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獄的生活有它自己的節奏，一種單調、重複、不容改變的節奏。每天早上六點起床，整理內務，吃早飯，勞動，學習，吃午飯，繼續勞動，吃晚飯，集體活動，熄燈。日復一日，年復一年。
我被分配到了印刷車間，負責操作一台老式印刷機。機器轟鳴聲中，時間變得模糊，隻有牆上日曆一頁頁翻過，提醒著我外麵的世界仍在轉動。
入獄第三個月，我收到了父親的第一封信。信很短，字跡歪歪扭扭，說他身體還好，叫我不要擔心，好好改造，爭取減刑。我讀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淚水打濕了信紙。我知道，父親的身體不可能“還好”，他年輕時在礦上工作落下的肺病，隨著年齡增長隻會越來越嚴重。
我沒有回信。我不知道該寫什麼，能寫什麼。告訴他在監獄裏我學會了按時起床、整理床鋪、操作機器？告訴他我每天夜裏都會夢見葉塵倒下的樣子？告訴他我後悔了，不是因為被抓，而是因為毀掉了兩個家庭？
不，有些話永遠說不出口。
印刷車間的組長是個五十多歲的男人，姓周，因經濟犯罪入獄，已經服刑八年。周組長話不多，但做事公正，對新手也耐心。他看出我狀態不對，有次休息時遞給我一支煙——監獄裏香煙是硬通貨。
“抽一支，放鬆放鬆。”他說。
我搖搖頭：“不會。”
“學學，在這裏，抽煙是少數幾種享受之一。”他點燃自己的那支，深深吸了一口，“你是因為什麼事進來的？”
“殺人。”我低聲說。
周組長點點頭，沒有表現出驚訝或鄙夷，這讓我稍感安慰。監獄裏最忌諱打聽別人的罪名，但印刷車間就這麼大，訊息總會傳開。
“刑期不短吧？”他問。
“十五年。”
“還年輕，出去才四十歲，還有半輩子。”周組長吐出一口煙圈，“好好表現，爭取減刑。我原來判十二年，現在隻剩兩年了。”
我沉默著。十五年，出去時我已經四十歲。父親可能已經不在了，外麵的世界不知變成什麼樣，而我除了在監獄印刷車間學到的技能，一無所有。
“想開點。”周組長拍拍我的肩膀，“每個進來的人都有後悔的事，但後悔沒用。你得向前看，想想出去後要做什麼。”
出去後要做什麼？這個問題我從未想過。來上海前，我想的是多賺錢，讓父親過上好日子。現在，這個夢想像肥皂泡一樣破滅了。
勞動改造之外，監獄還組織學習課程。我報名參加了高中文化課補習和計算機基礎培訓。學習讓時間過得快一些，也讓我暫時忘記自己身在何處。有時我會想，如果三年前我有機會學習這些，人生會不會不一樣？
答案是無解。人生沒有如果。
入獄第一年的春節，監獄組織了聯歡會。犯人們自編自演節目，雖然簡陋，但氣氛熱烈。我坐在角落裏，看著台上一個小夥子用紙板做的結他彈唱《故鄉的雲》，突然淚流滿麵。
我想家了。不是上海那間潮濕的出租屋，而是老家那棟冬天漏風、夏天悶熱的老房子。想父親做的臊子麵，想村口那棵老槐樹，想小時候在河裏摸魚的夏天。
聯歡會結束後，我回到監舍，從枕頭下拿出父親的照片。那是他五十歲生日時拍的，頭髮還沒全白，臉上有笑容。我輕輕撫摸照片，低聲說：“爸，對不起。”
那天夜裏，我又夢見了葉塵。夢中的場景不是那條昏暗的巷子，而是我們的出租屋。葉塵在廚房煮麵，轉頭對我笑：“陳哥，吃飯了。”
我走過去，看到他脖子上有一道深深的傷口，鮮血染紅了圍裙。但他似乎毫無察覺，仍然笑著遞給我一碗麪。碗裏不是麵條，而是一團糾纏的資料線，像蛆蟲一樣蠕動。
我驚醒了，渾身冷汗。同監舍的老李也被我吵醒，嘟囔了一句：“又做噩夢了？”
“嗯。”我低聲回應。
“正常，剛進來都這樣。”老李翻了個身，“睡吧，明天還得幹活。”
我躺回去，睜著眼睛直到天亮。葉塵的臉在黑暗中浮現，不是死時驚恐的表情，而是我們剛合租時他友善的微笑。那時他會在我加班晚歸時留一碗熱湯，會在下雨天幫我收衣服，會在我感冒時去買葯。
人怎麼會變得那麼快？或者，他一直都是那樣，隻是我沒有看清？
心理諮詢是監獄的常規專案，每兩個月一次。我的諮詢師姓吳，四十多歲，說話溫和，從不評判。
“你最近還在夢見葉塵嗎？”吳老師問。
我點點頭。
“夢中的他是什麼樣子的？”
我想了想：“有時是死時的樣子，有時是活著時的樣子。最近一次...他在煮麵。”
“煮麵？”吳老師記錄下來，“這讓你想到什麼？”
“想到我們剛合租的時候。他其實...不全是壞的。至少一開始不是。”
吳老師點點頭：“人都是複雜的，很少有人純粹是好人或壞人。葉塵欺騙了你，傷害了你，但這不意味著你們之間所有的互動都是虛假的。”
“我不明白。”我說，“如果他一開始就想騙我，為什麼還要對我好？”
“可能他自己也不完全清楚自己的動機。”吳老師放下筆，“也許最初他是真心想幫你，後來發現了容易賺錢的方法，逐漸滑向了欺騙。也許他從開始就在計劃，但過程中產生了真實的情感。我們永遠無法完全知道另一個人的內心。”
這番話讓我思考了很久。如果葉塵不是純粹的惡魔，那我呢？我是受害者，但也是殺人犯。我是被逼無奈，但也是有預謀的復仇者。善惡的界限，原來如此模糊。
入獄第二年，我獲得了第一次減刑機會，因為勞動表現突出和認真學習，刑期減少三個月。父親來信說，他存了點錢，等我出去後，我們可以開個小店。他說老家現在發展也不錯，不比上海差。
我仍然很少回信，但開始攢錢。監獄裏勞動有少量報酬，雖然微薄，但積少成多。我想，出獄後至少不能讓父親養我。
第三年春天，周組長刑滿釋放。臨走前，他找我談話。
“陳默，你還有十二年，說長不長，說短不短。”他說，“我觀察你三年，你本質不壞，隻是一時衝動。記住，監獄可以關住你的身體，但不能關住你的心。別讓這地方把你毀了。”
“我該怎麼做到？”我問。
“找點有意義的事做。”周組長說，“不光是勞動和學習，而是真正能讓你感到活著的事。對我來說，是讀書和寫信。我在這裏讀了三百多本書，給女兒寫了二百封信。雖然她很少回，但我知道她在看。”
周組長走後，我開始學畫畫。沒有老師，就自己摸索。最初畫得很差，但慢慢地，我能畫出記憶中的風景：老家的山，村口的河，父親的臉。
畫畫時，我進入一種奇妙的狀態，忘記了自己在監獄，忘記了時間，忘記了痛苦。隻有紙、筆和要表達的影象。
吳老師看到我的畫，建議我參加監獄組織的藝術療法小組。在那裏，我認識了其他有類似經歷的犯人。我們都不談論自己的罪名，隻談論色彩、線條和構圖。在這種奇特的平等中，我感到了久違的平靜。
第四年，我收到了一個意外的訊息：葉塵的母親想見我。
最初我拒絕了。我不知道該對她說什麼，對不起顯得蒼白，解釋顯得推卸責任。但吳老師勸我考慮。
“她失去了兒子，需要某種了結。”吳老師說，“不是為了你，是為了她。”
最終我同意了。會見室很安靜，葉塵的母親是一位瘦小的老人，頭髮花白，眼睛紅腫。她看了我很久，才開口：
“我兒子...他是個騙子，我知道。”她的聲音顫抖，“他從小就不誠實，偷同學的錢，騙老師的假條...我管教過，打罵過，都沒有用。但他罪不至死啊...”
我低下頭：“對不起。”
“我不是來聽對不起的。”老人擦擦眼淚，“我隻是想知道，那天晚上，他痛苦嗎？”
這個問題像一把刀刺進我心裏。我回想起葉塵倒下的瞬間，他眼中的震驚，他喉嚨裡發出的聲音...
“很快。”我撒謊了，“他沒有受太多痛苦。”
老人點點頭，似乎得到了某種安慰。她沉默了一會兒，又說：“他最後有說什麼嗎？”
“沒有。”我說，“一切發生得太快。”
這是實話。葉塵沒有遺言，沒有懺悔，沒有求饒。他的生命在震驚中突然結束，就像被掐滅的蠟燭。
會見結束時，老人站起身，深深看了我一眼：“我不會原諒你，但我也不想恨你。恨太累了，我已經累了。”
她走後，我在會見室坐了很久。獄警來催了幾次，我才慢慢站起來，走回監舍。那天晚上，我畫了一幅畫：一個老婦人站在墓前，背影瘦小孤獨。畫完後，我把它撕碎了。
第五年，父親去世了。
訊息是堂哥來信告知的，說父親肺病惡化，住院一週就走了。走前很平靜，隻是反覆說：“告訴默默，好好活著。”
我沒有哭，甚至沒有感到悲傷，隻覺得一片空白。世界上最關心我的人走了，而我連最後一麵都見不到，連葬禮都無法參加。我給父親寫的那些從未寄出的信，如今再也沒有收信人了。
那天夜裏，我夢見了父親。夢中的他還是年輕時的樣子，在礦上工作回家，滿身煤灰，但笑容燦爛。他摸著我的頭說：“默默，爸爸今天發工資了，給你買糖吃。”
醒來時，枕頭濕了一大片。同監舍的老李什麼也沒說，隻是遞給我一支煙。這次我接過來，學著他的樣子點燃，吸了一口，嗆得直咳嗽。
“慢慢來。”老李說，“第一口都這樣。”
我學會了抽煙。煙霧繚繞中，痛苦似乎變得模糊了一些。
父親去世後，我失去了與外界最後的聯絡。但奇怪的是，我並沒有感到更加孤獨，反而有一種奇特的解脫感。現在，我真正孑然一身，無所牽掛，也無所期待。
我更加投入到畫畫中。監獄方麵注意到了我的才能，允許我參加更高階的藝術課程，甚至為我舉辦了一次小型畫展——當然，隻在監獄內部。我的畫主題漸漸變化，從回憶家鄉，到描繪監獄生活，再到抽象的內心世界。
第七年，我獲得了第二次減刑，刑期減少一年。現在，我還有六年。
吳老師退休了，新的心理諮詢師更年輕，更有理論水平，但總隔著一層。我仍然定期參加諮詢，但更多是出於習慣而非需求。
第八年，印刷車間來了個新犯人，小張，才二十三歲，因為故意傷害罪被判五年。他情緒不穩定，經常與其他犯人衝突。有次我見他躲在角落裏哭，走過去遞了支煙。
“滾開！”他吼道。
我放下煙，坐在不遠處，什麼也沒說。過了一會兒，他自己拿起煙，抽了起來。
“你為什麼進來？”他問，聲音仍然帶著敵意。
“殺人。”
他似乎有些驚訝：“你看著不像。”
“什麼樣的人像殺人犯？”我問。
他答不上來。我們沉默地抽完煙，各自回去幹活。後來，小張偶爾會找我說話，問我監獄裏的規矩，問怎麼適應。我盡量回答，但提醒他：“我的路走錯了，你別學我。”
“那你後悔嗎？”他問。
我想了很久：“後悔殺人，但不後悔揭穿騙局。隻是方法錯了，大錯特錯。”
第九年，我開始寫東西。不是日記，而是故事，基於真實經歷改編的故事。我寫了陳默和葉塵的故事，但給了他們不同的結局：陳默發現真相後沒有殺人，而是收集證據報警；葉塵被捕後懺悔，出獄後重新做人。
寫作和畫畫一樣，是逃離現實的方式。在故事裏，我可以改變過去，可以給予救贖，可以想像不同的人生選擇會導向怎樣的未來。
第十年，我的畫被選送參加全市監獄係統藝術展，獲得二等獎。頒獎典禮在監獄禮堂舉行，我作為獲獎者發言。站在台上，看著下麵穿著同樣囚服的聽眾，我一時語塞。
“我畫的是救贖，”最終我說，“但救贖不是別人給的，是自己找的。我還在找。”
台下沉默了片刻，然後響起了掌聲。不是熱烈的掌聲，而是緩慢、沉重、理解的掌聲。
第十一年，小張刑滿釋放。臨走前，他感謝我這幾年的幫助。
“陳哥，出去後我會好好做人。”他說，“你也是，還有四年，很快的。”
我點點頭。四年，確實很快，比我預期的十五年快多了。但出去後做什麼，我仍然沒有答案。
第十二年，監獄改革，引入了職業技能認證專案。我考取了印刷中級工證書和計算機操作員證書。這些證書在監獄外也許不值錢，但至少是一種證明，證明我沒有完全虛度光陰。
第十三年，我獲得了第三次減刑，刑期減少十個月。現在，我還有兩年零兩個月。
時間越來越近，焦慮卻越來越強。外麵的世界變了多少？智慧手機、流動支付、共享經濟...這些詞我聽獄警和新聞裡說過，但具體是什麼，我毫無概念。我會不會像個原始人一樣，無法適應社會？
吳老師已經退休多年，但還偶爾來信。他在最近一封信中說：“恐懼是正常的，但別忘了，你比十三年前成熟多了。那時的你衝動易怒，現在的你學會了思考和忍耐。這是監獄給你的唯一禮物，別浪費它。”
第十四年，我開始規劃出獄後的生活。老家回不去了，父親不在了，房子也賣了。上海太大太貴，我負擔不起。也許可以去二三線城市，找個印刷廠或工廠的工作，租個小房間，重新開始。
很卑微的計劃，但對我而言已經足夠。
第十四年六個月，監獄組織了“重返社會”培訓，教我們怎麼寫簡歷，怎麼麵試，怎麼使用智慧手機。我第一次真正接觸智慧手機，螢幕的觸感陌生又新奇。年輕的培訓老師耐心教我基本操作，就像教一個孩子。
“出去後買個便宜的先練手，”老師說，“熟練了再換好的。”
我點點頭，心中湧起一種奇異的感覺：這個年輕人比我小十幾歲，卻在我麵前像個老師。時間在我身上停滯了十多年，而世界已經飛奔向前。
第十四年九個月，我完成了最後一幅大型作品：《通道》。畫中是一條長長的走廊，一端是黑暗，一端是光明，一個人影走在中間，影子被拉得很長。這幅畫花了我三個月時間，是我在監獄的告別之作。
第十四年十一個月，我開始收拾個人物品。除了幾件衣服和洗漱用品，我隻有一遝畫作、一疊寫作稿、幾本證書和父親的照片。東西少得可憐，裝不滿一個手提袋。
出獄前一天晚上，我失眠了。躺在熟悉的硬板床上，聽著同監舍的鼾聲，我突然感到不捨。這個我恨了十四年的地方，這個剝奪了我自由的地方，如今卻給了我一種扭曲的安全感。在這裏，一切有規律，有邊界，有明確的規則。外麵的世界，充滿未知和不確定。
天快亮時，我終於睡著了，夢見自己站在監獄大門外，看著鐵門緩緩關閉。我想回去，但門已經鎖上。我轉過身，麵前是一條寬闊的馬路，車流不息，人群匆匆，沒有一個人看我一眼。
我醒了，渾身冷汗。老李已經起床，正在整理床鋪。他今天也要出獄，比我晚一週。
“緊張？”他問。
我點點頭。
“正常，我上次出去也這樣。”老李說，“但記住，自由是好的，無論多難適應。”
早晨七點，獄警叫到我的名字。我最後一次整理床鋪，拎起手提袋，跟著獄警走出監舍。走廊兩旁的房間裏，熟識的麵孔從視窗看我，有人揮手，有人點頭，有人麵無表情。
手續辦了半個小時，簽了各種檔案，領回了入獄時的個人物品：一套舊衣服，一個錢包（裏麵還有二十三塊錢），一塊停了十四年的手錶。
“出去後好好做人，別再回來了。”獄警說，遞給我釋放證明。
我點點頭，換上來時的衣服。衣服已經發黃變小，穿在身上緊繃繃的，像孩子的衣服。
最後一道鐵門開啟了。我深吸一口氣，走了出去。
陽光刺眼，我抬手遮擋。監獄外的空地上空無一人，隻有一條馬路通向遠方。我站了一會兒，不知道該往哪走。
手提袋裏的東西很輕，但我感到沉重。十四年的重量，一個人的生命，無盡的後悔，渺茫的希望，都裝在這個袋子裏。
我邁開腳步，沿著馬路慢慢走。沒有回頭，因為回頭沒有意義。
前方是什麼，我不知道。但至少，我還在走。
這就是我的故事，一個關於夢遊、欺騙、衝動和救贖的故事。我殺了一個人，付出了十四年自由。我後悔嗎？是的，每一天。
但如果再給我一次選擇的機會，我會怎麼做？
我不知道。人生沒有重來的機會，隻有繼續向前的路。
而路，還在腳下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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