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腳醫生這個稱謂，其實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人們對於半農半醫鄉村醫生的別稱。
他們沒有工資掙，沒有任何福利拿，他們和廣大人民群眾一樣掙著工分，他們的雙肩上一邊是藥箱，一邊是鋤頭。
他們用自己單薄的肩膀，承擔起常人無法理解的付出，如今他們都老了，國家給予他們每月一百元的養老金，一百元的退休金，這是對於他們付出最大的肯定，無關乎金錢多少。
可能隻有在農村長大的孩子，才會真正的理解他們存在的價值，在祖國每個可大可小的村莊裏，都有這樣一位可愛的人。
他們的形象在你心裏，或許是鄰家大姐，或許是油膩大叔，也可能是紅紅火火的鄉村移民，但這並不影響他們伴隨著家人長大變老的記憶。
其實他們很渺小，渺小的沒有人真正的記得他們，可他們一樣是那個時代最可愛的人。
我的母親就是這樣一位醫生，說是醫生，可比起現在起碼是本科以上學歷的大夫來說，他們簡直就是文盲，不過，如果他們真的如此不堪的話，這篇文字寫下去還有什麼意義。
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國家的醫療人才儲備還很薄弱，身處國家最基層的鄉村來說，更加是缺醫少葯，國家為了給基層農民改善醫療條件，都會輸送各村相對有知識的青年，去到各大醫院學習進修，經過一到兩年的進修學習之後，他們都會回到家鄉，做一個最基層的醫務工作者——這就是大多數赤腳醫生的原始資本。
還有一部分鄉村醫生，來源於部隊退伍回鄉的衛生員兒，他們懂得許多基礎的救治知識，能讓身處鄉村的急症病人，做好轉院前的必備工作，從而搶救生命於水火。
我的母親屬於第一種，年輕時候的母親，是十裡八村出了名的大美女，加上進修學習回鄉的頭銜，追求者自然是絡繹不絕，其中不乏收入穩定的城裏人，可是由於許多客觀因素，母親最終選擇了她認為值得奮鬥一生的事業，於是，在山西一個叫任家莊村的地方，我的母親，光榮的成為了一名女性鄉村赤腳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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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清晨，天剛亮，薄霧還沒散盡。
任家莊村口的黃土路濕漉漉的，踩上去會留下淺淺的腳印。路兩邊是低矮的磚瓦房，牆皮有些已經剝落，露出裏麵的土坯。再往外是零星的菜地，田埂上冒出了嫩綠的草芽。
張月琴站在村口，揹著一個舊醫藥箱。她二十一歲，個子不高，麵板偏黑，頭髮紮成馬尾，穿一件洗得發白的藍布外套。箱子有點沉，帶子勒在肩上久了會疼。她把它從肩膀換到胸前，雙手抱著往前走。
她是村裡第一個去省城學醫的姑娘。半年前，縣裏通知招鄉村醫生培訓生，她報了名，考上了。父親在外地工地幹活，寄信說讓她好好學，別怕吃苦。母親早年病逝，沒去過醫院，隻靠偏方熬著，最後還是沒能挺過去。那年她十四歲。
這一趟回來，她想做點不一樣的事。
山路泥濘，鞋底沾了泥，越走越重。她低頭看路，一步一步踩實。腦子裏默唸著常見病的處理方法：感冒發燒怎麼用藥，腹瀉脫水怎麼補液，高血壓病人要注意什麼。這些都是她在省城記下的筆記內容，每天背一遍。
她不知道這些知識能不能用上，但她不想忘。
進村後，有人認出了她。
幾個正在院門口掃地的村民停下手裏的活，抬頭看她。有個男人蹲在牆根下抽煙，也站起身來望了一眼。沒人說話，但目光一直跟著她走。
“這丫頭真能看病？”一個女人小聲問旁邊人。
“聽說在省城學了半年，誰知道是不是光聽課。”另一人答。
“女娃子，連聽診器都沒摸過幾回吧。”
張月琴聽見了。她沒停下，也沒低頭躲閃，隻是挺直腰，朝他們點頭：“叔，嬸，我回來了。”
有人應了一聲，有人沒反應。她繼續往前走，腳步比剛才快了些。
那些話像小石子，一顆顆落在心裏。她不怪他們不信，畢竟她也沒證明過自己。可她也不想就這麼被看輕。
走到自家老屋前，門上的鎖有點銹，她掏鑰匙開了兩次纔開啟。屋裏沒什麼變化，桌椅矇著灰，灶台冷著，牆上掛著母親留下的針線筐。她把醫藥箱放在桌上，解開釦子，一樣樣往外拿東西。
紗布、體溫計、消毒棉球、常用藥片……每樣都按類別擺好。還有她的筆記本，封皮已經磨破，裏麵寫滿了字跡工整的記錄。她翻到最後一頁，空白處還沒寫完。
她坐下來，把本子攤開，拿出筆，寫下第一行字：
“明天開始，挨家挨戶瞭解村民健康狀況。”
寫完，她合上本子，抬頭看向牆上的鏡子。鏡子裏的人臉有點臟，眼睛卻亮。
她說：“張月琴，你能行。你不為自己，也得為那些生病又沒錢去醫院的人。”
聲音不大，但說得清楚。
窗外有雞叫，遠處傳來狗吠。村子裏慢慢熱鬧起來，有人挑水，有人餵豬，炊煙從幾戶人家的煙囪裡冒出來。
她沒動。坐在桌前，看著那本攤開的計劃。
醫藥箱就放在手邊，蓋子合著，但已經準備好了。
她知道明天不容易。
可總得有人開始做這件事。
而這個人，隻能是她。
她站起來，把燈拉亮了些，又檢查了一遍藥品清單。
然後吹滅油燈，坐在黑暗裏等天完全亮。
外麵風停了，霧也在散。
她還在屋裏，沒出門，也沒睡。
等著太陽升起來。
等著第一天真正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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