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價印刷與公立圖書館如同兩道水閘，開啟了知識的洪流。然而，緊隨其後，一股更加湍急、更加難以預測的潮水，已在不經意間漫過堤岸，以更迅猛的姿態，衝刷著帝國社會的每一個角落——那就是“新聞”與“輿論”的加速傳播。一種脫胎於舊有資訊載體，卻因印刷術革命而獲得全新生命力的媒介，開始在長安、洛陽等大都市，以及揚州、成都等繁華商埠悄然興起，並迅速蔓延。人們沿襲舊稱，或呼為“小報”，或稱“新聞紙”，更文雅些的，則仿效朝廷的“邸報”，謂之“民間邸抄”。
在印刷時代之前，資訊的傳遞主要依賴口耳相傳、書信往來，以及官方壟斷的“邸報”（或稱“朝報”、“邸抄”）。邸報由地方派駐京城的進奏院編發，抄錄朝廷明發諭旨、官員任免、臣僚奏章（經篩選）等官方資訊，通過驛遞係統傳至各州縣，供地方官員閱覽，屬於嚴格封閉的官方內部通訊係統，與普通民眾無關。民間亦有私下傳抄、售賣邸報內容以牟利者，但規模小，速度慢，且風險極高。
然而，機器印刷術的普及，極大地降低了資訊複製的成本，提高了傳播速度。同時，公立圖書館和廉價書籍的湧現，客觀上提升了城市居民（尤其是士人、商人、手工業者）的識字率和資訊需求。一個潛在的、對朝廷動態、官員升降、京城趣聞、地方異事、乃至商品行情抱有濃厚興趣的“讀者市場”正在形成。敏銳的商人，失意的文人，甚至某些別有用心者，迅速抓住了這個機遇。
最早出現的“民間小報”，形態粗陋，內容混雜。
它們多由一些識文斷字、訊息靈通又膽大活躍的市井人物操辦。這些人可能曾是落魄書生、退休小吏、商鋪賬房，或者幹脆就是茶館酒肆的老闆。他們利用各種渠道——賄賂進奏院低階吏員以獲取邸報“底本”，結交各衙門雜役打聽內部訊息，從南來北往的客商口中蒐集奇聞異事，甚至幹脆道聽途說、添枝加葉——將所得資訊，匆忙整理、潤色（或誇大），然後雇人（或自己動手）排版，找有印刷機（往往是小型、簡易的木製印刷機，或幹脆是手搖印刷機）的作坊快速印製出來。
這些早期小報，通常隻有一兩張紙，單麵印刷，沒有固定報頭，往往在頭版印上聳動的標題，如“京師快覽”、“兩都新談”、“四方異聞錄”等。內容包羅萬象：朝廷昨日頒布了某條新令的摘要（常常是斷章取義）；某位官員外放或迴京的傳聞；東西兩市最新的物價波動；某位名士的新詩句；某坊間發生的奇案（往往被演繹得神乎其神）；來自嶺南或西域的珍奇貨物訊息；甚至還有一些星象占卜、市井笑話、淺白的詩詞唱和。
售賣方式也很靈活：在熱鬧的市口（如東市、西市）、茶館、酒樓、書鋪門口，由報童（往往是貧家小兒）叫賣，或由走街串巷的小販兜售，價格極低，通常隻需幾文錢，甚至可以用一兩個餅子換取。購買者則三教九流皆有：關心時政的士子，打聽行情的商人，喜好熱鬧的市民，識幾個字想瞭解“外麵世界”的工匠。
盡管內容粗糙，真偽難辨，時效性也遠非“即時”，但比起以往口耳相傳的模糊和延遲，這種白紙黑字（雖然可能印得歪斜）、定期（或不定期的，但越來越趨向定期，如三五日一期）出現的資訊載體，無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它填補了官方資訊發布與民間資訊需求之間巨大的空白，提供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相對快速的、可反複閱讀的“外界感知”渠道。
很快，一些更具野心和資源的勢力介入了這個新興領域。
首先是某些商業行會。比如長安的絲綢行會、洛陽的漕執行會，他們開始資助或直接創辦小報，主要刊登與行業緊密相關的資訊：朝廷對商稅的最新動向、某地絲綢的產量與價格、漕運關卡的檢查情況、新近抵達的胡商采購意向等等。這些“行業小報”內容更精準，讀者群固定（行會內部成員及相關商人），雖然發行量可能不大，但實用性強，影響力不容小覷。
其次是一些與朝中不同派係有千絲萬縷聯係的神秘人物。他們創辦的小報，政治色彩濃厚。雖然不敢公然攻擊朝廷或武則天本人，但常常通過“報道”某些官員的“政績”（或“劣跡”），引用某些“匿名士人”的評論，隱晦地表達對某項政策（如公藏閣的建立、對工商業的鼓勵）的褒貶，為背後的派係張目或打擊對手。這類小報往往文筆更老練，訊息來源更“內部”，在士人圈子和中低階官吏中私下流傳甚廣。
更有甚者，出現了專門以揭秘官場秘聞、名人隱私、渲染奇情豔事為賣點的“八卦小報”。這類小報的編撰者深諳市井心理，內容極盡捕風捉影、添油加醋之能事。什麽“某尚書夜會外宅婦”、“某節度使家中怪事”、“平康坊名花最新情狀”，甚至虛構一些才子佳人的香豔故事，配上粗陋的插圖，銷量極高，在市民和部分低階文吏中極受歡迎，也最為正統士大夫所不齒和擔憂。
茶館、酒肆、書院、乃至一些比較開放的士人聚會場所，迅速成為這些“新聞紙”傳播和發酵的溫床。
“聽說了嗎？昨日《兩都新談》上說，聖上欲在淮南道再開三處大型織坊，由將作監直轄，這絲綢價錢，怕是要跌！”
“嗤，那《新談》慣會胡說。我倒從《漕運商訊》上看到，今年運河漕糧數額已定，押運的又是那位‘錢閻王’，沿河關卡少不得又要剝層皮！”
“諸位，看過這期《清流拾遺》沒有？上麵有篇‘論市舶司增稅之弊’的文章，雖未署名，但看筆力，像是禦史台某位大人的手筆，直指市舶使劉公公任用私人，盤剝過海商賈呢！”
“嗨，那些都是虛的。快看這《坊間奇譚》，寫的是萬年縣一樁奇案，丈夫外出三年，歸來發現妻子與鄰居……嘖嘖，寫得那叫一個詳細，還附了圖！才五文錢！”
資訊，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多樣性，在長安、洛陽的街巷間流淌、碰撞、發酵。以往隻能通過官方邸報或私下書信傳遞的、經過嚴格過濾的、延遲許久的資訊，如今被各種立場、各種目的的小報，切割、咀嚼、重新包裝，甚至扭曲、編造，然後撒向大眾。民眾（至少是城市中有識字能力和資訊需求的民眾）第一次感到，自己與朝廷的動向、官員的升降、遠方的新聞、乃至名人的隱私，距離如此之近。盡管這些資訊真假莫辨，充滿了臆測和偏見，但它們塑造了一種全新的、集體性的“認知環境”和“輿論場”。
這對於朝廷，尤其是對於試圖嚴密掌控意識形態和輿論導向的武則天朝廷而言，是一種全新的、棘手的挑戰。
以往，朝廷的意誌主要通過詔令、官府文告、以及士大夫階層（這個階層本身相對封閉，且與朝廷利益有相當程度的一致性）的言論來傳達和貫徹。民間輿論，則分散在鄉野謠諺、市井閑談之中，難以捉摸，也難成氣候。現在，這些分散的、模糊的輿論，似乎找到了一個可複製、可傳播、可留存的具體載體，並且開始呈現出某種“公共輿論”的雛形。雖然還很初級、很混亂，但其潛在的動員能力和對官方敘事權威的消解能力，已經讓敏感的統治者感到了不安。
紫宸殿側殿，氣氛凝重。狄仁傑將幾份字型不一、印刷粗糙的紙張呈送到禦案前，麵色嚴峻：“陛下，此乃近日東西兩市，乃至一些茶館書鋪暗中流傳的幾種‘新聞紙’。有談時政的，有傳緋聞的，有論商賈的，有述奇案的。文筆粗劣者居多，然間有文辭犀利、暗藏機鋒之作。更有一二種，隱以清流自居，對朝政多有點評，雖未敢直言犯上，然含沙射影，指桑罵槐，其心可誅。”
武則天翻閱著這些紙張，臉上看不出喜怒。她看得很仔細，尤其是那幾份涉及官員評價和時政議論的。“訊息從何而來？印製者何人？背後可有主使？”
“迴陛下，”狄仁傑答道，“臣已命金吾衛暗查。此類小報，多由市井無賴、落魄文人操辦，印製多在偏僻坊間的小作坊，往往打一槍換一個地方，難以根究。其訊息來源混雜，或賄賂各衙門雜役胥吏，或道聽途說，或幹脆憑空捏造。至於背後……或有唯利是圖的商人資助，或與某些對朝政不滿的士人、乃至……朝中某些失意官員有牽連。盤根錯節，清查極難。”
“難？”武則天放下手中的“小報”，鳳目微抬，“狄卿，依你之見，此風可長否？”
狄仁傑沉吟片刻，道：“陛下，此風源於印刷便捷，資訊易得，人心好奇。若一味嚴禁，恐如揚湯止沸，禁而不絕，反使其轉入地下，流言更甚。且如今兩都士民，已漸成閱此‘小報’之習，驟然全禁，易生怨言，亦顯朝廷氣量不足。”
“然則，任其妄言，誹謗朝政，窺探宮闈，淆亂視聽，豈不更損朝廷威儀，動搖人心？”武則天語氣轉冷。
“陛下所慮極是。”狄仁傑躬身道，“故，老臣以為，堵不如疏，禁不如導。民間有此需求，強壓並非上策。朝廷當主動作為，另辟蹊徑。”
“哦？狄卿有何良策？”
“其一，整頓、規範現有‘邸報’。”狄仁傑顯然深思熟慮，“現行邸報，隻傳官員，內容刻板，時效遲緩。可加以改進，擴大發放範圍，不僅至州縣，亦可酌情發放至重要集鎮、學宮、乃至公藏閣。內容上，除朝廷明發諭旨、官員任免外，可適當增加一些不涉機要的政事簡述、地方善政、祥瑞嘉禾、外藩朝貢等訊息，文風可稍加活潑，使之更宜閱讀。此乃以正視聽。”
“其二，”狄仁傑繼續道，“或可由朝廷相關衙署，如禮部、國子監，或新設一署，創辦一份麵向士人、學子、乃至有識百姓的‘官報’。此報可定期印發，內容經嚴格審定，除傳達朝廷德音、宣示大政方略外，亦可刊載一些經過挑選的、有利於教化的文章、詩賦、農桑新知、格物淺說。價格低廉，廣為發行。此乃以正壓邪，佔領陣地。”
“其三，”狄仁傑聲音低沉了些，“對於民間私辦小報，需盡快明定律令。可規定，凡欲刊印發售此類新聞紙張，必須向所在州縣官府登記備案，載明主辦人、印製所、主要撰寫者。每期內容，需在印發前，送有司審閱（或事後追懲，但事前審閱更為穩妥）。嚴禁刊載以下內容：誹謗朝廷、議論宮闈、泄露機密、捏造官員陰私、煽動民變、傳播妖言、誨淫誨盜。違者，視情節輕重，處以罰金、查封、乃至刑責。主辦者、撰寫者、印製者、發售者，連帶坐罪。此乃立規矩，明界限。”
武則天靜靜地聽著，手指無意識地輕叩禦案。這些建議，與她和李瑾先前議及的“出版條格”思路一致，隻是更為具體，針對的是“新聞紙”這個新生而棘手的事物。她知道狄仁傑考慮得周全，既看到了威脅，也看到了機遇，更提出了務實的管理策略。
“疏、導、管、懲……狄卿老成謀國。”武則天緩緩道，“然，茲事體大，牽扯甚廣。這‘官報’由何署操辦？人員如何遴選？內容尺度如何把握？民間小報登記審查，由地方州縣執行，如何確保其不敷衍了事，或借機勒索？審查標準如何統一，方能不使言路壅塞，又防微杜漸？”
她頓了頓，目光掃過那幾份形形色·色·的小報：“更有一層，這些紙張，雖粗陋，卻似有魔力。尋常百姓，識字不多，卻願費幾文錢購之；士人官吏，明知其中多虛妄，亦忍不住窺看。其所言之事，無論真假，傳之極快。以往政令下達，需經州縣，再至鄉裏，遷延日久。如今，一紙風傳，不數日便可能街知巷聞，雖多謬誤，然先入為主，三人成虎。此等情勢，於施政、於馭民，是福是禍，猶未可知。”
狄仁傑默然。這正是他最深的憂慮。技術帶來了資訊傳播的便利，也帶來了資訊失控的風險。朝廷的權威敘事，第一次麵臨著來自民間、商業化、快速複製的“非官方敘事”的挑戰。以往，朝廷可以相對從容地解釋、引導、甚至掩蓋某些資訊。現在，任何一個角落的事件，都可能被迅速捕捉、加工、傳播，形成某種“輿論”，反過來對朝廷形成壓力。
“擬個詳盡的條陳上來，著政事堂諸相與禮部、刑部、禦史台詳議。”武則天最終吩咐道，“‘官報’之事，可先行籌備，由……翰林院牽頭，會同禮部、國子監辦理。民間小報登記審查之製，亦需盡快擬定細則，頒行天下。記住，”她的語氣加重，“開言路，不等於任妄言。導輿論，必先固根本。這根本，便是朝廷的威信，是綱紀法度，是人心所向。新出之物，可用，但絕不可為其所製，更不能任其動搖國本。”
“老臣明白。”狄仁傑領命。他知道，一場關於資訊控製與輿論引導的、靜默而複雜的鬥爭，已經隨著這些粗糙的“新聞紙”，悄然拉開了序幕。朝廷必須學會在新的環境下，與這些來自民間、充滿活力也充滿不確定性的聲音共處、博弈、引導，乃至必要的壓製。這遠比處理幾份誹謗奏章或抓捕幾個散播謠言的愚民，要複雜和艱難得多。
就在朝廷高層為如何應對“新聞紙”而籌謀時，民間的辦報熱潮卻方興未艾。資本的嗅覺是靈敏的，民眾的好奇心是旺盛的，而印刷機（哪怕是簡易的）的滾筒，一旦轉動起來，就難以輕易停下。更多形式各異、內容五花八門的“小報”如雨後春筍般冒出。有的專注商情，有的銳評時政（在邊緣試探），有的專寫奇案豔情，還有的嚐試刊登連載小說、文人唱和的詩詞。
茶館裏，關於“小報”上某條訊息真偽的爭論，越來越成為常見的風景。不同小報之間，為了銷量，也開始出現相互攻訐、爭奪“獨家訊息”的現象。一種模糊的“報人”身份開始出現，雖然還遠未形成職業，但已有以此為生、甚至小有名氣者。
資訊在加速，輿論在發酵，一個更加喧嘩、更加難以一手掌控的“公共言論空間”，正在大唐帝國的心髒和繁華都市，以前所未有的形態，躁動地、粗糙地、生機勃勃地孕育著。它對王朝的影響，此刻或許還隻是水麵上的漣漪，但潛藏在水下的暗流，已然開始湧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