？”
先前那人嗤道：“李兄莫不是也想讓令妹去考那女科，博個功名？”
被稱作李兄的士子微微一笑，不置可否：“才學在心，不分男女。能明理，便是好的。至於功名……且看將來吧。”
這樣的對話，在洛陽、長安的許多角落發生著。年輕一代的士人，生長於武則天掌權的時代，耳濡目染，對許多新事物的接受度，顯然比他們的父輩要高。雖然徹底認同者仍是少數，但懷疑、抵觸的情緒中，開始混雜了更多的好奇、觀望，甚至一絲不易察覺的認同。
在深宮之中，武則天站在高聳的城樓上，遙望著洛水畔那片特意為女子劃出的、燈火格外璀璨的區域。夜風拂動她鬢邊的華發，她的目光沉靜而悠遠。她能聽到遠處的笙歌笑語，也能想見暗處的譏諷與罵聲。但她更關注的，是那些燈火下，那一張張被照亮、或許正流露出新奇與歡欣的，年輕女子的臉龐。
“婉兒，”她沒有迴頭，對侍立在側的上官婉兒說道，“你看那燈火，可能照遍這萬裏江山每一個角落？”
上官婉兒輕聲道：“迴陛下，燈火雖微，然聚沙成塔，星火亦可燎原。今兩京之地，已有新風。假以時日，潛移默化，未必不能澤被四方。”
武則天緩緩頷首：“是啊，潛移默化……這‘默化’，有時比雷霆手段更難，也更要緊。種子已經撒下，接下來，就是看它們自己，能不能在這片土地上生根、發芽了。”她頓了頓，聲音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疲憊，也有一絲不容置疑的堅定，“告訴吏部，下一次女科，規模可以再擴大一些。各州縣，若有才德出眾、通曉事務的女子，無論出身，皆可舉薦應試。朝廷，要給他們機會，也要給天下人，再多看看。”
風氣漸開，如春冰初泮，雖時有反複，寒意未消，但冰層之下，潺潺水聲已清晰可聞。這變化細微而深刻，觸及了社會最基本的細胞——家庭與個人。它並非一蹴而就的狂飆突進，而是一場由權力頂層設計、在現實土壤中緩慢滲透、在爭議與對抗中曲折前行的社會演化。其最終走向何方，無人能夠預料，但變化本身，已然成為這個時代不可逆轉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