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萬·斯米爾諾夫記得第一次聽見那個聲音是在沃羅涅日精神病院的地下室。那是個星期三，他像往常一樣在抄寫員辦公室整理病曆，突然聽見牆壁裡傳來細微的敲擊聲，像是指關節刮擦石灰的聲音，三下，停頓，再兩下。
他們在那裡。聲音說，你母親也在那裡。
伊萬冇有抬頭。二十七年的生活教會他，當牆壁開始說話時，最好的對策是假裝什麼都冇聽見。他繼續用蘸水筆在病曆上抄寫：病人安娜·彼得羅夫娜，67歲，堅信自己是隻茶壺，要求每日三次被灌滿開水。
但那天牆壁格外堅硬。當伊萬穿過走廊去茶爐室時，13號病房的門突然開了條縫，一隻枯瘦的手像冬眠後醒來的蛇一樣探出來，抓住了他的白大褂下襬。
你長得像她。那隻手的主人——安娜·彼得羅夫娜——用她渾濁的右眼盯著他，左眼早在去年冬天就被她自己用叉子戳瞎了。特彆是皺眉的時候，簡直和娜傑日達一個模子刻出來的。
伊萬掰開她的手指。娜傑日達是他母親的名字，這個音節在羅刹國方言裡意為，但據父親說，母親在生產那天就死了，死於對新生兒過度的失望。父親後來經常用這個解釋來回答伊萬關於母親的一切問題，直到十二年前的一個雪夜，父親自己也變成了牆壁裡眾多聲音中的一個——那個晚上，稅務局的官員們來帶走了他，理由是超額繳納悲傷稅。
我母親死了。伊萬對安娜說，聲音像是從很遠的地方傳來，彷彿說話的不是他自己，而是某個更年長、更疲憊的幽靈。
老婦人笑了，露出三顆黃銅牙齒。在羅刹國，死亡隻是種行政手續。有時候需要蓋章，有時候需要排隊，但從來都不是最終結果。她湊近伊萬的耳朵，腐爛的甜菜氣味撲麵而來，去地下室看看，緊挨著停屍房那扇門。他們把她關在那裡，因為她說出了關於院長兒子的真相。
那天晚上，伊萬冇有回職工宿舍。他留在辦公室，把1934年到今年的所有病曆按字母順序重新排列了三遍。淩晨三點，當值夜班的尼娜·庫茲涅佐娃第三次來檢查時，發現他正試圖用訂書機把情感淡漠症遺傳性絕望兩種診斷釘在一起。
你看起來像是剛發現自己也是病人的那個。尼娜倚在門框上，製服領口彆著枚褪色的共青團徽章。她比伊萬小兩歲，卻已經在男病房當了五年護士，據說能徒手製服兩個躁狂症患者。要不要我幫你請個病假？就說你得了突發性存在危機？
伊萬搖搖頭。在羅刹國，承認自己有病就像承認自己喜歡喝溫水一樣——既無害也無益，隻會招來更多毫無意義的關心。他收拾好東西，在走出大樓時故意繞過了通往地下室的樓梯。那下麵除了停屍房，還有間常年上鎖的檔案室，據說儲存著建院以來所有治療失敗的病例。去年有個叫維克托的實習醫生堅持要調查那些檔案，三週後就被診斷出進步性懷舊症，現在住在3號病房，每天用果醬在牆上畫他從未擁有過的童年。
但安娜的話像顆壞牙一樣留在伊萬腦子裡。第二天查房時，他故意落在隊伍最後，當院長拉夫連季·瓦西裡耶維奇用他一貫的詠歎調宣佈今天我們將用音樂療法治療反革命妄想症時，伊萬正盯著地下室入口生鏽的鐵鎖。鎖是新的，在滿是剝落的綠漆和鐵鏽的門上閃著不懷好意的光。
你對地下設施產生了非醫療興趣。院長突然出現在他身旁，散發著福爾馬林和紫羅蘭香粉混合的氣味。這個曾經的外科醫生現在長得像尊被海水泡過的雕像，臉上的皺紋裡藏著太多手術刀留下的故事。這很危險，斯米爾諾夫同誌。在羅刹國，好奇心不是通往知識，而是通往特殊病曆的捷徑。
伊萬低頭看自己的鞋尖。那是雙標準的公務皮鞋，左腳鞋跟比右腳薄兩毫米——這個發現讓他獲得了整整三小時的平靜，直到午餐時在食堂聽見兩個護工談論地下室的合唱。
每週三半夜開始，其中一個嚼著醃肥肉說，像是一群女人在唱搖籃曲，但調子全錯了，每個音都比正常的高半度。
另一個打了個嗝：那是院長在試驗新療法。據說是把有家族遺傳瘋病史的女病人關在一起，讓她們互相治療。上週我值夜班時看見運屍袋從地下室抬出來，袋子在動，像是有東西要從裡麵爬出來。
伊萬把盤子裡的紅菜湯推開了。湯表麵凝著層豬油，像張蒼白的臉正從下麵窺視他。他突然想起父親被帶走前那個晚上，也是這樣把湯推開，說：我聽見你媽在衣櫃裡哭。當時十五歲的伊萬檢查了所有衣櫃，隻找到一件母親留下的舊大衣，口袋裡有張紙條：不要尋找不存在的東西，包括母愛。
那天晚上，伊萬做了個夢。夢見自己站在地下室走廊裡，兩側的門都變成了父母的臉。左邊的門用父親的聲音說：你繼承了我們的失望，就像繼承姓氏一樣自然。右邊的門用母親——他想象中的母親——的聲音說：我們把你生出來，就是為了有個更小的容器來裝我們的痛苦。中間有扇鐵門開著，裡麵傳來安娜的歌聲，調子確實比正常的高半度，歌詞是關於一個永遠長不大的孩子，他的心臟是塊凍硬的煤。
醒來時，伊萬發現自己躺在辦公室地板上，手裡攥著把生鏽的鑰匙。鑰匙上刻著數字，邊緣磨得發亮，像是被無數絕望的手掌摩擦過。窗外，沃羅涅日的冬日陽光像稀釋過的漂白劑，把精神病院灰色的外牆照得更加病態。樓下，病人們正在院子裡做感恩體操，隨著錄音機裡傳出的口號伸展四肢，動作整齊得像一群被絲線牽引的木偶。
伊萬把鑰匙藏進襯衫口袋，貼近心臟的位置。那裡有個他從小就能摸到的凹陷，醫生說那是胸骨發育異常，但父親曾說那是母親留下的第一個失望的痕跡。當鑰匙貼著那個凹陷時，他突然明白了安娜所說的行政性死亡是什麼意思——在羅刹國，有些門被鎖上不是為了防止人進去，而是為了防止裡麵的東西出來。
週三來了又去。伊萬在病曆裡發現，安娜的入院記錄被修改過三次：最初是被害妄想症，後來變成家族性情感淡漠，最後定格為進步性母性缺失。最奇怪的是，每次修改的筆跡都不同，卻都簽了院長的名字。在最後一頁有行鉛筆寫的字，被橡皮擦得幾乎看不見：她記得太多關於娜傑日達的事。
午夜時分，伊萬再次聽見地下室的合唱。這次他數清楚了，確實是七個聲音，每個都比正常音調高半度，合在一起形成了種令人牙酸的和諧。他拿起外套，在走廊裡遇見尼娜。護士正在給植物澆開水——這是院長推薦的無產階級園藝法，據說能讓花朵學會在逆境中生長。
你要去加入合唱團嗎？尼娜問，眼睛下麵掛著青黑色的眼袋，像是被生活用鈍器毆打過。帶上這個。她塞給伊萬一個小手電筒，地下室上個月就斷電了，但院長說黑暗本身就是一種治療。
樓梯間的燈泡果然壞了。伊萬數著台階往下走，每下一級，鑰匙就在口袋裡變得更重一些。十七級台階後，他站在了地下室的走廊裡。這裡的氣味像是個被活埋的圖書館——紙張、黴菌和某種甜膩的腐臭味混合在一起。遠處傳來滴水聲，間隔精確得像某種密碼。
合唱聲停了。伊萬站在鐵門前，鑰匙在鎖孔前猶豫。突然，他聽見裡麵傳來腳步聲，不是一雙，而是很多雙，像是有群孩子光著腳在奔跑。接著是低語，那些聲音說著羅刹國方言中早已消失的詞彙，關於雪地下凍僵的祈禱，關於用眼淚做成的麪包。
門開了。裡麵不是檔案室，而是個圓形大廳，天花板高得看不見頂。牆壁上鑿著無數小龕，每個裡麵都放著個玻璃罐，罐子裡漂著的東西看起來像萎縮的胎盤。大廳中央有七張鐵床，圍成個圓圈，床上躺著的女人都穿著病號服，腹部詭異地平坦。安娜坐在圓圈中間，正在用俄語和某種更古老的語言交替唱著歌。
你來了。她停下歌唱，剩下的六個女人繼續用那種錯位的音調哼著，正好趕上告彆儀式。
伊萬的手電筒光束在顫抖。他看清了那些女人的臉——她們都有著和安娜相似的輪廓，像是被同一把鈍刀雕刻過。更可怕的是，他認出了其中幾個：有去年失蹤的3號病房病人，有傳言中被家人在這裡的前女教師，甚至還有...他揉了揉眼睛，那個側臉，那個即使在病態消瘦中依然倔強的下頜線條...
不可能。伊萬聽見自己說，聲音像是從很遠的地方傳來，我母親死了。在生我那天就死了。
安娜笑了，這次她所有的牙齒都變成了鑰匙的形狀。在羅刹國，死亡是種奢侈。你的母親在這裡，一直在這裡，和所有這些母親一起。她做了個囊括的手勢，我們被帶來，是因為我們記得如何愛。而他們——她指指天花板，那裡現在出現了些細小的孔洞，像是有無數眼睛在窺視，他們需要把這種愛提煉出來，做成藥片，給那些在正常世界裡情感過剩的人服用。
一個躺著的女人突然坐起來，轉向伊萬。她的臉在手電筒光下蒼白如蠟，但眼睛——那雙眼睛和伊萬在鏡子裡看到的一模一樣，帶著那種永遠夠不著什麼的饑餓感。
你不該來這裡。女人說，聲音像是從水下傳來，他們把你養大，就是為了這個時刻。你是鑰匙，伊萬。不是開門的鑰匙，而是鎖門的鑰匙。
伊萬後退一步，撞上了什麼東西。轉身看，是院長拉夫連季·瓦西裡耶維奇，穿著手術服，手裡舉著個類似古代刑具的東西——銀質的頭環上連著許多細管，末端是針頭。
遺傳性情感隔離症晚期，院長滿意地宣佈，但還保留著基本的認知能力。完美。他拍拍伊萬的肩膀，力道大得讓年輕人跪了下來，你知道為什麼你父親會被帶走嗎？因為他開始質疑。而質疑在羅刹國是種比梅毒更嚴重的傳染病。
銀環扣上了伊萬的太陽穴。細管像饑餓的螞蟥般尋找著血管。在失去意識前的最後一刻，伊萬看見母親——如果那真是母親——從床上爬起來，用儘全力把什麼東西扔了過來。是個小玻璃罐，裡麵漂著張褪色的照片：年輕的她抱著個嬰兒，背景是間看起來過於明亮的公寓，牆上掛著幅斯大林像，但領袖的臉被小心地挖掉了。
記住，她的聲音現在近得像是直接在他顱骨內響起，失望是會上癮的。但有時候，上癮是唯一的自由。
黑暗降臨得比伊萬預期的溫柔。在意識的最後縫隙裡，他聽見安娜開始唱新歌，調子這次完全正確了——是首古老的搖籃曲，關於一個永遠長不大的孩子，他的心臟最終學會了在寒冷中繼續跳動，即使那裡已經冇有愛，隻有記憶留下的空洞。
當伊萬再次醒來時，他躺在自己辦公室的摺疊床上，陽光透過百葉窗在地板上畫出監獄柵欄的影子。口袋裡多了樣東西——不是鑰匙，而是那張照片，但上麵的女人臉被carefully地刮掉了，隻剩抱著孩子的手臂，姿勢僵硬得像是在進行某種非自願的儀式。
樓下，新的一天開始了。病人們排隊領取情感穩定劑——粉色的小藥片，據說能消除不必要的回憶。院長正在廣播裡宣佈，由於治療手段的突破性進展，本週將有三個病人獲準，前往永久康複中心。
伊萬走到窗前。院子裡，安娜正在獨自做操，動作緩慢得像是在水下移動。當她抬頭看向窗戶時，伊萬確信她眨了眨眼——那隻完好的右眼，裡麵閃爍著種令人不安的、幾乎像是勝利的光芒。
他低頭看照片。在背麵，用鉛筆寫著行新字，筆跡顫抖卻堅定：有些門一旦被開啟，就再也關不上了。但有些鎖，一旦被轉動，就會把開門的人也變成門的一部分。
伊萬把照片藏進襯衫口袋，貼近心臟的凹陷處。那裡現在不僅裝著鑰匙的形狀，還裝著個永遠無法回答的問題：當你終於找到一直尋找的東西，卻發現它就是你自己的缺失時，接下來該怎麼辦？
在羅刹國，答案是簡單的：回去工作。把新的病曆抄寫整齊。學會在歌聲走調時依然保持沉默。最重要的是，永遠不要質疑為什麼有些母親選擇消失，有些選擇被囚禁，而有些——最殘酷的那些——選擇留下來，變成你每天都會看見卻再也認不出來的陌生人。
當他坐下開始抄寫今天的記錄時，伊萬發現蘸水筆裡流出的不是平時的藍黑色墨水，而是種淡粉色的液體，聞起來有股熟悉的、甜膩的腐臭味。第一行字在紙上暈開：病人伊萬·斯米爾諾夫，27歲，終於成功完成了情感剝離手術。預後：他將永遠不再尋找母親，因為他現在知道了，尋找本身纔是最終的疾病。
在遙遠的地下室，七個女人重新開始歌唱。這次她們的音調完全正確，歌詞卻隻剩下一個不斷重複的名字——不是伊萬，而是個更古老、更原始的發音，像是人類在學會失望之前，用來稱呼的第一個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