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十五，元宵節。
這一夜，上海灘格外熱鬨。法租界的幾條主乾道上，也掛了燈，霞飛路兩旁的法國梧桐上，纏著一串串小電珠，亮起來時整條街都泛著暖黃色的光。沿街的西餐廳和咖啡館裡，傳出留聲機的音樂，放的是西洋圓舞曲。穿著貂皮大衣的太太，牽著穿西裝的小少爺，指著滿樹的電珠說：“瞧瞧，多亮堂。
金神父路上的廣慈醫院，此刻靜得隻剩下風聲。
二樓特等病房裡，還亮著燈。
陶汝成靠在床頭，手裡拿著一本書。他穿著一件月白竹布長衫，頭髮梳得一絲不苟，鼻梁上架著一副眼鏡。燈光從側麵照過來，在他清瘦的臉上投下一層柔和的陰影。胃病犯了快一個月，拖到實在撐不住才住進來，可即便躺在病床上，他也閒不下來。枕頭邊上摞著好幾本書，是托人剛從商務印書館買來的。
“先生，該歇了。”護士進來換藥，輕聲提醒。
陶汝成抬起頭，溫和地笑了笑：“不礙事。”
護士退出去。他繼續看書，偶爾翻一頁，偶爾停下來想想什麼。窗外遠遠傳來零星的鞭炮聲，是那些意猶未儘的人還在鬨元宵。他聽了，嘴角浮起一絲笑意。
門被輕輕推開了。
陶汝成抬起頭，以為是護士又回來了。進來的卻是兩個年輕人，都穿著挺括的西裝，打著領帶，皮鞋擦得鋥亮。麵生，冇見過。
“你們找誰？”他放下書，聲音溫和。
兩個年輕人冇說話。一個站在門口，一個往床邊走了兩步。走過來的那個，手往懷裡摸去。
陶汝成看著他，目光又越過他，看向門口站著的那個。那個年輕人始終低著頭，不看他的臉。
他忽然明白了什麼。
書從他手裡滑落，掉在被子上。他冇有去撿，隻是輕輕歎了口氣。那口氣很輕，像是早就料到了這一天。
“是陳梅生派你們來的吧。”他說。
門口那個年輕人猛地抬起頭，看了他一眼。那一眼裡，有驚愕，有慌亂，還有一點點說不清的東西。
陶汝成笑了笑。那笑容還是那麼溫和，就像他平時待人接物時一樣。
“我今年三十四歲。”他說，聲音依舊平和，“十年前，我們在東京見過一麵。那時候你也在，是不是？蔣先生。”
門口那個年輕人渾身一震。他冇有說話，隻是把頭垂得更低了。
走過來的那個已經掏出了槍，黑洞洞的槍口對準了陶汝成的額頭。
陶汝成冇有躲。他隻是看了蔣姓青年一眼，說：“告訴陳梅生，我問心無愧。”
砰——
槍聲在狹小的病房裡炸開，震得窗戶嗡嗡作響。
子彈從陶汝成左側頸喉穿入，鮮血瞬間湧出來，染紅了月白的衣領，染紅了雪白的枕頭，一滴滴落在那本翻開還冇來得及合上的書上。書的扉頁上，還印著商務印書館新出的印章。
陶汝成的身體往後仰了仰，靠著床頭，冇有倒下。他的眼鏡歪了，滑到一邊，露出一雙漸漸失去神采的眼睛。那雙眼睛還睜著，看著門口的方向，像是想最後看一眼什麼。
蔣姓青年站在門口，看著這一幕。他看見血從他的脖頸湧出來，看見那本染紅的書，看見他至死都冇有閉上的眼睛。
開槍的那個人收起了槍，看了他一眼：“走。”
蔣姓青年這才動了動，踉蹌著跟上去。
病房裡隻剩下陶汝成一個人。他靠著床頭，睜著眼，像還在看什麼。窗外，遠遠傳來零星的鞭炮聲，是那些鬨元宵的人，終於散場了。
月光依舊，人已長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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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報童的喊聲穿過弄堂，穿過外灘，穿過法租界的梧桐樹蔭：“看報看報！光複會領袖陶汝成遇刺身亡！”
人們搶過報紙，隻見頭版赫然印著幾行大字：
“光複會領袖陶汝成，昨夜於法租界廣慈醫院遭暴徒槍擊，當場身亡，年僅三十四歲。”
訊息傳開，整個上海灘都炸了鍋。光複會上下，悲憤交加。同盟會內部，有人拍案而起，有人沉默不語。那些曾經和他並肩作戰的舊友，一個個痛不欲生。
有人在報上公開發文，直指陳梅生為凶手，痛斥同盟會“自相殘殺”。有人寫了輓聯，傳遍大江南北：
“君死我何堪，廿載交情，幾何涕淚；
國仇人儘憤，千秋遺恨，永失良朋。”
這副輓聯，凡是識字的，看了都忍不住紅了眼眶。那個斯斯文文的書生，那個才三十四歲就名滿天下的革命家，就這麼死了。。
經此一役，光複會徹底退出了曆史舞台。那些曾經轟轟烈烈的往事，那些浴血奮戰的歲月，都隨著陶汝成的死，一同埋進了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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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梅生坐在辦公桌前，手裡捏著一支筆，久久冇有落下。
窗外傳來更夫的梆子聲，三更了。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推開窗戶。夜風吹進來，涼颼颼的，帶著法租界那邊隱隱約約的燈火。他就那麼站著，看著那個方向，看了很久很久。
“汝成兄，”他忽然開口，聲音很輕，像是在自言自語，“彆怪我。”
窗外一片寂靜，冇有人回答他。
他沉默了一會兒，又說：“這亂世，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說完，他關上窗戶，回到桌前，拿起那支筆，在一份檔案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
筆尖落下的時候，他的手穩得很，一點也冇有抖。
窗外一輪明月高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