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日新聞》頭版標題：“南華海上行動首日，十一艘日本商船被扣。船運界稱損失慘重。”
《讀賣新聞》更直接：“馬六甲咽喉被扼，日本海運業麵臨癱瘓。美國商船暢通無阻。”
商工會議所的緊急會議從下午一直開到深夜。
三菱、三井、住友、安田四大財閥的代表全部到齊。
日本郵船的社長在會上拍了桌子：“再拖下去，不是賠多少錢的問題，是日本的海運業還能不能存在的問題！”
三菱重工的專務臉色同樣難看：“不僅如此。我們的商船被扣，貨物延期交付，外國買家開始索賠了。
上個月剛和巴基斯坦簽訂的條約，被他們取消了，理由就是‘交貨不穩定’。
不僅如此，這批訂單還被南華人搶走了。”
會議室裡一片沉默。
外務省還沒來得及拿出對策，南華的第二張牌就打了出來。
五月二十五日，南華外交部召見日本駐長安臨時代辦，遞交了一份正式照會。
照會的內容很短：南華政府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引渡七十八名在逃的戰犯。
這七十八人，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中被判定為甲級或乙級戰犯，但從未真正服刑。
他們在巢鴨監獄關了幾年後，隨著冷戰加劇和美國對日政策的轉變，從1948年到1953年間陸續被釋放。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木村兵太郎，陸軍大將，曾任緬甸方麵軍司令官。
1942年至1944年間指揮日軍在緬甸的軍事行動，對緬泰鐵路的勞工死亡負有直接指揮責任。
1948年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死刑，但判決從未執行。
1952年被釋放，現任某商社顧問。
板垣征四郎，陸軍大將，曾任中國派遣軍總參謀長。
1948年被判處死刑，同樣未執行。1953年被釋放，目前在東京隱居。
賀屋興宣，曾任東條內閣藏相，負責戰爭財政動員。1948年被判處無期徒刑，1950年獲釋，現任眾議院議員。
南華的照會明確指出：
這七十八人在南華領土上犯下了明確的戰爭罪行，包括下令屠殺平民、強征勞工、掠奪文物、使用化學武器。
南華作為法國、暹羅、緬甸的合法繼承者，有權要求引渡這些戰犯，在南華境內接受審判。
照會的最後一段寫道：“如果日本政府不履行引渡義務，南華將認為日本在戰爭責任問題上缺乏最基本的誠意。一個包庇戰犯的國家，不配與南華談任何條件。”
東京霞關，外務省。
重光葵拿著那份照會，感到一絲恐懼。
南華人這一手太狠了。戰犯問題，是日本戰後最大的政治傷疤。
美國人當年主導了東京審判，又在幾年後親手釋放了大部分戰犯，這件事本身就是一筆爛賬。
現在南華把這塊傷疤揭開了。
“他們是真的要那些人嗎？”橋本龍伍問。
重光葵苦笑：“當然不是。他們要的是姿態。日本交不交人，交不交得出來——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們把戰犯問題擺到了枱麵上。美國人怎麼辦？
當年釋放戰犯是美國主導的。現在南華人要人，美國給不給？
不給，等於公開承認自己包庇戰犯。給了，等於打自己的臉。”
橋本龍伍沉默了。
重光葵站起來：“我去找美國大使。這件事，已經不是日本能單獨處理的了。”
五月二十七日，美國駐日大使艾利遜的官邸。
重光葵坐在輪椅上，對麵是頭髮花白的艾利遜。兩人中間的小桌上擺著咖啡，但誰都沒動。
“大使先生，情況就是這樣。”重光葵把南華的照會副本遞過去，“南華人要求引渡七十八名戰犯。其中包括木村兵太郎——貴國1952年批準釋放的。日本政府無法單獨回應這個要求。”
艾利遜接過照會，從頭到尾看了一遍，眉頭越皺越緊。
“重光先生，這批人當年是經過駐日盟軍總司令部法律處審查後釋放的。程式上是合法的。”
“大使先生，南華人不管程式，他們要的是政治姿態。
日本交出這批人，或者至少做出交人的姿態，才能堵住南華人的嘴。
但日本政府不能單方麵決定交出美國主導釋放的人。”
艾利遜也是無言以對。
重光葵說得對，戰犯問題是美國一手處理的，日本隻是執行者。
如果現在日本在美國的壓力下拒絕引渡，南華人就會把矛頭對準美國——美國包庇日本戰犯。
這句話出現在聯合國會場上，美國的臉上可不好看。
“你想讓我做什麼？”
重光葵深吸一口氣：“至少，請美國向南華表明態度——戰犯問題已經由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做出終審判決，不應再被翻出來。
如果南華堅持追訴，如果華府方麵願意出麵協調，在保證不再追究的前提下，讓日本在賠償問題上做出更多讓步。”
艾利遜想了想，點了頭：“這一條，我可以向華盛頓請示。”
五月三十日，華盛頓的回復到了。
艾利遜可以向南華轉達美方的“關切”，但美國不正式介入戰犯問題。
同時，華盛頓建議日本加快與南華的賠償談判——“避免事態進一步複雜化”。
翻譯成大白話就是：戰犯的事，美國不替你背鍋。賠償的事，你趕緊跟南華人談妥。
重光葵看完電報，在辦公室裡坐了很久。
美國人鬆手了。
不是徹底鬆手，是不想被卷進來。
南華人用戰犯問題戳中了美國的軟肋，冷戰正在緊要關頭，美國需要南華和日本這兩個亞洲盟友，但又不願意公開承認自己包庇戰犯。
最好的辦法就是置身事外，讓兩個國家自己去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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