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山大隊在紅旗大隊以北六十裡，山更多，地更薄，日子更苦。
鄧凱文被調到這裡的時候，是七月中旬。正是玉米拔節的時節，漫山遍野的玉米稈子長得比人還高，風一吹，葉子嘩啦啦地響，像無數隻手在拍巴掌。但這裡的玉米長得不好，稈子細，葉子黃，穗子小，一看就知道收成不會好。地是坡地，存不住水，肥也上不去，莊稼人再賣力，也拗不過這片貧瘠的土。
他和父親一起來的。母親冇有跟來，留在紅旗大隊，一個人守著那個空院子。走的那天早上，他在林欣怡家門口站了一會兒——門鎖著，窗戶關著，他知道她不在。她已經回城了，也許再也不回來了。他站了大約一炷香的工夫，然後轉身走了。他冇有回頭，但他在村口的老槐樹下停了一下，伸手摸了摸樹乾。樹皮很糙，硌得掌心生疼。他把手收回來，低頭看了一眼掌心——有一道淺淺的紅印子，像是被什麼東西烙上去的。
青山大隊的條件比紅旗大隊還差。土坯房更破，牆上的裂縫能從外麵看見裡麵，冬天漏風，夏天漏雨。井水更苦，打上來的水發黃，有一股鐵鏽味，煮開了也去不掉。工分更少，同樣的活，在紅旗大隊能掙八個工分，在這裡隻能掙六個。鄧凱文被分到村東頭一間半塌的屋子裡，和另一個從彆處調來的青年合住。那人叫李建設，比鄧凱文大兩歲，黑瘦，話多，嘴碎，第一天晚上就把自己的祖宗八代都交代了一遍。
“你咋來這兒的？”李建設躺在草蓆上，翹著二郎腿問。他嘴裡叼著一根草，嚼來嚼去，像是在嚼口香糖。
“調來的。”
“我也是。我原來在紅星大隊，離這兒八十裡地。”李建設側過身，壓低聲音，神神秘秘地說，“我跟你說，這地方邪門，去年餓死過人。一個老漢，六十多了，冇兒冇女，冬天冇柴燒，凍死的。等開春了才被人發現，人都硬了。”
鄧凱文冇接話，閉上眼睛。
“你咋不說話？你是不是不愛說話？”
“嗯。”
“那你愛乾啥？”
鄧凱文翻了個身，背對著他。
李建設討了個冇趣，嘟囔了一句“悶葫蘆”，也睡了。
鄧凱文冇有睡著。
他睜著眼睛，看著黑漆漆的屋頂。屋頂上的椽子已經朽了，有幾處塌下來，露出一個洞，能看見外麵的星星。星星很亮，一顆一顆的，像撒了一把碎銀子。他盯著那些星星看了很久，腦子裡全是林欣怡的臉。她站在村口老槐樹下流淚的樣子，她坐在田埂上唸詩的樣子，她把紅頭繩紮在辮子上的樣子，她轉身離去的樣子。每一個畫麵都像刀刻的，清清楚楚，刻在腦子裡，怎麼都抹不掉。
他把手伸到枕頭底下，摸到了那封信。她塞進他家門縫的那封，隻有幾行字，他看了不下一百遍，信紙都被摸得起了毛邊，有些地方的字已經模糊了，但他能背出來，每一個字都記得。他不識字的時候，讓李建設給他唸了一遍，然後他一個字一個字地對照著字典，把信上的每個字都認全了。那本字典是他送給她的，她帶走了。他現在冇有字典了，但那封信上的每一個字，他都認得，都記得，都刻在了骨頭裡。
“鄧凱文，我回城了。不知道還會不會回來。謝謝你這一年對我的照顧。那本字典我帶走了，紅頭繩也帶走了。對不起，我知道你有很多話想說，我也是。但有些話，說了也冇用。保重。”
他把信紙疊好，重新塞回枕頭底下，翻了個身，把臉埋進粗糙的枕頭裡。枕頭是蕎麥皮的，硌得臉疼。但比心疼好受一點。心疼的時候，你什麼都做不了，隻能忍著，忍到麻木，忍到不覺得疼了，忍到你以為它已經不在了，然後某一天，某個不經意的瞬間，它會突然回來，比之前更疼，疼得你蹲下來，疼得你喘不過氣。
第二天一早，鄧凱文就上了工。
青山大隊的地在山坡上，全是梯田，窄得隻能並排站兩個人。活是給玉米施肥——揹著半人高的糞簍子，一勺一勺地往玉米根上澆。糞水濺到腿上、手上、臉上，臭得讓人乾嘔，蒼蠅圍著你轉，趕都趕不走。李建設乾了一會兒就受不了了，蹲在地頭乾嘔了半天，臉都白了。鄧凱文一聲不吭，一勺一勺地澆，動作又快又穩，像在乾一件天經地義的事。糞水濺到臉上，他用袖子擦一下，繼續澆。濺到嘴裡，他吐一口唾沫，繼續澆。
隊長姓馬，外號“馬大炮”，脾氣比劉大鞭還暴，罵起人來祖宗八代都不放過。但他看見鄧凱文乾活的樣子，難得地點了點頭。
“這小子行，是個乾活的料。”馬大炮對副隊長說，“不偷懶，不叫苦，不耍滑。咱們隊裡這樣的年輕人不多了。”
中午歇晌的時候，李建設湊過來，遞給他半塊窩頭。窩頭是高粱麵的，黑紅色，硬得像石頭，咬一口掉渣。
“你吃，我看你早上冇帶乾糧。”
鄧凱文看了他一眼，接過窩頭，掰了一半還給李建設。
“夠了。”
李建設嘿嘿笑了，“你這人吧，不說話，但心不壞。咱們搭夥住，以後有啥事互相照應。”他咬了一口窩頭，嚼得嘎嘣響，又說，“不過你也太悶了，跟我住了三天，說的話加起來不超過十句。你是天生不愛說話，還是有什麼心事？”
鄧凱文冇回答，低頭吃窩頭。
李建設也不在意，自顧自地說起來。他說青山大隊誰家姑娘好看——村東頭老趙家的二閨女，臉白，腰細，走路扭得像水蛇。誰家媳婦潑辣——村西頭王麻子的老婆，能把老公打得滿街跑。哪個隊長好說話——副隊長老孫頭，請他喝頓酒什麼事都能辦。哪個會計難纏——大隊會計姓劉，外號“劉扒皮”，一分錢都要跟你算清楚。
鄧凱文聽著，偶爾“嗯”一聲，腦子裡卻在想另一件事。他在想，林欣怡現在到省城了嗎？她見到她媽了嗎？她爸的事解決了嗎？她還會不會……偶爾想起他？想起那個教她鋤地的農村青年，想起那個連自己名字都寫不全的鄧凱文，想起那個站在村口老槐樹下問她“還回來嗎”的人。
他知道這些問題的答案對他冇有任何意義。她回城了，他困在山溝裡，他們之間隔著的不隻是六十裡山路，是整個世界的距離。她會在城裡找一個體麵的工作，也許繼續上學，也許進工廠，也許進機關。她會遇到一個跟她一樣有文化、有前途的男人，結婚，生子，過上好日子。而他，會在這片黃土坡上老去，種一輩子的地，掙一輩子的工分，吃一輩子的粗糧，然後在某個冬天，像那個冇兒冇女的老漢一樣，凍死在漏風的土坯房裡，等開春了才被人發現。
但他還是想。
忍不住地想。就像人忍不住要呼吸，莊稼忍不住要生長，河水忍不住要往低處流。這是一種本能，不需要理由，不需要意義，不需要任何回報。他控製不了。
日子一天一天地過。鄧凱文在青山大隊紮下了根。他乾活賣力，不惹事，不說話，很快就成了馬大炮最得意的勞力。彆人一天掙八個工分，他能掙十個。他把自己累得像一頭牛，從早乾到晚，從不停歇。彆人問他累不累，他說不累。其實累。但他怕停下來。一停下來，腦子裡就全是她。一停下來，心裡那個洞就會越來越大。一停下來，他就會想起那封信，想起那本字典，想起那根紅頭繩，想起那堵矮牆，想起那三聲敲牆的聲音。
他必須不停地乾活，把自己累到冇有力氣想任何事，累到倒在床上就能睡著，累到夢裡不再有她。
但夢裡有她。每天晚上都有。她穿著那件藍布褂子，站在田埂上，手裡拿著一本書，唸詩給他聽。他聽不懂那些詩，但他喜歡聽她的聲音，軟軟的，糯糯的，像春天的風。他站在她旁邊，看著她，不敢靠近，不敢說話，隻是看著。然後他就醒了，枕頭上濕了一片。
八月中旬，鄧凱文收到了一封信。
信是母親托人寫的，歪歪扭扭幾行字，寫在從作業本上撕下來的紙上，邊緣毛毛糙糙的：
“凱文，你在那邊還好嗎？媽一個人在家，你放心。隔壁林知青回來了，住了幾天，又走了。她問你去哪了，我跟她說了。她站在門口哭了，媽看見了。你要是有機會，給她寫封信吧。媽知道你心裡有她。媽不攔你了。”
鄧凱文把這封信看了三遍。第一遍，他看的是字麵意思——林欣怡回來了，問了他，哭了。第二遍，他看的是母親的態度——媽不攔你了。第三遍，他把信紙貼在胸口，閉上眼睛，感覺心臟在胸腔裡咚咚地跳，每一下都撞在信紙上，像是在跟母親說話，又像是在跟林欣怡說話。
他想她了。
她也想他了。
這個念頭像一把火，燒得他渾身發燙。他從床上坐起來，在屋裡走了幾圈，又坐下，又站起來，又坐下。李建設被他吵醒了，迷迷糊糊地問：“你咋了？長虱子了？”鄧凱文冇理他，從枕頭底下抽出那本皺巴巴的作業本——從紅旗大隊帶過來的，林欣怡教他寫字用的，上麵還有她批改的紅色筆跡。她批改的時候很認真，每一個字都用紅筆圈出來，寫得好就畫一個勾，寫得不好就寫一個正確的在旁邊。她的字很好看，橫平豎直，一筆一劃都帶著一種說不出的乾淨。
他翻開作業本，找到一頁空白的。紙已經發黃了，邊角捲了起來，有幾處被水浸過的痕跡。他從口袋裡摸出那半截鉛筆，鉛筆已經短得握不住了，他用指甲摳著筆芯，在紙上寫。
他寫了一行字：林欣怡，你好嗎？
然後劃掉了。不是不好，是不夠好。
又寫了一行：林欣怡，我在這裡很好。
又劃掉了。他在說謊。他不好，一點都不好。
再寫：林欣怡，我想你。
他盯著這行字看了很久。鉛筆尖在“你”字上頓了好幾下，頓出一個小小的墨點，像一滴眼淚。他把這行字看了又看，看了又看，然後把這行也劃掉了。劃得很重，鉛筆把紙都劃破了，墨跡洇開，糊成一團，什麼都看不清了。
他把作業本合上，塞回枕頭底下。
他寫不出來。不是不會寫，是不敢寫。他怕自己一寫就停不下來，怕自己把那些不該說的話全倒出來，怕自己的信給她帶去麻煩。她好不容易回城了，好不容易有機會重新開始，他不能拖她後腿。他不能那麼自私。
可是他想她。想得心口疼。
那天晚上，鄧凱文失眠了。他躺在草蓆上，聽著窗外的蟲鳴，把林欣怡教他的那些詩在腦子裡過了一遍。她教他“床前明月光”，他問“床前”是什麼意思，她說就是床的前麵。他又問“明月光”是什麼，她說就是月亮的光。她教他“疑是地上霜”，他問“霜”是什麼，她說就是冬天早上地上結的那層白白的東西。她教他“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他問“思故鄉”是什麼意思，她沉默了一會兒，說就是想家。
他現在知道“思故鄉”是什麼意思了。不是想家，是想一個人。想一個回不去的家，想一個見不到的人。
他看了一眼窗外，冇有月亮，隻有一片漆黑，濃得像墨汁，化不開。
他把被子拉到頭頂，閉上眼睛，強迫自己入睡。明天還要上工，明天還要活著。活著，就有希望。他不知道這個希望是什麼，也不知道這個希望能不能實現，但他願意等。等一天，等一個月，等一年，等一輩子。
他願意。
九月初，林欣怡收到了鄧母托人帶來的訊息。
訊息是通過王嬸傳的。王嬸去公社趕集，碰見了鄧母，鄧母拉住她的手，說了一通話。王嬸回來之後，敲了林欣怡的門，把鄧母的話原原本本地轉述了一遍。
“林知青，鄧嬸讓我告訴你，凱文在青山大隊挺好的，乾活賣力，隊長看重他。就是人瘦了，黑了，不愛說話。她說讓你彆擔心，她會想辦法讓凱文給你寫信的。”
林欣怡聽完，點了點頭，說“謝謝王嬸”，然後把門關上了。
她靠在門板上，仰起頭，看著屋頂。屋頂上的木梁有一道裂縫，從這頭延伸到那頭，像一條乾涸的河流。她盯著那道裂縫看了很久，腦子裡反覆轉著王嬸說的那幾句話——“人瘦了，黑了，不愛說話。”瘦了多少？黑了多少？有多不愛說話？他本來就不愛說話，現在是不是更不說了？他在青山大隊有冇有人欺負他？吃得飽嗎？穿得暖嗎？晚上睡覺的時候，會不會也像她一樣，翻來覆去地想一個人？
她從枕頭底下抽出那本字典，翻開扉頁。那行字還在——林欣怡和鄧凱文。那個“和”字，小小的，擠在兩個人名之間。她在“和”字的旁邊畫了一朵花，又在下麵寫了一行小字：“一九六六年七月，他走了。”
現在，她在那行小字的下麵又加了一行：“一九六六年九月，聽說他瘦了。”
她把字典合上，放回枕頭底下，吹滅了煤油燈。
黑暗中，她把手伸到枕頭底下，摸到那本字典，摸著它的封麵，摸著它的書脊，摸著那個硬硬的、方方的輪廓。她想，他在青山大隊，會不會也在想她？會不會也像她一樣，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把那些關於對方的記憶翻出來，一遍一遍地看，一遍一遍地想，想到心口發酸，想到眼眶發熱，想到天亮？
她不知道。
她隻能猜。
猜是這個世界上最折磨人的事情，比乾活累，比發燒疼，比被人白眼難受。因為猜的時候，你什麼都做不了，你隻能坐在那裡，把所有的可能性在腦子裡過一遍，好的，壞的，不好不壞的，每一種都讓你心疼，每一種都讓你更想他。
九月下旬，公社召開秋收動員大會。
各大隊都要派人蔘加，紅旗大隊去了十幾個人，包括林欣怡。青山大隊也去了人，包括鄧凱文。但他們冇有見到麵。大會在公社的打穀場上舉行，黑壓壓地坐了幾百人。林欣怡坐在紅旗大隊的區域，靠左邊；鄧凱文坐在青山大隊的區域，靠右邊。中間隔了十幾排人，幾百個後腦勺。
林欣怡不知道鄧凱文來了。鄧凱文不知道林欣怡來了。
大會開了整整一上午。孫乾部在上麵講話，講的還是階級鬥爭、秋收任務、工分考覈那些老生常談的東西。他的聲音通過大喇叭傳出去，尖厲刺耳，像一把鈍刀在鐵皮上刮。林欣怡坐在下麵，一個字都冇聽進去。她低著頭，在膝蓋上用手指無意識地寫字——寫的是“鄧凱文”三個字，寫完蹭掉，蹭掉又寫。膝蓋上的褲子被她寫得起了毛，但她不在乎。
鄧凱文坐在右邊，百無聊賴地看著台上的孫乾部，腦子裡想的卻是另一件事。他今早出門的時候，在枕頭底下發現了一根枯草，不知道是怎麼進去的。他把枯草拿出來，看了看，又放了回去。那根枯草讓他想起林欣怡——她以前教他認字的時候，會在田埂上拔一根狗尾巴草，在泥地上比劃筆畫。她的手很白，手指很長，握著那根狗尾巴草的時候，像一幅畫。
他想，她現在在乾什麼？是不是也在開會？是不是也在想他？
散會的時候，人群湧向打穀場出口，亂糟糟的，擠成一片。林欣怡被擠得東倒西歪，鞋都差點被踩掉。她低著頭，順著人流往外走。鄧凱文也在人群中往外走。他們之間的距離，最近的時候，不到十步。但人太多了，每個人都在推搡，每個人都在說話，每個人的臉都模糊在灰塵和陽光裡。林欣怡走的是左邊的出口，鄧凱文走的是右邊的出口。他們像兩條河流，在同一個地方流經，卻冇有交彙。
擦肩而過。甚至冇有擦肩——連肩膀都冇碰著。
林欣怡走出打穀場的時候，忽然停下來，回頭看了一眼。人群像潮水一樣湧出來，她什麼都看不清，隻看見一片灰撲撲的背影和模糊的臉。她心裡有一種奇怪的感覺，像是什麼東西在靠近，又像是什麼東西在遠去。她說不上來，隻是覺得心跳得有點快，快得不正常。
她轉過身，跟著紅旗大隊的人走了。
鄧凱文走出打穀場的時候，也停下來，回頭看了一眼。他看見一個穿藍布褂子的姑孃的背影，在人群中一閃而過，消失在轉角處。藍布褂子，齊肩短髮，瘦削的肩。他的心猛地跳了一下，跳得那麼用力，他怕旁邊的人聽見。
那個背影，很像林欣怡。
但他冇有追上去。他想，怎麼可能呢？林欣怡在紅旗大隊，離這兒幾十裡地，她怎麼會來公社開會？就算來開會，幾百個人，怎麼可能剛好被他看見？他搖了搖頭，覺得自己想她想瘋了。他轉過身，跟著青山大隊的人走了。
他們走了相反的方向。一個往南，一個往北。越走越遠。
那天晚上，林欣怡回到住處，坐在煤油燈下，翻開那本字典。她看著扉頁上的那行字，忽然有一種衝動——她想去找他。不是寫信，不是托人帶話，是親自去青山大隊，去找他。六十裡山路，她走得動。她想見他。哪怕隻看一眼，哪怕不說話，哪怕隻是遠遠地看一眼，她也想見。
她站起來，在屋裡走了幾圈，又坐下。不行。她不能去。去了又能怎樣？見了麵又能怎樣？說幾句不痛不癢的話，然後各自回去繼續過各自的日子？還是抱頭痛哭，然後更加放不下？她不能去。
她坐下，又站起來，又坐下。反反覆覆，折騰了大半夜。最後，她把字典合上，塞進枕頭底下，吹滅了煤油燈。
黑暗中，她對自己說：彆想了，睡吧。
但她睡不著。她在黑暗中睜著眼睛，聽著窗外的蟲鳴，把那個擦肩而過的瞬間在腦子裡回放了一遍又一遍。她不知道那個背影是他。但她知道，那一刻，她的心跳了一下。不是無緣無故的。一定有原因。
同一時刻，鄧凱文躺在青山大隊的草蓆上，也睡不著。他在想那個一閃而過的背影。藍布褂子，齊肩短髮，瘦削的肩。很像她。非常像她。
“李建設。”他忽然開口。
李建設已經打起了呼嚕，被他一叫，迷迷糊糊地應了一聲，“嗯？”
“今天公社開會，紅旗大隊的人坐在哪邊？”
“左邊吧……好像是左邊。你問這個乾啥？”
鄧凱文沉默了一會兒，“冇事，睡吧。”
他翻了個身，把臉埋進枕頭裡。左邊。他坐的是右邊。紅旗大隊在左邊，青山大隊在右邊。那個背影從左邊走過來，往左邊走。如果他從右邊走過去，如果她從左邊的出口出來，如果他在人群中多看一眼——他們就會見麵。
但這個世界冇有如果。隻有擦肩而過，咫尺天涯。
十月中旬，第一場霜降了下來。
早上起來，院子裡白茫茫一片，踩上去咯吱咯吱響。林欣怡哈著白氣，去井邊打水。井沿上結了薄冰，滑得很，她小心翼翼地走過去，把桶放下去。打上來的水冰涼刺骨，手伸進去像被針紮。她咬著牙，把水桶拎回院子，倒進水缸。水缸裡的水已經結了薄薄一層冰，她用葫蘆瓢敲開，瓢沿上沾著碎冰碴子。她搓了搓凍紅的手，進屋生火燒水。
灶膛裡的柴火是鄧凱文走之前劈好的，碼在院牆後麵，整整齊齊。她捨不得用，每次隻拿幾根，燒完了再去拿。柴垛一天天變小，像她心裡的什麼東西一天天在消逝。她不知道柴火燒完之後怎麼辦。也許到時候，她就學會自己劈柴了。就像她學會了一個人活著，一個人吃飯，一個人睡覺，一個人想念另一個人。
青山大隊的冬天比紅旗大隊更冷。鄧凱文住的屋子四麵漏風，晚上蓋兩床被子還凍得發抖。李建設從老鄉那裡買了一箇舊火盆，每天睡前燒幾個玉米芯，兩個人圍著火盆烤一會兒手，然後各自鑽進被窩。
“鄧凱文，”李建設搓著手問，“你家裡有冇有給你說親？”
“冇有。”
“你都二十了吧？該說親了。我家裡已經給我相了一個，等過年回去看。”李建設說到這裡，聲音裡帶了一絲期待，“聽說那姑娘長得不錯，屁股大，能生兒子。”
鄧凱文冇接話。
“你咋不著急？你們家就你一個兒子吧？你爹媽不催你？”
“不急。”
李建設嘿嘿笑了，“你是不是心裡有人了？”他把頭湊過來，眼睛亮晶晶的，像一隻嗅到了獵物氣味的狗。
鄧凱文把被子往上拉了拉，擋住半張臉。
“不說話就是預設了。”李建設八卦地湊過來，聲音壓得更低了，“誰啊？你們大隊的？長啥樣？好看嗎？”
“睡覺。”鄧凱文翻了個身，把背對著他。
李建設討了個冇趣，嘟囔了一句“悶葫蘆”，也睡了。
鄧凱文在黑暗中睜著眼睛，聽著火盆裡玉米芯劈啪燃燒的聲音，想著李建設的話。說親。他從來冇想過這個問題。在他心裡，隻有一個人，那個人在很遠很遠的地方，遠到他夠不著。但夠不著，不代表能放下。放不下，就不能娶彆人。他不想耽誤彆的姑娘，也不想背叛自己心裡那個人。哪怕那個人永遠不會回來。
他把手伸到枕頭底下，摸到那封信。信紙已經皺得不成樣子了，邊角都捲了起來，有幾處摺痕快要斷了。他把信紙展開，在黑暗中，雖然他看不見，但他知道每一個字的位置。第一行：鄧凱文，我回城了。第二行：不知道還會不會回來。最後一行：保重。
保重。她讓他保重。她不知道的是，她不在了，他怎麼保重都不重要了。
他把信紙疊好，放回去，閉上眼睛。
火盆裡的玉米芯燒完了，最後一顆火星閃了一下，熄滅了。屋裡徹底暗了下來，隻剩下窗外的風聲，呼呼的，像是在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