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煙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從來不肯痛快地下。可它落在嘉興南湖的煙波裏，便碎成了一片一片的碧。那碧不是玉的碧，是蘭的碧——被霜打蔫了的、被雪壓彎了的、在空穀裏等了七十年、還沒有等到那個采擷之人的碧。她叫孫蘭韞，字沅英，一字畹芳，號碧香閣主。她是嘉興人，詩人孫某的女兒，詩人某的妻子。她的詩集叫《碧香閣詩鈔》，她的詞集叫《綠窗遺稿》。碧香，是她自己取的名字。碧是顏色，香是氣息。她把自己活成了一株碧色的蘭，藏在深穀裏，藏在綠窗後，藏在那些她寫了一輩子、卻從不給人看的舊稿中。那蘭，沒有人看見，可它的香，飄了三百年，還在飄。
她是“蕉園詩社”的後起之秀。清初康熙年間，杭州的顧玉蕊發起蕉園詩社，聚集了林以寧、柴靜儀、錢鳳綸等九位才女，名動江南。到了雍正、乾隆年間，蕉園詩社的後勁未衰，又有一批年輕的女詩人接過了那麵旗。孫蘭韞就是其中之一。她的詩才，在那一代中是最出眾的。有人把她比作林以寧，說她的詩“清麗綿邈，不減梅雪”。可她不在乎這些。她在乎的，是那些和她一起寫詩的女子，是那些在嘉興南湖邊度過的、沒有丈夫、沒有孩子、沒有家務、隻有詩的日子。
她出生的時候，嘉興下著雨。那是雍正年間，盛世的太陽正從東方升起。康熙爺留下的基業還算穩固，雍正爺的新政雷厲風行，江南的繁華已經恢複到了明末的水平。南湖的畫舫又多了起來，煙雨樓的簷角又掛上了風鈴，放鶴亭的梅花又開了起來。她生在這樣一個好時候，可她的一生，沒有沾上盛世的光。她的光，是自己點的。點了一輩子，隻夠照亮自己窗前那方小小的硯台。
孫家是嘉興的書香門第。她的父親孫某，字某，號某，是雍正年間的秀才，以教書為生。他對女兒的教育極為重視，孫蘭韞是家中長女，自小便跟著父親讀書認字。她三歲識字，五歲能詩，七歲能文，九歲能畫。她的詩寫得早，也寫得好，好到父親常常拿著她的詩稿，對來訪的客人說：“你們看，這是我家沅英寫的。她才十歲。”客人們讀了，嘖嘖稱奇。有人說：“此女將來，必成大器。”有人說：“可惜是個女孩兒，若是個男孩兒，必中進士。”孫父聽了，隻是笑笑。他不在乎女兒是不是進士。他在乎的，是女兒的詩，能不能像那些古人的詩一樣，留下來。
她的童年，是在嘉興南湖邊度過的。南湖的水，是綠的，綠得像一塊翡翠；南湖的雨，是細的，細得像一根根銀絲，從天上垂下來，垂到湖麵上，垂到柳枝上，垂到她撐的那柄油紙傘上。她喜歡南湖的雨，喜歡聽雨打在荷葉上的聲音，喜歡看雨滴從荷葉上滾下來，滾進湖裏，濺起一朵一朵小小的水花。她後來嫁了人，可她的心裏，永遠住著那個在南湖邊聽雨的小女孩。
她在《南湖》中寫道：“南湖煙雨舊曾遊，畫舫笙歌憶未休。今日重來風景異，青山猶似昔年秋。”
這首寫得太淡了。淡到幾乎沒有味道。可你多讀幾遍，就會嚐出那淡淡的苦味。那種苦，不是黃連的苦，不是苦瓜的苦，而是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從骨頭縫裏滲出來的苦。她不是不會寫濃的，是不敢寫。她怕一寫濃了，就收不住了。怕一收不住，就會哭。她不能哭。她是孫家的長女，是某家的媳婦，是嘉興城裏人人稱道的“孫沅英”。她不能哭。她隻能把眼淚咽進肚子裏，咽進詩裏，咽進那些沒有人讀的句子裏。
她十五歲那年，嫁了人。嫁的是同鄉的某生。某生，字某，號某，是嘉興的諸生。他工詩詞，善書畫，尤精篆刻。他懂她的詩，懂她的詞，懂她的心。她寫了新詩，第一個給他看；他讀了，會在詩稿的空白處，用小楷寫下一段批語。批語不長，隻有幾個字——“此句妙絕”，“此字可再酌”，“沅英，你又瘦了”。
她的詩裏，常常出現“蘭”“碧”“香”“月”“燈”“病”“愁”這些字。那些字，不是她故意要寫的，是她的生活裏，隻剩這些了。某生在嘉興的學舍裏教書，她跟著他，住進了學舍旁邊的一間小屋。她把小屋取名為“碧香閣”。碧香，是她自己取的名字。她希望自己的詩，能像碧色的蘭花一樣，散發出幽幽的香。可那香，太淡了，淡到隻有她自己能聞到。她不在乎。她在乎的，從來不是別人聞不聞得到，是她自己聞到了。聞到了，就夠了。
她在《碧香閣》中寫道：“小閣碧香生夜涼，蘭花開處月如霜。不知花外人誰在，隻有幽人自斷腸。”
這首寫的是她的閣，也是她的命。她的閣，是碧香閣；她的命，是蘭花。蘭花開了，月如霜。她不知道花外有誰在，她隻知道，她自己，在斷腸。她斷了一輩子的腸，斷到腸子都爛了，斷到心都碎了，可她還活著。活著，才能寫；寫著，才能證明她不是一具行屍走肉。
她以為日子會一直這樣下去。以為那些蘭花會一直開著，那些詩會一直寫著，那些茶會一直熱著，那些燈會一直亮著。可她錯了。某生後來病了。他生在學舍裏，積勞成疾，病倒了。她守在床邊，握著他的手，他的手冰涼，冰得像冬天的石頭。她喂他吃藥，他吃不下；她給他喂粥，他咽不下。她看著他一天一天地消瘦，一天一天地衰弱，心如刀割。她請了最好的醫生，用了最好的藥，可沒有用。某生的病太重了，藥石無效。
某生臨死前，握著她的手，說：“這輩子，最對不起的人是你。你嫁給我，一天好日子都沒有過過。”她哭著說：“不要說這種話。我嫁給你，是自願的。我從來沒有後悔過。”某生說：“你的詩，寫得真好。我死了，你要繼續寫。不要停下來。”她點點頭，說：“我答應你。我不會停的。”
某生閉上了眼睛，永遠地走了。她跪在靈前，哭得撕心裂肺。她哭著說：“你走了，我怎麽辦？那些批語怎麽辦？”可他聽不見了。他永遠地不迴答了。那一年，她大概三十歲。她成了寡婦。她沒有再嫁。不是她不想，是她不能。她是某家的媳婦，是某生的妻子，是某生孩子的母親。她不能做對不起某家的事，不能做對不起某生的事。
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詩上。詩是她唯一的寄托，也是她唯一的安慰。她在《碧香閣詞》中寫道：“殘燈明滅，孤衾冷落，數盡更籌。舊日詩筒，而今筆硯，都是離愁。”
這首詞是她最疼的一首。她寫的不是虛構，是真實。某生死了，詩筒還在，筆硯還在，可那些東西，不再是詩，不再是筆，不再是硯，是離愁。她拿起筆，就想起他；她放下筆，就忘不掉他。她不知道該拿起來，還是該放下。拿起來，疼；放下，更疼。
可她不隻是寡婦。她還是詩人。她不僅寫詩，還結社。
她是“蕉園詩社”的後起之秀。清初康熙年間，杭州的顧玉蕊發起蕉園詩社，聚集了林以寧、柴靜儀、錢鳳綸等九位才女，名動江南。到了雍正、乾隆年間，蕉園詩社的後勁未衰，又有一批年輕的女詩人接過了那麵旗。孫蘭韞就是其中之一。她沒有見過顧玉蕊，沒有見過林以寧，沒有見過柴靜儀。她隻在詩稿裏讀過她們的詩，在傳說裏聽過她們的故事。可她把她們當成榜樣，把蕉園詩社當成自己的家。
她寫信給嘉興的幾位才女，邀請她們一起寫詩。信中說：“蕉園舊事，吾輩不可忘也。願與諸君共續之。”她們來了。幾個人，坐在南湖邊，像當年的顧玉蕊她們一樣，吟詩作賦，品茗賞畫，互相唱和。那是一個屬於女子的文學烏托邦。
孫蘭韞在《蕉園續集》中寫道：“蕉園舊雨憶當年，詩酒琴棋共一船。今日重來風景異，青山猶似昔時妍。”
這首寫得情深意切。她不是不會寫情詩，是她的情詩，從來不寫給男人。她寫給女人，寫給那些懂她的、和她一樣被時代困住的女人。那些女人，比男人更懂她，比男人更疼她，比男人更值得她寫。她寫的是林以寧，是柴靜儀，是錢鳳綸，是那些她從未見過、卻在詩裏認識了的人。她們的友情，比愛情更長久，比親情更純粹，比詩更動人。
她在蕉園詩社的日子，是她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那些女伴們，和她一樣，都是被時代困住的人。她們被困在閨閣裏，被困在婚姻裏，被困在“賢妻良母”的枷鎖裏。可她們不甘心。她們用詩，把那些枷鎖開啟了一條縫。縫很小，隻夠透一口氣。可那一口氣，是活的，是熱的，是她們在這個窒息的世界裏，唯一能吸到的氧氣。
可蕉園詩社後來散了。不是散了，是散了。那些和她一起寫詩的女子，一個個地散了，像那場江南的雨，落在湖裏，落在山上，落在她們再也迴不去的舊夢裏。孫蘭韞一個人，守著她的碧香閣，守著那捲《綠窗遺稿》，守著那些再也迴不去的日子。
她在《憶蕉園》中寫道：“記得當年聚首時，蕉園花滿鳳凰枝。而今人散花零落，隻有青山似舊時。”
這首寫得太淡了。淡到幾乎沒有味道。可你知道，那淡底下，是她藏了一輩子的濃。她的濃，不是她父親的那種濃，豔得讓人不敢直視。她的濃，是藏著的，是壓在箱底的，是鎖在碧香閣的詩稿底下的。她不給人看，可她自己看。看一遍，疼一遍。疼一遍，再看一遍。她不是在自虐，她是在確認——確認自己還活著。活著，才能疼；疼著，才能寫；寫著，才能證明她不是一具行屍走肉。
她晚年，是在碧香閣裏度過的。她一個人，住在嘉興的老宅裏，守著那些書，那些詩，那些再也迴不去的日子。她不再寫詩了。不是寫不動，是不想寫了。寫詩是需要對手的。她的對手走了，她寫給誰看呢？她把某生的遺稿整理成集，親手抄錄，親手校對，親手裝訂。她抄了一遍又一遍，抄到手都腫了，抄到眼睛都花了，抄到手腕都抬不起來了。可她不肯停下來。她怕一停下來，就再也拿不動筆了。她怕拿不動筆，就再也見不到他的字了。
她把剩下的時間，用在整理自己的詩稿上。她把那些寫得不好的詩，燒了；把那些寫得太真的詩，藏了；把那些寫了也不敢給人看的詩，鎖進了箱子裏。箱子的鑰匙，她掛在脖子上，從不離身。
她活到七十多歲，在一個下雨的夜晚，閉上了眼睛。那年的雨，細細密密地落在嘉興的碧香閣上，落在南湖的煙雨樓頂，落在她再也看不見的遠方。
她的《碧香閣詩鈔》和《綠窗遺稿》，被她的後人刻了出來。她在自序中寫道：“餘少時即好吟詠，每於花晨月夕，拈小詞以自遣。及長，嫁為某氏婦，隨夫吟詠，頗得唱和之樂。不意中道分離，夫子見背，餘煢煢孑立，形影相弔。惟詩詞自遣，聊以忘憂。今老矣，迴思往事，如煙如夢。因輯數十年所作，匯為一編，名曰《碧香閣詩鈔》。非敢傳世，亦以寄吾哀思雲爾。”
她沒有被人忘記。她的詩，被收錄在《國朝閨秀正始集》裏，被記載在《全清詩》裏，被後人銘記。那些厚厚的、厚厚的、積滿了灰塵的舊書裏，有她的名字。不大，不亮，不耀眼，可它在那裏，在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中間，像一個微弱的燭光，忽明忽暗，可它沒有滅。
她在《綠窗遺稿》中寫過這樣一句：“不知花外人誰在，隻有幽人自斷腸。”
那是她一生中寫得最讓人心疼的一句。她不知道花外有誰在，她隻知道，她自己，在斷腸。她斷了一輩子的腸，斷到腸子都爛了，斷到心都碎了，可她還在寫。寫出來，就好了。好一點，就能再活一天。
蕉園詩社後來被寫進了文學史。那些名字——顧玉蕊、林以寧、柴靜儀、錢鳳綸、孫蘭韞——被刻在曆史的角落裏，不大，不亮，不耀眼，可它們在那裏。它們是中國女性文學史上最早的一盞燈。那燈不大，不亮，不耀眼，可它亮了。在清初的杭州，在西湖邊的蕉園裏，在一群被時代困住的女子手中，它亮了。它照亮了她們自己，也照亮了後來的人。孫蘭韞是那盞燈裏的一縷火苗。她不是最亮的，可她是最久的。她活到七十多歲，活到蕉園詩社的姐妹們都走了，活到嘉興城裏再也沒有人記得蕉園詩社，活到那場下了三百年的雨，還沒有停。
江南的雨，從來不肯痛快地下。可她的詩，下得痛快。下在她的碧香閣裏，下在她的綠窗遺稿中，下在每一個讀她詩的人心裏。那是一場永遠不會停的雨，細細密密，綿綿不絕，像她的人，像她的命，像她的詩。雨聲未歇，花魂未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