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到2015年，是“梅姨”案最黑暗的幾年。
專案組不是沒有努力。我們做了所有能做的事——跨省協查、DNA資料庫比對、在各大火車站和汽車站張貼模擬畫像、通過媒體釋出懸賞通告。何偉根據新的目擊者描述，前後修改了四次畫像，每一版都更加精細，但每一版都像往大海裡扔了一顆石子。
“梅姨”似乎具備了某種反偵查的本能。她從不在同一個城市停留超過三個月，從不使用手機，從不在銀行留下交易記錄——她隻用現金。她帶著孩子從一個城市轉移到另一個城市，像一隻遷徙的杜鵑，把別人的蛋銜在嘴裏，飛到一個新的巢穴。
更可怕的是，她開始“進化”了。
2011年，我們從一個被解救的孩子口中得知，“梅姨”學會了偽裝。她會戴假髮、戴眼鏡、穿不同的衣服，有時候扮成清潔工，有時候扮成擺地攤的小販。她的體態也發生了變化——她瘦了，右腿的拖曳不再那麼明顯，可能是做了某種治療，也可能是刻意改變步態來躲避追蹤。
“她是個天才。”何偉有一次在開會的時候說，說完自己愣了一下，然後補了一句，“是個犯罪的天才。”
我沒有說話。我在想一個問題——一個能如此精心地偽裝自己、具備如此強的反偵查能力的人，她到底是什麼來路？
2012年，我找到了一點頭緒。
那一年，我去鄰省追查一條線索，在當地公安局的檔案室裡，偶然發現了一份1988年的卷宗。卷宗已經泛黃了，邊角都被蟲蛀出了小洞，但上麵的字跡還能辨認。
那是一起拐賣兒童的案件。犯罪嫌疑人是一名年輕女性，名叫李秀梅，時年二十三歲，在某市的火車站被抓獲，當時她正帶著一個三歲的男孩試圖登上開往南方的火車。男孩不是她的孩子，是她從公園裏騙來的。
卷宗上附了一張李秀梅的黑白照片。照片已經模糊了，但我還是能看出來——圓臉，短髮，嘴角微微向下。
我的手指開始在卷宗上發抖。
我繼續往下翻。李秀梅當年被判處有期徒刑七年，但在1992年的一次監獄勞動改造中，她趁看守不注意，翻越圍牆逃脫了。此後一直在逃，再也沒有被抓獲過。
1992年逃脫，2004年開始在本地出現——
中間有十二年的空白。
我花了三天時間，把李秀梅的所有資訊都調了出來。她出生於1965年，湖南某縣的一個小山村，家中有六個兄弟姐妹，她排行第四。小學二年級輟學，十五歲時跟著同村的人外出打工，後來因為盜竊被拘留過兩次。
她的父親有家暴史，母親在她十歲那年喝農藥自殺了。
我把這些資訊帶回去給老鄭看。老鄭沉默了很長時間，然後說了一句話：“每一個惡魔，都是被另一個惡魔製造出來的。”
但知道她是誰，和抓到她，是兩回事。
2013年，我的生活裡發生了一件事。
那天我接到一個電話，是我媽鄰居打來的。說我媽摔了一跤，摔得不輕，被送到了醫院。
我請了三天假，趕回老家。推開病房門的時候，看見我媽躺在病床上，左腿打著石膏，吊在半空中。她看見我，第一反應不是哭，而是皺起了眉頭。
“你怎麼回來了？案子不用辦了？”
“請了假。”
“請假扣工資不？”
“……扣。”
“那你回來幹什麼？我又死不了。”
她說話還是那麼硬，但我注意到她的頭髮全白了。上一次見她是什麼時候？半年前？一年前？我記不清了。我隻記得那些孩子的臉，卻記不清自己媽媽的臉。
我在醫院陪了她三天。第三天的時候，她突然跟我說：“你爸走的那年，我坐在門檻上，想了一整夜。”
“想什麼？”
“想我是不是應該恨那個開槍的人。”她看著天花板，“後來我想明白了，恨一個人太累了。我要是恨他一輩子，我就沒法把你養大。我得把你的那份也活出來，我得替他把你看大。”
她轉過頭看著我：“兒子，你得把自己的那份活出來。那些孩子的爸媽，他們把希望放在你身上了。你不能垮。”
我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很小，骨節粗大，掌心全是老繭。這雙手洗過無數的衣服，做過無數的飯，在我爸走後的無數個深夜裏，悄悄地摸進我的房間，摸摸我的額頭，替我掖好被角。
“媽，我沒垮。”
“我知道。”她拍了拍我的手背，“但你也沒好好活。”
我沒說話。她說得對。我這幾年，不是在活，是在熬。熬案子，熬自己，熬到那些孩子的臉模糊了，熬到自己的臉也模糊了。
2014年，專案組迎來了一個壞訊息——老鄭要調走了。
調令來得很突然，說是去另一個市當副局長。大家都知道這是升遷，是好事，但辦公室裡那麵牆上的照片不會因為老鄭的升遷就少一張。
老鄭走的那天，把那麵牆上的照片一張一張地取下來，整整齊齊地摞好，裝進一個牛皮紙信封裡，遞給我。
“小陳，交給你了。”
我接過來。信封很輕，但我的手往下沉了一下。
“鄭哥，我會把她抓到。”
老鄭看著我，眼圈紅了。他伸出手，在我肩膀上用力捏了一下，轉身走了。走到門口的時候，他停了一下，沒有回頭。
“小陳，那年在燒烤攤上我跟你說的那些話——把自己分成兩半——那是錯的。我試過了，分不開的。乾這行，你就是一整塊的。你把案子刻進骨頭裏了，你就得帶著它過日子，帶著它吃飯睡覺，帶著它變老。”
他走了。
我站在空蕩蕩的辦公室裡，把那封信封放在桌上，開啟電腦，繼續看協查通報。
2015年，又有一個孩子失蹤。
是個男孩，四歲，叫林小宇。在城東的遊樂場失蹤，監控隻拍到了一個模糊的背影——灰撲撲的，右腿有點拖。
那天晚上，我一個人坐在辦公室裡，對著那麵牆。牆上已經掛了十九張照片了。十九個孩子，十九雙眼睛。
我把老鄭留給我的那個牛皮紙信封開啟，把最早那五個孩子的照片也拿了出來，重新排列，按時間順序釘在牆上。
2004年第一個。2004年第二個。2005年第三個。2006年第四個。2006年第五個。2007年第六個。2008年第七個、第八個。2009年第九個。2011年第十個、第十一個、第十二個。2013年第十三個、第十四個。2015年第十五個——
不，加上林小宇，是第十六個。
十六個孩子。
我盯著這些照片，盯了很久。然後我做了一個決定。
我從檔案櫃裏翻出了李秀梅的所有資料——她的出生地、她的家庭成員、她服刑的監獄、她逃脫的經過。我把這些資料攤在桌上，一張一張地看，一個字一個字地看，看到淩晨三點。
我找到了一個之前被忽略的細節。
李秀梅在1988年被抓獲的時候，身上有一張火車票，是從某市到廣東汕頭的。她在審訊中交代，她的“上線”——也就是收買被拐兒童的下家——在汕頭一帶。她不是單獨作案，她背後有一個網路。
但這個線索在當年的卷宗裡隻有寥寥數語，因為李秀梅逃脫了，這條線也就斷了。
汕頭。
我在地圖上找到這個城市，用紅筆畫了一個圈。
2015年的冬天，我一個人去了汕頭。
我以調查流動人口的名義，在當地公安機關的配合下，對幾個重點區域進行了摸排。汕頭很大，外來人口眾多，城中村密如蛛網，要找一個人，無異於大海撈針。
我在汕頭待了四十三天。住在一家小旅館裏，房間沒有窗戶，隻有一台嗡嗡作響的空調。每天早出晚歸，走訪了十幾個社羣，和上百個居委會大媽聊過天，翻看了幾千份暫住人口的登記表。
第四十四天的時候，我找到了。
不是找到了李秀梅，是找到了一個可能和她有關的人。
那是一個在城中村開小賣部的老頭，姓黃，六十多歲，福建人。他的小賣部開在一條巷子的盡頭，賣些煙酒零食和日用品。據鄰居反映，這個老黃每隔兩三個月，就會有一個“表妹”從外地來看他，住幾天就走。這個“表妹”的特徵——中年女性，圓臉，短髮，走路右腿有點拖。
我在老黃的小賣部對麵蹲了五天。第六天，那個女人出現了。
她穿著一件深藍色的棉襖，戴著一頂毛線帽，壓得很低。她從巷口走進來的時候，我一眼就認出了那條腿——右腿落地時比左腿慢半拍。
我渾身的血液在那一刻凝固了。十年了，從2006年菜市場那次追捕到現在，整整十年，我又看見了她。
她沒有發現我。她徑直走進了老黃的小賣部，門關上了，窗簾拉了下來。
我掏出手機，撥打了當地公安局的電話。然後我蹲在巷子拐角處，等著。
等了大約四十分鐘，公安局的人到了。我們衝進小賣部的時候，裏麵隻有老黃一個人，坐在櫃枱後麵看電視，麵前的茶幾上放著兩個茶杯，都還是溫的。
“她人呢？”我幾乎是在吼。
老黃被我嚇住了，哆嗦著指向後門。我衝過去推開後門，後麵是一條僅容一人通過的小巷，七彎八拐，通向不同的方向。
我追了出去，在小巷裏跑了十幾分鐘，每到一個岔路口都要停下來判斷方向。但這一次，我沒有上次在菜市場那麼幸運——她消失了。
我回到小賣部，把老黃帶回了公安局。審訊持續了整整一夜，老黃最後交代了一些情況——李秀梅確實來找過他，他幫她“介紹”過買家，但他不知道她的落腳點在哪裏，每次都是她來找他，他聯絡不上她。
“她每次來都帶著孩子嗎？”我問。
老黃猶豫了一下，點了點頭。
“幾個孩子？”
“不一定，有時候一個，有時候兩個。”
“那些孩子最後去了哪裏？”
老黃不說話了。他低下頭，看著自己的手，那雙手在發抖。
“去了……”他的聲音低得像蚊子在叫，“去了該去的地方。”
我猛地站起來，椅子被我撞翻在地。我走到老黃麵前，俯下身，看著他的眼睛。那雙眼睛裏滿是恐懼和卑微，像一個被踩住的蟑螂。
“你聽好了，”我說，聲音平靜得連我自己都覺得陌生，“那些孩子不是東西，是人。他們有名字，有家，有等著他們回家的爸爸媽媽。你幫著那個畜生賣孩子，你就是幫凶。你這輩子，下輩子，都洗不幹凈。”
老黃哭了。他哭得很難看，鼻涕眼淚糊了一臉。但我沒有任何感覺。我看著他哭，就像看著一麵牆在掉漆。
那次汕頭行動之後，李秀梅又消失了。但我知道，我離她更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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