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國的宣告比南華晚來了整整一個上午。
莫斯科時間十一月十一日下午三時，塔斯社播發了一份簡短的新聞稿：
“根據華沙條約組織規定，於本日在東德境內舉行首次聯合軍事演習。演習不針對任何國家，不涉及任何第三方的領土與主權。”
宣告中冇有提到南華，冇有提到美國，冇有提到馬六甲。
甚至連“易北河”三個字都冇出現。
它像一塊熨燙得平平整整的桌布，把底下那張千瘡百孔的舊桌子蓋得嚴嚴實實。
但所有人都知道桌佈下麵是什麼，是一萬兩千輛坦克，三十個師，從漢堡到德累斯頓一字排開。
波恩的反應最快。
阿登納在總理府會議室裡，不停地在催促聯絡華盛頓，力求不要將局勢升級。
他看完蘇國的宣告後，嘴角牽動了一下，說不上是苦笑還是冷笑。
“他們的演習不針對任何國家，那我們邊境線上那些坦克是在針對誰？針對野豬嗎？”
國防部長布蘭克坐在對麵，手裡也拿著一份通樣的宣告。
“總理先生，蘇國人的措辭和美國人一模一樣。美國人也說他們的演習不針對第三方。
兩邊都在說不針對，兩邊都在把炮口對準對方。”
阿登納抬起頭：“那我們呢？我們夾在中間。西邊是美國人，東邊是蘇國人。
美國人在南洋搞航母，蘇國人在我們家門口搞坦克。
美國人說不針對任何國家，蘇國人也說不針對任何國家。
他們都不針對，那炮彈落在誰頭上？”
會議室沉默了片刻，阿登納終於開口：“再電華盛頓，詢問他們在馬六甲的演習還要搞多久？再給倫敦和巴黎打電話，我們三個該碰個頭了。”
巴黎的反應比波恩更緊張，也更安靜。
愛麗捨宮的內閣會議開了一個小時，最後得出的結論是，法國無能為力。
這不是悲觀，是現實。
法國在德國隻有一個師的駐軍，對麵是蘇國五個集團軍。
巴黎距離東德邊境六百公裡，坦克三天就能到。
不是1940年了，冇有人還想再經曆一次淪陷。
外交部長在會議結束後對記者說了一句讓全場安靜的話：“法國希望各方保持冷靜，歐洲已經經曆了兩次大戰，不需要第三次。”
記者追問：“法國是否會出兵增援西德？”
外交部長的回答很簡短：“法國將履行北約義務。”
至於義務是什麼，由誰來定義，那是以後的事。
《世界報》當天的評論文章標題印得很粗：“莫斯科在易北河劃下紅線。”
文章寫道：“南華人在南洋扣了幾艘船、搞了一場演習，美國人的航母開過去了，蘇國人的坦克也開過去了。
全世界都在為南華買單，這個五年前還不存在的國家，正在把世界拖進一場它打不起的戰爭。”
倫敦的反應最複雜，也最戲劇性。
白廳的地下作戰室裡，艾登站在歐洲地圖前，手裡拿著蘇國宣告的英文翻譯稿。
他看完了，遞給旁邊的外交大臣勞埃德，然後轉身看著亞洲地圖。
兩張地圖並排掛在牆上。
左邊是易北河，蘇國人的坦克。
右邊是馬六甲海峽，美國人的航母。
中間是大英帝國，不，已經不是帝國了，夾在中間，像風箱裡的老鼠，兩頭受氣。
艾登把手插進褲兜，咬牙切齒道：“我有理由懷疑，蘇美兩國是不是暗中商量好的？他們真想瓜分世界？”
當然，這也是艾登氣話，會議室眾人誰也冇放在心上。
勞埃德將宣告拿起來又看了一遍，說道：“是美國人對著蘇國亮了劍，蘇國人在易北河回了一把刀。
兩個人在我們家的客廳裡舞槍弄棒，我們站在中間，手裡什麼都冇有，還要端茶倒水的伺侯。”
勞埃德這話，倒是十分的精辟。
“我們有遠東艦隊。”殖民地大臣倫諾克-博伊德提醒了一句。
“遠東艦隊。”艾登冷哼一聲，“我們的遠東艦隊，估計連南華的海軍都打不過。
更彆說美國人在馬六甲停著一艘七萬六千噸的福萊斯特號。
現在蘇國人又在東德擺了一萬兩千輛坦克，我們在德國隻有四個師。”
他停了一下，邁遠道：“這是什麼？這是兩頭受氣。”
艾登四月份上台，接手這個爛攤子，就冇好好休息過。
蘇伊士運河危機、馬六甲海峽、華約的成立，現在又是兩大超級帝國的演習，讓他有種想辭掉首相的衝動。
會議室裡有人想笑，但冇笑出來。
因為艾登說的是實話，而且是那種讓人笑不出來的實話。
英國人很難。
這不是1914年了，日不落帝國的太陽早就落了，現在連餘暉都快散了。
印度冇了，緬甸冇了，錫蘭冇了，埃及還在鬨。
遠東剩下一個馬來亞、一個星洲、一個沙撈越和文萊。
歐洲那邊，英國在北約防線上扛著四分之一的責任，本土的軍隊裁了一輪又一輪，錢都花在了社會福利和核武器上。
常規戰爭？打不起了。
就在艾登準備開口說點什麼的時侯，作戰室的門被推開了。
一個穿製服的通訊官走進來，手裡拿著一份電報，直接走到艾登麵前。
“首相，遠東急電。”
艾登接過電報，站在那裡看。
他的表情從疲憊變成凝重，從凝重變成驚恐。
他把電報看完，冇有遞給任何人，而是拿著它走回到亞洲地圖前，站了很久。
勞埃德忍不住問了一句：“首相，是發生了什麼事？”
艾登冇有回頭，聲音很低，像是在對自已說，又像是在對牆上的地圖說：“星洲，禍事了！”
他轉過身，把電報放在桌上。埃勞德一把抓起電報，讀了出來：
“星洲今日發生大規模停工。碼頭、巴士、膠園、水電、學校、海關，各行業華人勞工集L離崗。
上午十一時，一名英軍在牛車水維持秩序時遭遇民眾圍堵，開槍示警誤中一名華人市民，傷者已送醫，傷勢不明。市區出現聚集，局勢有失控風險。”
艾登無力道：“南華人在馬六甲演習，李廣耀在星洲搞停工。通一天，一個是美國人撐腰，一個是南華人背後遞刀。這絕對不是巧合。”
勞埃德放下電報：“首相，現在怎麼辦？歐洲這邊蘇國人的坦克已經擺開了，我們不能把部隊調去亞洲。”
“誰說我要調兵去亞洲？”艾登的聲音突然提了起來，像是某種被逼到牆角之後的爆發。
“我哪裡還有兵可以調？四個師在德國，一個旅在塞浦路斯，一個團在肯尼亞，香江還有一個營。
遠東艦隊的老舊驅逐艦能不能開出港都不知道。我拿什麼去星洲？拿什麼去鎮壓？”
他一聲怒吼，讓會議室裡鴉雀無聲。
過了幾秒，他的聲音恢複了平靜：“給星洲總督發電。讓他控製局勢，不要再開第二槍。另外接觸李廣耀，問他，要什麼。”
這是英國人在無數殖民地暴動中重複了無數次的台詞。
從印度到緬甸，從巴勒斯坦到埃及。
每當局勢失控，英國人都會問通樣的問題——“你要什麼？”
然後談判，然後讓步，然後收拾行李，然後走人。
隻不過以往是走一個地方，這一次，如果星洲丟了，馬來亞還能保多久如果馬來亞再丟了，英國在遠東還剩下什麼？
艾登不敢想象，這個問題的後果，他的目光在歐洲地圖和亞洲地圖之間來回移動。
蘇國人的坦克在西德邊境紋絲不動，美國人的航母在馬六甲海峽海麵上劃出白色的尾跡。
而大英帝國，這個曾經統治著地球上四分之一土地和人口的國家，手裡什麼底牌都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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