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東老廠房
趙鐵生在崗亭裡坐了一整夜。
那把椅子太矮了，他的腿蜷著，膝蓋頂著崗亭的牆。他沒有睡，眼睛一直睜著，看著大門外麵那條空蕩蕩的馬路。路燈在淩晨兩點的時候滅了一半，剩下的一半昏黃昏黃的，像快要燃盡的蠟燭。風從門縫裡灌進來，吹在他的後脖頸上，涼的。他把夾克的領子豎起來，縮了縮脖子，沒有動。
他的手機放在麵前的桌上，螢幕朝上，安安靜靜地躺在那裡。沒有電話，沒有簡訊，沒有任何人聯絡他。這個世界好像把他忘了。但他沒有忘記這個世界。他記得每一個數字——十三個傷者，四歲到八十一歲，五個地點，一張傳單，一個紅鼻子。他還記得那個電話裡的笑聲，變聲器處理過的、金屬的、冰冷的、像機器在說話的聲音。那個聲音說——“明天還有。”
天亮了。
趙鐵生站起來的時候，膝蓋發出一聲脆響，像乾枯的樹枝被折斷的聲音。他扶著崗亭的牆站了一會兒，等腿上的麻勁兒過去，然後拿起桌上那四頂帽子——紅的，黃的，藍的，藏藍的。他把它們疊在一起，放在椅子旁邊的地上，靠著椅腿。然後他走出崗亭，站在公安局的大門口，看著太陽從東邊的樓頂上升起來。陽光很刺眼，他眯起了眼睛。
第一起報案是在早上七點十二分。不是電話，是一個老太太直接走到了公安局門口。她站在大門口，手裡攥著一張皺巴巴的傳單，整個人像一片在風中瑟瑟發抖的枯葉。值班的小警察跑出來扶她的時候，她的手冰涼，嘴唇發紫，牙齒在打顫，磕磕巴巴地說：“有人……有人往我家門縫裡塞……塞了這個……我開啟一看……是那個……是那個小醜……”
傳單上印著一個小醜的笑臉。圓圓的眼睛，彎彎的嘴角，紅紅的鼻子。傳單的背麵寫著一行字，手寫的，紅色的，歪歪扭扭的——“送給你。不要錢。送你上西天。”
趙鐵生站在大門口，看著那張傳單，看著那行字，看著老太太發抖的手。他的手指攥緊了，指甲陷進掌心裡，掐出了四道深深的印痕。
“方晴，”他的聲音沙啞得不像自己，“通知所有派出所、所有社羣、所有物業，挨家挨戶排查。發現傳單的，不要碰，馬上報警。”
方晴已經跑了出去。
七點四十五分。城東。一個送孩子上學的媽媽在家門口的信箱裡發現了一張疊成方塊的紅色傳單。她沒有開啟，因為她看到了露在外麵的那個小醜的半個笑臉。她抱起孩子跑了。跑到小區門口的時候，她遇到了正在挨家挨戶排查的社羣民警。她把傳單的位置告訴了民警，然後蹲在地上，抱著孩子，哭了。孩子不知道媽媽為什麼哭，伸出小手摸了摸媽媽的臉，說“媽媽不哭，寶寶乖”。媽媽哭得更厲害了。
八點二十分。城南。一個晨練的老人在公園的長椅上發現了一張傳單。傳單就放在長椅的正中央，像被人特意擺好的。老人沒有碰，他站在兩米外，掏出手機拍了照，發到了社羣群裡。群裡瞬間炸了。有人說他也看到了，在健身器材上；有人說在花壇邊；有人說在垃圾桶上麵。同一個公園，至少發現了十幾張。散落在各個角落，像被人隨手撒的種子。每一張上都印著那個小醜的笑臉，每一張的背麵都寫著那行字——“送給你。不要錢。送你上西天。”
八點五十五分。城西。一個外賣騎手在送餐途中，看到路邊停著的一輛嬰兒車裡有一張紅色的紙。他停下來，以為是風吹進去的廣告，伸手去拿。指尖碰到紙的瞬間，他看到了那個小醜的笑臉。他縮回了手，掏出手機報警。他的手在發抖，手機差點掉在地上。他低頭看了一眼嬰兒車——車裡沒有嬰兒。空的。那張傳單就躺在空蕩蕩的嬰兒車裡，像一個小小的、紅色的、正在微笑的屍體。
九點半。所有的傳單都被送到了技術科。陳飛宇站在操作檯前，看著桌上那幾十張紅色傳單，手在發抖。不是因為害怕，是因為憤怒。這些傳單被塞進門縫裡，放在信箱裡，丟在公園的長椅上，藏在健身器材的縫隙裡，躺在空嬰兒車中。它們無處不在，像一場紅色的雪，在兆斐市的每一個角落靜靜地落下來。
“材質一樣，”雲曦月站在他旁邊，手裡拿著鑷子，小心翼翼地翻動一張傳單的邊緣，“可降解塑料。跟氣球一樣。跟之前的所有東西一樣。同一批材料，同一個來源。而且——”她用鑷子指著傳單背麵那行紅字，湊近看了看，眼睛眯成了一條縫，“墨水也特殊。不是普通的墨水，是某種油溶性的顏料，滲透進塑料的分子結構裡，跟材料融為一體。想要去除它，除非把整張傳單降解掉。降解的時間——大概幾個小時。等我們找到它們的時候，它們已經在分解了。”
她放下鑷子，摘下眼鏡，揉了揉鼻樑。她的眼睛下麵有很深的黑眼圈，嘴唇乾裂，臉色蒼白。她一夜沒睡。昨晚從醫院回來後，她直接進了實驗室，把之前所有的樣本重新檢測了一遍。氣球的碎片，傳單的碎片，麻醉劑的殘留，可降解塑料的顆粒。她一個一個地測，一個一個地比對，一個一個地排除。直到淩晨四點，她終於找到了一個共同點——所有的材料，包括墨水，都含有一種極其罕見的、用於增強塑料柔韌性的新增劑。這種新增劑隻在國外一家小眾化工企業生產，國內沒有代理商，沒有經銷商，沒有官方進口記錄。這意味著——有人通過非法渠道，把這些材料運進了國內，然後製成了氣球、傳單、小醜的衣服、封住臉的那層白色塑料。所有的一切，都來自同一個源頭。
席斯言站在她身後，沒有說話。他把一杯熱水放在她手邊，杯子是溫的，不燙。雲曦月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是溫的，剛好。她沒有看他，因為她知道他在看她。她的手指在杯壁上輕輕敲了兩下，像在說什麼。
“曦月，”席斯言的聲音很低，低到隻有她能聽到，“你去睡一會兒。”
“我不困。”
“你眼睛紅了。”
“那是燈光照的。”
“你在發抖。”
雲曦月低頭看了看自己的手——確實在發抖。不是害怕，是累。是那種從骨頭縫裡滲出來的、怎麼都壓不住的、連肌肉都不再聽使喚的累。她把手放下，放在膝蓋上，握成拳頭，想讓它停下來。但拳頭也在抖。席斯言蹲下來，跟她平視，伸出手，把她的手從膝蓋上拿起來，握在自己的掌心裡。他的手很大，很暖，把她的手整個包住了。他的拇指在她的手背上輕輕摩挲著，一下，一下，又一下，像在安撫一隻受驚的小動物。
“趙局讓你去睡，”他的聲音很輕，很柔，跟他平時在案發現場說話時完全不一樣，“在他的辦公室。沙發可以放平。他說了，不睡不許幹活。”
雲曦月看著他，看了幾秒，然後點了點頭。她站起來，走出技術科，走上樓梯。趙鐵生的辦公室門開著，沙發已經放平了，上麵放著一床疊得整整齊齊的毯子。毯子是軍綠色的，舊舊的，洗得發白，有一股淡淡的煙味。雲曦月躺下來，把毯子拉到下巴，閉上眼睛。毯子上的煙味包圍了她，像趙鐵生站在她旁邊，像席斯言握著她的手，像門衛大爺戴著那四頂帽子坐在崗亭裡看著她。她的鼻子酸了一下，但沒有哭。她閉著眼睛，聽著走廊裡傳來的腳步聲、電話聲、對講機的聲音，聽著這座城市在恐慌中發出的每一聲喘息。然後她睡著了。
席斯言站在技術科的窗前，看著窗外的院子。院子裡停著幾輛警車，車頂上落了一層薄薄的灰。陽光照在那些灰上，灰是灰色的，光是金色的。他的手機震了一下，一條訊息，王浩發來的——“席隊，城東派出所剛接到報案，一個老太太在家裡開啟了一張傳單，當場暈倒。家屬說傳單是被人從門縫塞進來的。老太太以為是什麼廣告，開啟看了一眼，就一眼。現在在市第二人民醫院，ICU。”
席斯言把手機收起來，看了一眼窗外。陽光還是很刺眼。他走出技術科，走下樓梯，走過空蕩蕩的走廊。走廊的牆上貼著“打擊犯罪，保護人民”的標語，紅色的字，白色的底，在日光燈下像一滴滴凝固的血。他走到大門口，崗亭裡空著。那把椅子還在，那四頂帽子還靠著椅腿，那杯茶還在桌上。他站了一會兒，然後轉身，走向停車場。
王浩已經在車裡等他了。劉洋坐在後排，手裡拿著筆記本，上麵密密麻麻地記著所有報案資訊。陳飛宇坐在副駕駛，電腦開著，螢幕上是兆斐市的地圖，上麵標滿了紅色的圓點。每一個圓點代表一張傳單被發現的位置。那些圓點密密麻麻的，像一場紅色的雨，像一片正在擴散的皮疹，像一張正在被畫上去的、巨大的、籠罩整個城市的小醜的臉。
“席隊，”陳飛宇的聲音沙啞得像砂紙，“傳單的分佈不是隨機的。你看——城東的老小區，城南的公園，城西的學校附近，城北的菜市場，市中心的老街。這些地方都有一個共同點——人多，路窄，監控少。而且，每一個地方都離派出所很近。最近的不到兩百米，最遠的也不超過五百米。”
王浩的手在方向盤上攥緊了。“他在挑釁。他就在派出所眼皮底下放傳單，他知道我們抓不到他。因為他放了就走，走得很快，混進人群裡就沒了。他可能根本就不是一個人。他可能是一個團隊，一個人放，一個人接應，一個人觀察。我們看到的隻是那個放傳單的人，其他的人藏在暗處，看著我們像無頭蒼蠅一樣到處跑。”
席斯言沒有回答。他看著窗外飛速後退的街景，看著那些行人、那些車輛、那些店鋪。每個人都在正常地生活——買菜、上班、送孩子、遛狗。他們不知道那些傳單可能就在他們家門口的信箱裡，在他們每天路過的公園長椅上，在他們孩子玩耍的滑梯下麵。他們不知道那張印著小醜笑臉的紅色傳單，正在這座城市的每一個角落裡靜靜地躺著，等著被某隻毫無防備的手撿起來。
“去城東，”席斯言說，“那個老太太的家。”
老太太的家在城東一個老小區的五樓，沒有電梯。樓梯很窄，聲控燈壞了一半，踩上去的時候，有的亮，有的不亮。王浩走在前麵，一腳踩空了一級台階，差點摔下去，被劉洋從後麵拽住了。兩個人對視了一眼，都沒有說話。五樓，左邊。門開著，門口站著兩個穿製服的民警，看到席斯言，敬了個禮。其中一個年紀大一些的，眼眶紅紅的，聲音有些啞：“老太太的兒子在裡麵，情緒不太穩定。席隊，您跟他說話的時候——”
“我知道。”席斯言走了進去。
屋子不大，兩室一廳，傢具舊舊的，但收拾得很乾凈。茶幾上放著一個果盤，果盤裡有幾個蘋果，一個已經爛了，發黑髮皺，像一張縮水的臉。沙發上坐著一個中年男人，穿著深藍色的工作服，袖子上的油漬還沒洗掉。他低著頭，雙手撐著膝蓋，肩膀在抖。聽到腳步聲，他抬起頭，看到席斯言，看到他的警服，看到他的帽子。他的嘴唇動了一下，想說什麼，但喉嚨裡像是被什麼東西堵住了，一個字都發不出來。他的眼睛紅得像被火燒過，但沒有淚——可能已經流幹了。
“你母親平時幾點出門買菜？”席斯言問。他的聲音很輕，很柔，跟他在案發現場說話時完全不一樣。
中年男人嚥了一口唾沫，喉結在鬆弛的麵板下艱難地滾動了一下。“六點半。她每天六點半出門，去菜市場。今天也是六點半。她出門的時候，我看到門口地上有一張紅紙。我以為是誰塞的廣告，沒在意。她撿起來了。她以為是超市的促銷傳單，她喜歡看那些，有什麼打折的她就去買。她開啟看了一眼。我聽到‘砰’的一聲，很輕，像氣球炸了。我跑出來，她已經倒在地上，手裡還攥著那張紙。紙是紅的，上麵有一個小醜，在笑。”
他的聲音斷了。他低下頭，雙手捂著臉，肩膀劇烈地抖動著。沒有聲音，沒有哭聲，隻有那種從胸腔裡擠出來的、被什麼東西壓住的、像動物在瀕死時發出的喘息。席斯言站在他麵前，沒有說話，沒有拍他的肩膀。他站在那裡，看著這個男人崩潰，看著他的世界在幾秒鐘內被一張紅色的傳單碾碎。他見過太多次了。每一次都像第一次。每一次都讓他覺得，這個世界上的惡意，比他能想象的任何東西都要深。
他走出門的時候，王浩靠在走廊的牆上，低著頭，手裡攥著那對核桃。核桃被他攥得咯吱咯吱響，像兩顆在互相摩擦的石頭。劉洋站在樓梯口，背對著所有人，肩膀微微抖著。陳飛宇的眼鏡片上反射著樓道裡那盞壞掉的聲控燈，暗的，亮的，暗的，亮的。
席斯言走下樓梯，走出小區大門。陽光湧過來，刺得他眯了一下眼睛。他站在門口，看著這條普通的、老舊的、兩旁種著梧桐樹的街道。梧桐樹的葉子很大，在風中嘩啦嘩啦地響，像在鼓掌，又像在拍手。樹下有一個賣早點的攤子，蒸籠冒著白氣，老闆在吆喝，“包子，熱乎的包子”。一切都很正常，正常得讓人想哭。
他的手機響了。趙鐵生。
“斯言，回來。省廳的人到了。”
席斯言掛了電話，上了車，沒有說話。王浩發動了車，駛出那條種滿梧桐樹的街道。後視鏡裡，那個賣早點的攤子越來越小，蒸籠的白氣在風中散成了一團模糊的霧，像一個人的呼吸，在冬天的早晨，慢慢地、慢慢地消失在空氣裡。
省廳來了五個人。帶隊的是一個姓顧的處長，四十多歲，頭髮花白，戴著一副銀框眼鏡，說話慢條斯理的，像大學裡講課的教授。但他的手上有繭——虎口、食指、掌心，是常年握槍磨出來的。他看著白板上那些字，看了很久，然後轉過身，看著席斯言。
“這個案子，省廳接手。你們兆斐市局配合。”他的聲音很慢，很輕，但每個字都像釘子，釘在桌麵上，拔不出來。
趙鐵生站在窗前，背對著所有人。他的手背在後麵，手指在微微發抖。他沒有轉身，沒有說話，沒有點頭，沒有搖頭。他隻是站著，看著窗外那些被媒體圍堵的大門口，看著那些攝像機、那些話筒、那些閃光燈，看著這個他守護了三年的城市，此刻正在被一張紅色的傳單一寸一寸地撕裂。
“顧處長，”席斯言的聲音很平靜，“案子是在兆斐發的，傷者是我們兆斐的市民，兇手在我們兆斐的地盤上。兆斐市局有能力也有決心破這個案。省廳可以支援，但案子不能移交。”
顧處長看著他，看了幾秒。他的表情沒有任何變化，但他的眼睛裡有光閃了一下——不是憤怒，是欣賞。“席隊，你知道這個案子有多嚴重嗎？省廳的壓力有多大嗎？上麵的電話已經打到了廳長那裡，廳長的電話打到了我這裡。今天早上，光是我們接到的媒體問詢，就有四十多個。四十多個。全國都在看著兆斐，看著這個案子，看著你。你覺得，你能扛得住？”
席斯言看著他，沒有說話。但他的目光回答了——我能。
顧處長看了他很久，然後笑了。不是那種開心的笑，是一種“我知道你是什麼樣的人了”的笑。“好。省廳支援，不接管。但你每天要向我彙報進展。每天。早中晚三次。做不到，我就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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