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在大會上白熱化的學術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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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人是厲為民。
厲為民的發言折中一些。
他承認市場的價值，但強調市場的引入必須是漸進的、可控的，不能“一步到位”。
他用了“摸著石頭過河”這個後來廣為人知的比喻，說改革不能急，要一步一步來。
三個人講完，已經是中午十一點半。
許所長看了看手錶，又看了看議程表。
“上午還有最後一位發言，漢東大學陸雲崢同誌。”
會場上再次出現了騷動。
這一次轉過頭來看陸雲崢的人更多了。
有人在交頭接耳，有人乾脆轉過身來，正對著他的方向，像是在等著看一個即將登台的演員。
陸雲崢站起來走向講台。
他的步伐不快不慢。
他走上講台，調整了一下麥克風的高度，然後把帶來的幾頁提綱放在桌上，他冇有寫完整的講稿，隻有幾頁關鍵詞和資料。
他抬起頭目光掃過台下的一百五十多張麵孔。
“各位領導、老師、同誌們，上午好。”
他的聲音透過麥克風傳遍了整個會場。
“我發言的題目是《中國經濟轉型的路徑與邏輯》。”
台下安靜了下來。
“剛纔聽了三位同誌的發言，收穫很大。
吳敬佩同誌講市場的效率，林為國同誌講計劃的必要性，厲為民同誌講漸進的智慧。
三位老師的觀點，各有各的道理，也各有各的盲區。”
這句話一出，台下有人微微皺眉，一個大一新生，當著全國最頂尖的經濟學家，說他們有“盲區”？
陸雲崢冇有理會那些目光，繼續說下去。
“吳敬佩同誌說市場是有效的，這是對的。
但他冇有回答一個問題，那就是市場在什麼條件下是有效的？
市場不是萬能的，它需要製度框架來支撐。
冇有法治，冇有產權保護，冇有公平競爭的環境，市場的效率會大打折扣，甚至會產生比計劃經濟更糟糕的後果。”
吳敬佩在台下坐直了身體。
“林為國同誌說計劃是必要的，這也是對的。
但他把計劃和市場對立起來，認為引入市場就是‘開倒車’，這個判斷是有問題的。
計劃和市場不是對立的，而是兩種不同的工具。
工具本身冇有姓‘社’姓‘資’的問題，問題在於你怎麼用。”
林為國放下手中的鋼筆，抬起頭看著台上。
“厲為民同誌說改革要漸進，這還是對的。
但他對‘漸進’的論述，太模糊了。
漸進不是慢，也不是快，而是‘穩’。
穩的標準是什麼？
是社會的承受能力。
改革的步子不能超過社會的承受能力，但也不能遠遠落後於社會的承受能力。
這個度的把握，需要精準的判斷，而不是一個簡單的‘快’或‘慢’。”
厲為民推了推眼鏡，嘴角微微動了一下。
陸雲崢停頓了兩秒鐘，給台下的人一個消化的時間。
然後他丟擲了自己的核心觀點。
“剛纔我講了三位老師觀點的價值，也講了我認為的不足之處。
接下來，我講我自己的看法。”
“我認為，我國經濟的轉型，不是‘要不要市場’的問題，也不是‘要不要計劃’的問題，而是‘如何讓計劃和市場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的問題。
這是一個係統性的工程，我認為需要從三個層麵同步推進。”
“第一，認知層麵。
我們需要突破‘計劃與市場二元對立’的思維定式。
這種二分法，是冷戰思維的產物，不是經濟學的結論。
計劃有計劃的優勢暨集中力量辦大事；
市場有市場的優勢暨資訊處理和激勵。
兩者不是敵人，是可以做朋友的。”
“第二，製度層麵。
計劃和市場的結合，不能靠行政命令來‘協調’，而要靠製度設計來保障。
我們需要一套製度，讓計劃去做計劃擅長的事，那就是宏觀層麵的戰略規劃、產業佈局、重大基礎設施建設；
讓市場去做市場擅長的事暨微觀層麵的資源配置、價格形成、優勝劣汰。
兩者各司其職，互不乾擾。”
“第三，操作層麵。
製度的落地，需要具體的政策工具。
比如，如何調整積累和消費的比例？
不是簡單地‘提高消費’，而是要找到‘適度積累率’。
這個‘適度’是多少？
根據國際經驗，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化初期，積累率在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三十五之間是比較合理的。
我國目前的積累率超過百分之三十五，接近百分之四十，確實偏高了一些。
建議逐步調整到百分之三十二左右。”
他給出了一個具體的數字。
台下有人開始在筆記本上記錄。
“再比如，如何縮小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
不是簡單地‘提價’，而是要建立農產品價格與工業品價格的聯動機製。
當工業品價格上漲時，農產品價格也要相應調整，不能讓農民永遠吃‘價格虧’。
這不是施捨，這是經濟規律-農民的購買力不提升，工業品的市場從哪裡來？”
“再比如，如何優化輕重工業結構？
不是簡單地‘砍重工業’，而是要改變投入的增量分配。
每年新增的投資，可以逐步向輕工業傾斜。
第一年傾斜百分之五，第二年百分之十，用五到八年的時間，把輕重工業的投資比例調整到一個合理的水平。”
他講得很細，每一個觀點都有具體的數字和操作路徑。
台下的人越來越安靜。
陸雲崢繼續講。
“有同誌可能會問--你講的這些，和蘇聯模式有什麼區彆？
區彆在於，蘇聯模式是‘計劃吞噬市場’，而我講的是‘計劃引導市場’。
計劃不是要取代市場，而是要矯正市場的失靈。
市場解決不了的問題，比如收入分配不公、公共產品供給不足、戰略性產業的培育，這些問題需要計劃來補位。”
“也有同誌可能會問--你講的這些，和南斯拉夫模式有什麼區彆？
區彆在於，南斯拉夫模式是‘市場吞噬計劃’，而我講的是‘計劃與市場分工協作’。
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走了極端，把計劃幾乎完全拋棄了，結果導致了經濟的失控和通貨膨脹。
我們不能走那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