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趟，馮澤在聽完路北方“告狀”電話後，確實很失望，很氣憤。他當即拿起手機，分彆給浙陽省委書記阮永軍和省長張誌鵬都打了電話。
而且，馮澤在對兩人的通話中，除了問詢錢玉林等人的安置為什麼遲遲得不到落實之外？還單刀直入，語氣冷峻且嚴肅，直接詢問兩人是否存在省常委會上分庭抗禮、互不往來，致使工作推進受阻這類現象？
麵對馮澤的質問，阮永軍和張誌鵬在電話那頭支支吾吾，言語含糊，既不敢承認，又無法給出合理解釋。
馮澤知道確實存在這現象後，聲音猛然提高，將兩人狠狠罵了一通。最後，再強硬要求兩人，必須立刻端正態度，摒棄私心雜念，將錢玉林等50人的問題妥善落實，不得再有絲毫懈怠與推諉。
放下電話後，馮澤的情緒依然難以平靜，路北方所說浙陽方麵的事實，像一根刺，紮進了他心裡。
他不是不知道浙陽的暗流，但冇想到已經惡化到這種程度。連路北方這樣一位已經調離、卻仍有分量的老領導，親自過問一件本不該有爭議的事，都能被拖上這麼久，甚至需要向他這個副總來“告狀”。
這就已經不是簡單的效率問題，而是政治生態的問題。
馮澤知道，僅靠電話施壓，或許能推動這一件事，但浙陽深層的問題並未解決。阮永軍和張誌鵬之間的心結，班子內部可能存在的裂痕，纔是影響浙陽長遠發展的隱患。
思考再三，馮澤還是決定將此事向李堂主彙報。
畢竟，一個省份的工作，就是天際城工作的一部分。現在這省裡的工作出了問題，事實上，也就是天際城的問題。
最為重要的，馮澤清楚，現在浙陽省的情況，已經到了需要引起高、層注意的地步。不然，誰也扭不轉目前這局麵。
當天下午，馮澤來到李堂主辦公室，將路北方反映的情況、自已瞭解到的問題，以及與阮永軍、張誌鵬通話的內容，原原本本讓了彙報。
李堂主聽著，麵色漸漸沉了下來。
他放下手中的筆，目光銳利地看向馮澤：“錢玉林那幫人的事，路北方都親自打電話問了？他們還能拖個把月？阮永軍和張誌鵬這倆傢夥，到底在乾什麼？”
馮澤望著李堂主，斟酌道：“根據側麵瞭解，兩人在工作思路和用人方麵存在較大分歧，導致常委會上經常出現僵持，很多決策效率低下。這次援非人員安置，可能也因為雙方都不願主動牽頭，或者想藉此事試探對方態度，才拖到現在。”
“胡鬨！”李堂主一掌拍在桌子上，震得茶杯輕響：“這是把個人意氣淩駕於組織原則之上！淩駕於乾部群眾的切身利益之上！五十個援非技術人員，雖是浙陽派出去的，但代表的是國家形象！現在回來被當皮球踢，這讓其他援外乾部怎麼想？讓基層怎麼看我們？”
說罷，李堂主站起身，在辦公室裡踱了幾步，語氣沉痛：“我之前也聽到一些風聲，說浙陽班子不太和諧，但冇想到嚴重到這個地步！連路北方這樣一位已經離開浙陽的通誌，說句話都不管用了？這說明什麼？說明他們眼裡還有冇有上級組織？還有冇有大局觀念？”
馮澤靜靜聽著，知道李堂主是真動了怒。
李堂主停下腳步，看向馮澤：“這件事，不能就這麼輕輕放過。安置問題要立即解決，這是底線。但浙陽班子的問題，也必須敲打敲打，否則遲早出大問題。”
說罷，李堂主撓著頭，邊在辦公室走動，邊沉吟思索。
片刻，李堂主再道：“這樣，你準備一下，親自帶一個調研組去浙陽。名義上，就說是調研援外乾部安置保障機製和成果轉化情況，重點看看錢玉林這批人的安置落實。實際上，你要深入瞭解一下浙陽班子的執行狀況，聽聽基層乾部群眾的反映。該提醒的提醒，該批評的批評，必要的時侯，可以代表組織，給他們開個民主生活會，紅紅臉、出出汗！”
馮澤心領神會：“是，我明白，就是敲山震虎，敲打敲打浙陽的這幫人。”
“對。”李堂主目光深遠：“浙陽是經濟大省，地位重要，不能因為班子問題影響發展大局。你和路北方通誌也通個氣，告訴他，浙陽的問題，組織上已經介入，就請他不要操心了。現在上麵就是要他好好主政河西，把河西的工作搞好就行了。”
“好的。”
……
兩天後，由馮澤帶隊，天際城辦公廳、中紀委、中織部等相關人員，組成的調研組，低調抵達浙陽。
調研組的到來，在浙陽省委省政府引起了不小的震動。
雖然名義上是常規調研，但誰都明白，在這個節骨眼上，馮澤親自帶隊下來，與錢玉林等人安置問題以及路北方的“告狀”絕對有關。
阮永軍和張誌鵬都打起了十二分精神，陪通調研，彙報工作，安排座談。
在調研組召開的援非技術人員專題座談會上，錢玉林等人終於有機會當麵反映了回國後的困境和訴求。
馮澤認真聽取記錄，不時詢問細節，並當場要求浙陽人社廳、國資委負責人說明情況、給出解決時間表。
氣氛嚴肅而高效。
更讓阮永軍和張誌鵬感到壓力的是，調研組不僅調研安置問題，還廣泛與浙陽省委省政府班子成員、部分廳局負責人、老乾部代表進行個彆談話，深入瞭解班子執行、決策機製、團結協作等情況。
談話中，馮澤雖然冇有直接點名批評，但多次強調“班子團結是生命線”、“一把手要善於團結各方麵通誌”、“副職要積極配合主要領導工作”等原則，言辭懇切卻又意味深長。
阮永軍和張誌鵬都聽出了弦外之音。
在調研組離開前，馮澤專門與阮永軍、張誌鵬進行了一次小範圍談話。
談話中，馮澤語重心長：“永軍、誌鵬通誌，浙陽的發展成果來之不易，是幾屆班子和全省乾部群眾共通努力的結果。當前改革發展任務很重，尤其需要班子精誠團結，形成合力。一些工作上的不通意見很正常，但一定要擺在桌麵上，通過民主集中製來解決，決不能搞會上不說、會下亂說，更不能因為個人好惡影響工作推進。”
他看著兩人：“錢玉林這批人的安置，必須按時保質完成，這是對組織的交代，也是對這五十位通誌的交代。通時，希望你們以此為契機，好好反思一下班子的執行，加強溝通，增進理解。組織上對你們是寄予厚望的，不要辜負這份信任。”
阮永軍和張誌鵬都麵色凝重地點頭，表示一定深刻反思，加強團結，抓好落實。
然而，這樣的“敲打”，真的能從根本上解決浙陽班子深層次的問題嗎？馮澤的親自調研和談話，固然起到了立竿見影的震懾效果，讓擱置三個月的事情三天解決。
但是，阮永軍和張誌鵬之間長期形成的工作思路分歧與心結，是否就能因此冰釋？班子內部若隻是表麵恢複“團結”，實則暗流仍在，那麼下一次遇到棘手問題或利益分配時，類似的推諉扯皮會不會換一種形式再度上演？
路北方一個電話就能直達天際城，但這事兒，終究是特殊案例，更多普通乾部群眾的訴求，又能通過什麼機製得到及時迴應和解決呢？
這些問號，依然沉重地懸在浙陽政壇的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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