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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也是最為根本的一條：擴軍備戰！
計劃立即啟動全麵的擴軍程式。
將目前東北軍的正規編製，迅速擴編到一個“合理”的、足以應對協約國集團聯軍威脅的新規模。
除了上述三點核心策略外，這份詳儘的應對計劃還包含了其他一係列相輔相成的戰略性部署。
旨在鞏固後方、拓展戰略縱深、並主動塑造更有利的戰場態勢。
比如，對近在咫尺的沙俄采取“先下手為強”的主動進攻策略。
計劃明確提出，絕不能坐等沙俄軍隊，隨著協約國聯軍的步伐打進東北三省來。（無論是遠東駐軍，還是可能從歐洲東線抽調的部隊）
相反，要利用沙俄目前深陷歐戰泥潭、遠東力量相對空虛的時機，主動出擊！
目標是奪取烏蘇裡江以東、黑龍江以北等具有戰略價值的邊境地區。
至少要將戰線遠遠推離東北核心區，在俄國領土上建立緩衝區，將未來的陸上戰火引向敵境！
又比如，是時候將外蒙古正式納入東北臨時軍zhengfu的實際統治之下了。
這一舉措具有多重戰略意義：
其一，能顯著擴大軍zhengfu的直接統治版圖與戰略迴旋空間。
其二，能從根本上削弱乃至清除沙俄長期以來，在蒙古地區經營的政治、經濟與軍事影響力，斬斷其伸向中國北方的觸角。
其三，也是最關鍵的一點，此舉能將東北臨時軍zhengfu與沙俄本土的西伯利亞地區的邊境線，從原先相對有限的東北段，向西、向北極大地拉長、延伸。
試想一下，一旦完成對外蒙古的控製，東北軍與沙俄的邊境線將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黑龍江、烏蘇裡江一線。
新的邊界將變得極其漫長而複雜：
從烏蘇裡江上遊的興凱湖附近，向西經過滿洲裡以北的呼倫貝爾草原北部，一直延伸到貝加爾湖以南的廣袤地域。
這條綿延數千公裡的新邊境線，大部分地區地形開闊，交通不便，沙俄防禦薄弱。
計劃中設想，屆時，東北軍可以從這條漫長邊境線的多個預設出擊點。
例如烏蘇裡江上遊、呼倫池以北的通道、以及貝加爾湖以南的色楞格河河穀等地。
同時或梯次發起多路攻勢。
這種“多點開花”的進攻態勢，將迫使沙俄遠東駐軍不得不分兵把守漫長的戰線，陷入被動防禦的困境。
沙俄要如何應對？
是從捉襟見肘的歐洲東線抽調寶貴的兵力回援？
還是放任遠東領土被蠶食？
無論哪種選擇，都將極大地牽製和消耗沙俄的力量。
使其難以全力配合聯軍在東北主要方向的行動，甚至可能迫使其在談判桌上做出讓步。
這一部署，是將戰略主動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變被動防禦為主動牽製與出擊的關鍵一招！
……
就在東北軍高層緊鑼密鼓地實施戰略“靜默”，刻意淡化海戰輝煌以圖長遠，並著手調整全球棋盤上的攻守佈局之際。
與他們一關之隔、深陷內爭漩渦的中華民國內部。
一場醞釀已久的風暴終於達到了，迎來了另一個決定性的曆史轉折點。
西曆1916年3月20日（比原時空曆史提前了2天），北京中南海那曾經象征著無上權力的居仁堂內，氣氛沉重得近乎凝固。
在內外交困、眾叛親離、徹底陷入孤立無援絕境的巨大壓力下。
隻做了100天“洪憲皇帝”夢的袁世凱，被迫以“申令”的形式，正式宣佈撤銷帝製，廢除“洪憲”年號。
這個屈辱的宣告，標誌著他那場逆曆史潮流而動的複辟鬨劇，在法律形式上的徹底破產。
然而，這位權謀一生的梟雄，即便到瞭如此山窮水儘的地步，內心深處仍存有最後一絲不甘的掙紮與幻想。
他在撤銷帝製的文告中，言辭閃爍。
試圖將這場稱帝風波輕描淡寫地歸咎於“輿情”和“時勢”。
並妄圖繼續保留其“中華民國大總統”的職位。
幻想著能夠退回到稱帝前的狀態，繼續執掌國家權柄。
這無疑是一種鴕鳥心態，也是對國內洶湧澎湃的反帝製力量的嚴重誤判。
事實上，3月15日，廣西軍閥陸榮廷正式宣佈獨立，加入護**陣營，通電討袁。
僅是促使袁世凱不得不低下那高傲頭顱，摘下那頂虛幻皇冠的直接導火索。
在直接導火索之下，是更為深刻和根本的潰敗原因。
袁世凱的失敗，首先是其自身權力基石的崩塌與核心集團的拋棄。
以段祺瑞、馮國璋為代表的北洋軍事集團內部實力派。
這兩位昔日袁氏最為倚重的左膀右臂、北洋之虎與北洋之狗。
在帝製問題上的態度從最初的曖昧、沉默，最終演變為公開的消極抵製乃至事實上的背叛。
北洋集團內部的嚴重分裂與關鍵將領的離心離德，是導致袁世凱軍事和政治上迅速崩盤的最核心原因。
他的帝製活動，本質上動搖了維繫北洋體係團結的“共和”外殼（儘管是形式上的）與利益均沾的潛規則。
這章冇有結束，請點選下一頁繼續閱讀！觸動了眾多北洋實力派“共治”而非“獨尊”的隱性訴求，最終導致了眾叛親離的結局。
除了北洋集團內部的瓦解，另一股不可忽視的巨力是席捲全國的護國運動全麵爆發。
自蔡鍔、唐繼堯等在雲南首揭義旗以來，反袁烈火迅速燎原。
貴州、廣西相繼獨立，廣東、浙江、湖南等地戰事激烈，反袁武裝在各地蜂起。
這股以“護國”為旗幟、彙集了前國民黨人、地方實力派、進步知識分子乃至部分民眾的廣泛力量。
從外部給予了袁世凱政權持續而猛烈的軍事與政治壓力，使其陷入多線作戰、顧此失彼的困境。
……
除上述兩點根本原因外，袁世凱的潰敗還有一些其他至關重要的因素，共同構成了其必然失敗的命運拚圖：
一是外交上的徹底孤立。
袁世凱在籌備稱帝時，曾一度得到過日本等國的某種默許或曖昧暗示（如“二十一條”交涉中的政治交易）。
這使他產生了列強會支援其帝製的錯覺。
然而，稱帝後，國際反應卻急轉直下。
原本最有能力且可能進行乾涉的日本，此刻正被東北軍揍得“滿頭包”。
在黃海和朝鮮半島焦頭爛額，損失慘重，根本無力也無心分身他顧。
即便冇有東北軍的牽製，在原曆史的軌跡中，日本在看清袁氏稱帝不得人心、難以穩定局勢後。
也迅速轉變態度，轉而全力支援中華民國的反袁勢力。
並向袁世凱提出嚴厲警告，停止借款，施加外交壓力。
其他列強如英、法、俄等，出於維護其在華既得利益穩定、以及不認同帝製複辟的價值觀（至少表麵上），也普遍持反對或不予承認的立場。
這使得袁世凱在最為關鍵的時刻，失去了任何可能的外部支援與奧援，陷入外交上的絕對孤立。
二是財政的徹底崩潰。
稱帝活動本身及其前後的大規模籌備、宣傳、賞賜，耗費了北洋zhengfu本就拮據的國庫巨資。
而為了鎮壓各地的護**與反袁起義，龐大的軍費開支更是如同無底洞，使zhengfu財政迅速枯竭。
經濟基礎的瓦解，直接動搖了軍事和政治上層建築的穩定。
三是全國輿論的強烈反對與道德上的徹底破產。
從孫先生領導的中華革命黨堅定不移的反袁鬥爭。
到梁啟超及其進步黨（研究係）從最初的“開明**”幻想破滅後，轉而公開反對帝製。
從社會各界的名流學者、報界精英口誅筆伐，到普通城市市民、鄉紳乃至部分覺醒民眾的廣泛不滿。
一場反對帝製、扞衛共和的輿論海嘯席捲全國。
袁世凱已被塑造成“背叛民國”、“竊國大盜”的獨夫民賊形象，“國人皆曰可殺”成為其真實的輿論處境。
這種道德合法性的徹底喪失，使其政權喪失了最後的社會基礎與凝聚力。
任何鎮壓手段，在澎湃的民意麪前都顯得蒼白無力。
內部分裂、外部孤立、財政崩潰、民心儘失……
所有這些因素交織在一起，共同鑄成了袁世凱洪憲帝製的迅速覆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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