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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一經過一個月練兵之後，王大誌終於脫離了極其繁忙的工作狀態，無論是根據地還是晉豫縱隊，都基本走上了正軌。
練兵時，日軍已經發動對豫北的進攻。
也正是因此，原本王大誌估計完成練兵之後，日寇會發動對包括平縣根據地在內的晉南圍攻的估計，出現了偏差，日寇的進攻明顯被拖後了。
所以，王大誌決定，利用這段來之不易的時間，加速鋪開對豫北的開拓。
此時根據地越大，迴旋餘地越大，應對日後敵人必然發起的進攻和圍剿，成功率也越高。
就在此時，王大誌接到了晉豫縱隊南下支隊司令員兼政委齊飛的報告。
在得知齊飛成功開辟雙木縣根據地，卻很快麵臨敵人重兵圍剿，二大隊、三大隊損失慘重的報告之後。
王大誌並冇有勃然大怒，更冇有因此對齊飛失望，相反，他覺得齊飛乾的還不錯。
因為，戰爭的不確定因素太多了，即便號稱百戰百勝的戰神，也不可能冇有失利過。
更何況，此次失利，雖然齊飛犯了輕敵大意冒進等若乾錯誤，但是，南下支隊主力並冇有受到多大損失，這就保護了部隊的根本。
至於二大隊和三大隊，本身就不具備上陣對敵的實力，損失慘重，本來就是意料之中的。
而且，在損失慘重之後，又能帶領部隊成功撤離，已經可以稱得上合格了。
更何況，這是齊飛第1次獨自領兵，統兵上千人轉戰陌生省份，不但冇有遭遇重大損失，還成功開辟了一個縣的根據地。
如果讓王大誌來打分的話，齊飛獨自領兵南下挺進河南的行動，可以打75分。
同時，根據齊飛的報告，王大誌也不由得感慨起河南的人口密度和經濟之發達。
要知道，位於河南邊境的一個以缺水和山地為主的雙木縣，人口居然高達近30萬，不愧是被曆來被逐鹿的中原地區。
而且，不僅僅是雙木縣，整個豫北近20個縣，所有的縣人口都在10萬以上，二三十萬人口的縣比比皆是。
而在八路軍最先發展的山西省，山西全境高達105個縣，而山西的人口總數也剛剛1000萬出頭。
也就是說，山西平均每個縣人口甚至不足10萬，這還是將太原等山西境內的大城市的人口也算了進去。
所以，河南、河北、山東等人口大省的豐富人力資源，是根據地發展的重要基礎。
比如，在綏遠、察哈爾、熱河等地堅持抗戰的八路軍，之所以始終冇有取得如晉察冀、山東等根據地的大發展，兵力也不如，與當地人口稀少有直接的關係。
包括八路軍四大根據地之一的晉綏根據地，以及建立晉綏根據地的八路軍120師，之所以在八路軍四大根據地和三個師中兵力最少，也與晉綏根據地所處的地區經濟落後、人煙稀少有直接的關係。
要知道，直到1945年抗戰勝利之後，晉綏抗日根據地才發展至46個縣322萬人口的規模。
而300多萬人口也意味著，晉綏根據地的八路軍是不可能發展至多大規模的，因為，它的人口承載能力就已經決定了部隊的上限。
事實也確實如此，晉綏根據地的八路軍，發展到極盛時期也隻有4.5萬餘人。
相較於動輒幾十萬的其他三大根據地八路軍，確實相差較大。
要知道，河南地區在1944年日寇發動豫湘桂會戰之前，隻有豫北、豫東及豫南部分地區淪陷，然而，僅這部分地區人口就在500萬以上。
而整個山西省全部加起來也隻有1，000萬出頭的人口，也可見河南和山西兩省的人口差距之大，河南的物產之豐富。
所以，進軍河南，對於整個晉豫根據地和晉豫縱隊是至關重要的，如果打不開河南的局麵，晉豫縱隊甚至可以直接宣佈取消。
所以，進軍河南直接關係到晉縱隊的未來和八路軍在河南地區的發展。
因此，在完成練兵之後，趁來之不易的一個月空隙，王大誌決定率主力南下。
當然，南下也不能不管平縣等四縣的根據地，所以，除了縣大隊、區小隊、民兵等地方部隊之外。
王大誌留下了新兵營、四營、五營和六營駐守，而其他部隊，包括二營、三營、四營以及shouqiang營、炮兵營等，全部隨王大誌南下挺進豫北。
由於南下支隊的開拓，王大誌此次率部的目標極為明確，那就是，消滅來犯的佐木明太郎部。
此時，日軍主力都集結在豫東及豫南地區，負責豫北防守的部隊是十分有限的。
雖然日軍也組成了不少漢奸部隊，但是，隻要能將負責警備的日軍打殘，那麼，整個豫北地區都將任晉豫縱隊馳騁。
所以，此次南下，王大誌心氣兒極高。
確定目標之後，在南下支隊和地下黨派人的帶領下，晉豫縱隊主力很快抵達雙木縣。
這時，三路鬼子和漢奸已經兵合一處，佐木明太郎在冇有找到南下支隊的情況下，決定加強對於雙木縣的統治。
所以，他開始強征百姓，在各個交通要道瘋狂修築碉堡。
顯然，佐木明太郎的目的，是通過碉堡，困住我南下支隊，並最終將南下支隊消滅。
一說起敵人的囚籠政策，許多人的第一反應是1939年開始，日寇華北方麵軍司令官多田駿最先開始，岡村寧次“發揚光大”的。
多田俊和岡村寧次的囚籠政策，確實給當時的八路軍帶來了極大的困難，根據地大大縮小，兵力由40萬縮減至30餘萬，經濟遭遇嚴重困難。
不僅如此，八路軍的平原地區的根據地幾乎損失殆儘。
所以，一說起敵人的囚籠政策，許多人的第一反應是多田俊和岡村寧次。
但是實際上，日寇的這種欺負八路軍冇有重武器和攻堅能力的囚籠政策，並不是1939年之後纔有的。
在這之前，就已經有不少日寇采用這種方式，在八路軍的根據地瘋狂修築碉堡，試圖將根據地分割成小塊，從而各個擊破。
所以，所謂囚籠政策，就是多田駿和岡村寧次總結之前與抗聯、八路軍等部隊的作戰經驗，最後將這一方法在整個華北地區推廣。
所以，縱然此時是1938年，尚屬於抗戰初期，佐木明太郎仍熟練的實行了碉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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