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那高育良呢？我們之前商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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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東的經濟下滑，固然有產業結構的問題，但更直接的原因，是這場反腐風暴帶來的震盪。
一批又一批的官員被帶走調查，一個又一個的專案被暫停審查，企業家們人心惶惶，投資意願降到冰點。
這些，難道不是你們預料之中的嗎？
怎麼現在事辦好了，到了最後收尾的時候，自己不僅好處冇了，還要背鍋？
但田國富不敢說這些話。
他不敢對鐘老說。
因為鐘老不僅僅是他的恩師，更是這場反腐風暴的設計者之一。
那些決策，鐘老都有份。
“鐘老，”田國富深吸一口氣，努力讓自己的聲音聽起來平靜，“那高育良呢？我們之前商量的……”
“高育良的事，我會聯絡小艾，先不要動。等上麵的決定。”
鐘老說“聯絡小艾”，意思就是要暫時擱置對高育良的調查處理。
田國富的心沉到了穀底。
他等了這麼久，謀劃了這麼久，就是為了等趙立春一係倒台之後，自己能夠順理成章地接任省委專職副書記。
這是他和鐘老之間心照不宣的默契。
他衝鋒陷陣，鐘老在背後撐腰，事成之後，論功行賞。
可現在，上麵突然召見陳慶，所有的計劃都被打亂了。
“鐘老，”田國富急切道，“我今年已經五十六歲了。如果這一步走不出去......”
“我知道。”
“國富，你的情況我都清楚。
但現在是關鍵時刻，不能急。
越急越容易出錯。”
田國富還想再說什麼，卻被鐘老接下來的話堵了回去。
“國富，你要知道一件事。高育良的‘高’，和高嶺的‘高’，是一個‘高’。”
田國富愣住了。
高嶺。
這個名字他當然知道。
高嶺，D戰區副司令員。
那是軍方的實權人物。
“我查過了，陳慶的母親高敏和高育良的父親高大奎，還有高嶺，是同父兄弟。
他們的父親高大山，1955年授銜的時候是大校。”
電話那頭傳來翻動紙張的聲音，像是在念一份檔案。
“高大山，1920年生，1937年參加革命，解放戰爭時期任四野某營營長，抗美援朝時任某團團長，1955年被授予大校軍銜，1965年接任白山守備區司令員，1985年因部隊裁軍離休，2009年病逝。”
田國富的腦子嗡嗡作響。
他當然知道高育良的家庭背景不簡單，但他冇有想到，高育良和高嶺竟然是這種關係。
更冇有想到，陳慶的母親和高育良的父親是同父兄妹。
這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高育良和陳慶就是姑表兄弟。
而在華夏的政治生態中，這種血緣關係意味著什麼，田國富比任何人都清楚。
這意味著，高育良不是一個人。
他的身後，站著一個家族。
這個家族有軍方背景，有地方根基，有中央的關係網。
想動高育良，就要麵對這個家族的反擊。
“鐘老……”田國富的聲音有些發顫。
“國富，我告訴你這些，不是讓你打退堂鼓。
而是讓你知道，這件事比你想象的要複雜得多。
是不是和高育良和漢東的行動有關？我不知道。
但有一點我可以告訴你：王書記退下來之後，上麵對繼任人選有不同意見。
有人支援趙書記，有人支援我。
在這個節骨眼上，任何風吹草動都可能影響大局。”
田國富聽懂了。
鐘老不是在幫他，而是在自保。
漢東的案子是鐘老主導的，如果案子辦到最後，連一個高育良都動不了，那鐘老的威信何在？
但如果硬要動高育良，得罪了高家和陳家，甚至可能影響鐘老自己的仕途。
所以鐘老選擇了觀望。
“鐘老！”田國富還想說什麼，但電話那頭已經傳來了忙音。
田國富握著話筒，呆呆地坐在床邊，許久冇有動。
臥室裡安靜極了，隻有牆上掛鐘的“嘀嗒”聲在黑暗中迴盪。
窗外的天色還是漆黑一片，黎明遠未到來。
床頭櫃上的檯燈發出橘黃色的光，將他的影子投在牆壁上，像一個佝僂的老人。
他緩緩放下話筒，整個人像是被抽空了一樣，癱坐在床上。
五十六歲了。
他今年五十六歲了。
這個年齡，在官場上是一個微妙的分水嶺。
田國富已經是副部級的省紀委書記。
但他想要的是省委專職副書記，那是省委的三把手，是通往正部級的必經之路。
按照慣例，省委專職副書記之後，要麼接省長，要麼調任中央部委的正職，總之是一條清晰的上升通道。
但如果這一步邁不出去，他就隻能在省紀委書記的位置上乾到退休。
四年之後，他六十歲，正部級無望，退居二線，到人大或者政協去“發揮餘熱”，然後徹底退出曆史舞台。
他不甘心。
三十多年了，他兢兢業業，得罪了多少人，受了多少委屈。
他以為，這一次趙立春的案子，是他最後的、也是最好的機會。
搞倒了漢東的本土派，上邊論功行賞，他順理成章地接任專職副書記。
可現在……
他以為高育良最大的靠山就是趙立春，趙立春倒了，高育良就是冇了牙的老虎。
可他錯了。
高育良的背後，站著的不是隻有一個趙立春，很可能是一個家族。
而他自己呢？
他田國富有什麼？
他冇有家族背景，冇有軍方關係，冇有中央的靠山。
他唯一能依仗的，就是鐘老。
可現在鐘老明顯在猶豫，在觀望。
田國富忽然覺得有些冷。
他下意識地拉過被子，裹住自己的肩膀。
被子裡還殘留著體溫，但他感覺不到任何溫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