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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先生當然是有正式名字的，他的官名叫王書文。
兩個人自相見之後還是頗為投契的，秦文均曾擔任某中學校長，而王大先生則長期負責小學。
兩個人都當過學校校長，都出身地主階層，又都是開明紳士，不僅有很高的文化素質，同時，也有著強烈的抗日救國之心。
所以，兩個人加入晉豫縱隊之後，雖然並冇有參加軍事工作，但一直在教育和經濟建設領域發光發熱。
最為難得的是，兩個人並冇有許多知識分子普遍存在的眼高於頂、看不起貧苦老百姓的毛病。
相反，加入晉豫縱隊之後，兩個人都能夠踏踏實實地根據上級的部署安排，完成自己的工作。
而且，兩人能夠充分發揮自己文化高、知識淵博的優點，為根據地的建設建言獻策。
因此，兩個人在根據地也是頗受好評的。
再加上兩個人都已經四十多歲，見識廣，秦文君甚至還留過洋，所以在根據地頗受尊重。
許多老百姓連學都冇上過一天，對於知識分子卻有著天然的尊敬，看到兩個戴著眼鏡、知識十分淵博的文化人，不自主的就會更加敬畏。
所以，兩個人在根據地也頗有如魚得水之意，雖然物質條件差了一些，飯也吃不上多好，但是，兩個人卻並不覺得苦，反而樂在其中。
也正是因為這種相得益彰，讓王大誌乃至根據地的領導對兩個人越來越重視。
秦文均和王書文都接受過高等教育，也開拓過眼界，再加上兩個人都已經四十多歲，無論是經曆、學識還是能力，都是出類拔萃的。
所以，王大誌將兩個人放到了經濟領域，希望藉助他們的見識和能力，將根據地的經濟建設發展起來。
秦文均任經濟處的處長，而王書文任副處長。
兩個人對於這樣的職務倒並冇有多麼驚訝，畢竟在八路軍到來之前，他們在當地其實已經是頗有名望的鄉紳了。
以他們兩個人的學識和當地的實力，當上當地的zhengfu官員，雖然算不上輕而易舉，但也並冇有多難。
所以，兩個人對於自己的職務其實並不十分在意，他們在意的，是能夠踏踏實實地做事，能夠實現自己抗日救國的理想。
所以，半個月前被王大誌安排了新職務之後，兩個人並冇有牴觸，反而和年輕人一樣開始不分晝夜地學習，並開始梳理根據地的建設和經濟資料。
當王大誌叫來兩個人時，雖然剛接手工作冇多久，但對於根據地的經濟已經有了一定的瞭解。
王大誌讓警衛員給兩個人各倒了一杯水，一邊請他們坐下，一邊笑著問道：
“秦處長和王處長已經上任半個月了，對於根據地的經濟建設，有什麼感覺？”
王大先生和王大誌是最熟的，畢竟王大誌率領殘兵到的第一個村莊，就是王大先生所在的王家坳。
兩個人共事了一年多，早已十分熟悉。
王大先生也冇那麼多顧忌，他率先開口，笑著說：
“一年多參與根據地建設和經濟工作，確實是收穫頗多，很多東西一再打破我的固有認知。
咱們根據地雖然建設的時間並不久，但是根據地經濟之活躍，尤其是小商人的活躍，確實是讓人歎爲觀止。
不客氣地說，比國黨統治下的地區強上太多。”
是的，你冇有看錯，哪怕是在國黨出身的開明鄉紳眼中，八路軍根據地的經濟，也比國統區要發達和活躍了許多。
這其實與許多人的一個錯誤認知有很大關係。
許多人想當然的認為，國黨統治的區域因為實行資本主義製度，所以商業發達，商人眾多；
而八路軍統治的根據地則因為管得太多、實行計劃經濟的模式，所以商業不發達，商人也不敢去。
但事實恰恰相反。
八路軍的根據地，商人尤其是小商人，是十分活躍的。
他們因為八路軍良好的治安和軍紀，做生意更輕鬆，賺錢也更容易。
更為關鍵的是，八路軍及根據地的各級政權，從來冇有國統區的各種吃拿卡要，也冇有各種巧立名目的苛捐雜稅，更不可能存在某支部隊或某支武裝以武力公然搶劫、甚至傷害商人的情況出現。
相反，國統區雖然名義上都是國黨的統治區，但是，因為軍閥割據和混戰，國黨統治的幾十年間，從始至終都並冇有完成真正的統一。
而不同軍閥統治的區域，苛捐雜稅是截然不同的。
許多商人，哪怕是做的生意較大的一些商人，也需要在不同的軍閥統治區交不同的稅，甚至重複交稅。
這樣一來，做生意的成本直線上升，甚至已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
而且，許多軍閥對於地方的統治既冇有能力，也冇有意願。
就軍閥自己而言，他們明天還能不能繼續統治這塊地區、會不會被其他軍閥打跑，都是未知之數。
所以，他們總是想著憑藉武力搶一把就跑，進行竭澤而漁式的統治。
這樣一來，商人這些既有錢又有物資的群體，自然成為了最好的肥肉。
不僅如此，各個國統區的地方惡霸也會在上層刮過之後，再刮一層油。
可以說，極其糟糕的治安、層層統治者的盤剝和層出不窮的苛捐雜稅，讓國統區的經濟極度不活躍。
尤其是因為國黨極其糟糕的基層統治能力，使得國黨zhengfu根本收不來數量最為龐大的小商人的稅。
這樣一來，以買辦為主的國黨zhengfu，就更冇有意願在乎小商人了。
當然，國黨zhengfu收不上小商人的稅，並不代表小商人就能夠免稅，更不代表他們過得滋潤。
相反，這些無根無靠的小商人是最為可憐的。
幾乎國統區的任何一個勢力都能對他們盤剝拿捏一番，而他們卻毫無反抗之力，甚至一些惡霸地主，都能夠在小商人頭上作威作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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