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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你家大門口左手邊有一盆你媽媽種的梔子花，青色的陶盆，上麵裂了一條縫，用透明膠帶粘著。
你每次出門都會用手碰一下那盆花，說是跟它打招呼。
我愣了很久。
梔子花。
我搜颳了所有殘存的記憶碎片，完全冇有關於一盆梔子花的任何畫麵。
第三條：你左耳後麵有一顆綠豆大小的黑痣。
我第一次親你的時候看到的。
我放下信紙，衝進了衛生間。
對著鏡子，把左耳翻起來，仔仔細細地看。
什麼都冇有。
乾乾淨淨一片麵板。
我從來冇有那顆痣。
我又跑回桌前，從手機相簿最底部翻出方瑩幫我儲存的幾張舊照片——方瑩說是“你出院後我幫你從老家找到的”。
照片裡的我紮著馬尾辮，在一棵樹下笑。
我把照片放到最大，一寸一寸地看左耳後麵的位置。
冇有痣。
照片裡也冇有。
薑時描述的“周念”有一顆痣。
我冇有。
薑時知道“周念”家門口有一盆裂縫的梔子花。
我完全不記得。
薑時連疤痕的形狀都說得精準到位——是鐵管，不是拳頭。
這些細節，如果是編造的，那他編得太精確了。
精確到不合理。
除非他真的跟“周念”極度親密，親密到注意過耳朵後麵的一顆痣。
但那個他親密過的人，有痣。
我冇有。
一個荒謬到令人發冷的念頭從腦子裡冒了出來——
薑時認識的“周念”，和現在活著的“我”，不是同一個人。
不。
不可能。
我有身份證，上麵寫著“周念”，照片就是我的臉。
我有戶口本，有醫保記錄，有出院證明。
方瑩幫我補辦過所有證件——
方瑩幫我補辦的。
所有證件都是方瑩幫我補辦的。
3
我當天下午請了半天假，去了市立醫院。
掛號的時候手都在發抖。
我跟視窗說我要拍一個頭部ct，查舊傷。
ct結果出來得很快。
影像科的醫生把片子夾在燈箱上指給我看：“傷疤癒合完全，但能看到舊骨折的痕跡。位置在枕骨偏左，鈍器傷，受傷時間大約六到八年前。”
枕骨偏左——就是後腦勺稍微偏左的地方。
我說：“我想調取七年前的住院檔案。”
我報了身份證號和姓名。
護士在電腦裡查了幾分鐘，調出了一份存檔記錄。
入院記錄上白紙黑字寫著——
患者周念，女，19歲。
傷情：右側顳部鈍器傷，顱骨輕微骨折，軟組織挫傷……
右側顳部。
顳部是太陽穴附近的位置。
而我的疤在後腦勺偏左。
這兩個位置根本不在同一個區域。
我抓住醫生的胳膊問他：“有冇有可能是同一次受傷？同一根棍子打的，一次打兩個位置？”
醫生搖了搖頭：“顳部和枕骨偏左，打擊方向和角度差異太大。一根鈍器單次揮擊不太可能同時造成這兩個位置的損傷。除非——受過兩次傷。”
兩次傷。
一次在太陽穴附近。
記錄在案，是“周念”七年前被打的那一次。
一次在後腦勺偏左。
冇有任何記錄。
第二次是誰打的？
什麼時候打的？
我為什麼不記得？
我做了第二件事。
我要求調取七年前住院時拍攝的病人麵部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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