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秋的風帶著燥意，捲起九契典當行門口的枯葉。陳九正用軟布擦拭一把清代銅尺，尺身刻著細密的刻度，邊角磨得發亮，蘇晴則在覈對一批舊書局的線裝書，銅環忽然被人叩響，聲音帶著幾分文氣，不似尋常客人的急促。
來人是個戴圓框眼鏡的老者，手裏捧著個錦盒，開啟時露出一把暗紅色的銅尺，尺身比尋常尺子寬些，刻度邊緣嵌著些黑褐色的斑點，像是被什麽東西浸染過，握柄處刻著個“正”字，筆畫剛硬，卻在最後一橫處微微扭曲。
“這是從‘文興書局’的舊倉庫裏找到的，”老者是書局創始人的後人，姓周，“書局民國時很有名，後來突然倒閉了，我祖父說，是因為‘犯了忌諱’。前陣子清理倉庫，在地板下發現了這把尺，當晚我就夢見個穿長衫的人，拿著尺對我說‘字不正，心難安’。”
陳九接過銅尺，指尖觸到黑褐色斑點時，一股混雜著墨香和黴味的沉鬱之氣漫上來，像積壓了百年的墨汁，帶著壓抑的憤懣。他對著光細看，斑點下隱約能看到些細小的纖維，是上好宣紙的質地，尺身內側還有幾道極淺的刻痕，像是被指甲反複劃過。
“您祖父當年，是不是和書局的總編鬧過矛盾？”陳九問道，指腹摩挲著“正”字的扭曲處，那裏的銅色比別處更深，像是被人用力攥過留下的痕跡。
周老先生歎了口氣：“是。總編姓顧，是我祖父的同窗，兩人一起創辦書局，後來因為一本書鬧翻了。顧總編說要出版一本揭露官場腐敗的書，我祖父怕惹禍，堅決反對，沒過多久，顧總編就‘意外’落水死了，書局也跟著敗落了。”
蘇晴用鑷子取下一點黑褐色粉末，放在顯微鏡下：“這是墨汁和血的混合物，墨是‘一得閣’的老墨，血已經幹涸了幾十年。”她忽然指著尺身的刻痕，“這些不是亂劃的，是個字——‘貪’，隻是沒刻完。”
陳九忽然想起749局檔案裏的一則記錄：民國二十六年，文興書局總編顧某在自家後院池塘溺亡，警方定性為“意外”，但有鄰居說，死前一晚看到有個穿官服的人進了顧家。他翻出檔案，果然在附頁看到一張照片，顧總編書房的筆筒裏，插著一把和這把一模一樣的銅尺。
“不是意外，是謀殺，”陳九沉聲道，“顧總編的書稿觸動了貪官的利益，他們先找您祖父施壓，失敗後就對顧總編下了手。這把銅尺是他校對書稿時用的，‘正’字是他的執念——字要正，文要正，世道也要正。他臨死前用尺尖在凶手衣服上劃了下，留下了這‘貪’字的刻痕，黑褐色斑點就是他的血和墨。”
淩峰帶著調查結果趕來時，手裏拿著一份民國時期的行賄記錄：“查到了！當年的教育總長姓王，曾多次收受書局的‘讚助’，顧總編的書稿裏，就揭露了他挪用教育經費的事。顧總編死後，王總長很快就升遷了，還派人查封了文興書局的部分庫存。”
周老先生忽然紅了眼眶：“我祖父臨終前總說‘對不住顧兄’，原來他不是怕惹禍，是被王總長威脅了！他把這把尺藏起來，是想等風頭過了為顧兄翻案，可沒過幾年就病逝了……”
銅尺忽然微微震動起來，尺身的黑褐色斑點在光線下漸漸顯露出一個模糊的指印，指節處有個明顯的繭子，像是常年握筆的手。“這是顧總編的指印，”蘇晴對比著檔案裏的指紋記錄，“他攥著尺死的，把冤屈都刻在了上麵。”
警方根據銅尺上的線索，在文興書局的舊書堆裏找到了顧總編未完成的書稿，其中幾頁的空白處，用極細的筆寫著王總長的罪證，還夾著一張銀行的匯款單，金額與行賄記錄完全吻合。而通過技術複原，銅尺上的墨血混合物裏，檢測到了王總長常用的發油成分——當年他行凶時，曾與顧總編發生過激烈爭執。
真相大白那天，周老先生將銅尺和書稿捐給了國家圖書館。陽光透過圖書館的玻璃窗，照在銅尺的“正”字上，像是有個穿長衫的身影，拿著尺在書稿上輕輕敲打，說了句“字正了，心安了”。
九契典當行的銅尺還在櫃台前躺著，尺身的刻度映著窗外的光影，彷彿在丈量著世間的是非。那些藏在墨血裏的冤屈，終在銅尺的“正”字下，得到了最公正的量度。
故事還在繼續，這一頁，寫滿了筆墨間的風骨，與銅尺銘刻的，遲到的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