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1月25日，午後兩點。
廣州黃埔港，貨運碼頭。
沒有紅毯，沒有儀仗隊，沒有迎接的官員與鮮花，甚至連一塊像樣的迎賓牌都沒有。
隻有兩排身著灰色軍裝、手持德製毛瑟步槍的生化人士兵，沿著舷梯兩側肅立。他們身姿挺拔如鬆，眼神冷硬如鐵，槍口斜指地麵，卻帶著一股令人窒息的壓迫感，彷彿不是在迎接外交代表，而是在看押即將受審的戰犯。
遠處的貨箱堆旁，碼頭的搬運工、船工、附近的商戶百姓，遠遠地圍了一大圈。沒有人喧嘩，沒有人起鬨，隻有一雙雙眼睛，死死盯著那艘緩緩靠岸的郵輪，眼神裡混雜著好奇、鄙夷、快意，還有壓抑了近百年的、終於等到揚眉吐氣的滾燙情緒。
萬噸級郵輪不列顛尼亞號，終於在拖船的牽引下，穩穩靠在了泊位上。
沉重的鋼製舷梯緩緩放下，砸在水泥地麵上，發出“哐當”一聲悶響，在寂靜的碼頭格外刺耳。
第一個走下舷梯的，是英國全權代表、外交大臣約翰·西蒙爵士。
年近六十的他，灰發梳得一絲不苟，深灰色的定製三件套西裝筆挺，手裏拎著一根祖傳的黑檀木手杖，哪怕身處泥濘的貨運碼頭，也拚命端著大英帝國外交官的架子，試圖維持日不落帝國最後的體麵。
可當他的皮鞋踩在粗糙、冰冷、滿是油汙的水泥地上時，眉頭還是瞬間狠狠皺成了疙瘩，臉上的矜持瞬間被怒意取代。
他抬眼看向站在舷梯旁的中方接待官——一個三十歲出頭、麵龐冷峻的少校，肩章上綉著“第十九集團軍”的徽記，眼神裡沒有半分對大英帝國外交大臣的敬畏，隻有公事公辦的冰冷。
“少校先生。”西蒙挺直腰板，用帶著濃重牛津腔的英語開口，語氣裏帶著毫不掩飾的不悅與傲慢，“根據《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與國際通行的外交慣例，交戰雙方的談判代表，應享有基本的外交禮遇與人身安全保障。貴方安排的這個碼頭，還有這種接待規格，顯然不符合國際慣例，這是對大英帝國的嚴重冒犯！”
他以為這番話，至少能換來對方的一句解釋，甚至是歉意。
可他沒想到，少校隻是微微抬了抬下巴，用一口流利到近乎完美的英語，直接打斷了他的話，語氣裡沒有一絲溫度：
“爵士閣下，首先，這裏是中國廣州，不是歐洲。我們隻認我們的規矩，不認你們所謂的‘國際慣例’。”
“其次，你們是戰敗國的談判代表，不是前來訪問的貴賓。想要禮遇，想要體麵，回倫敦唐寧街去爭取，這裏沒有。”
少校話音剛落，抬了抬手。
四名士兵立刻上前，兩人一組，一左一右站到了西蒙兩側，動作乾脆利落，帶著不容置疑的壓迫感。
“現在，請爵士閣下配合安全檢查，交出所有無線電通訊裝置、武器、以及一切非必要私人物品。包括你的鋼筆、懷錶、手杖，全部暫扣。談判結束後，會原封不動歸還。”少校的語氣依舊冰冷，沒有半分商量的餘地。
西蒙的臉瞬間從漲紅變成鐵青，精心修剪的鬍子都在微微顫抖，握著柺杖的手青筋暴起：“這是侮辱！是對大英帝國外交大臣的公然侮辱！我拒絕接受這種無禮的檢查！”
“拒絕？”少校微微挑眉，側了側身，指了指碼頭出口的方向，“可以。現在就可以回到你的郵輪上，掉頭回倫敦。我們總司令說了，不想談，可以不談。我們的艦隊隨時可以出發，去倫敦跟你們談。”
一句話，瞬間掐滅了西蒙所有的氣焰。
他僵在原地，胸口劇烈起伏，看著士兵們冷硬的槍口，看著遠處百姓們鄙夷的目光，再想到沉在馬六甲海峽的四艘戰列艦，想到全軍覆沒的皇家海軍遠東主力，想到國內搖搖欲墜的內閣，最終隻能屈辱地鬆開了緊握的手杖。
他任由士兵上前搜身，那支從祖父手裏繼承來的、鑲嵌著藍寶石的金質鋼筆，那塊刻著家族紋章的18K金懷錶，那根陪伴了他幾十年的黑檀木手杖，一一被收走，放進一個貼著他名字的帆布袋裏。
整個過程，他死死咬著牙，一言不發，臉頰漲得通紅，卻連頭都不敢抬。
他能感覺到，無數雙眼睛正盯著他，盯著這個曾經不可一世的大英帝國外交大臣，像個犯人一樣被搜身檢查。
大英帝國三百年的外交尊嚴，在這一刻，被狠狠踩在了泥濘的碼頭地麵上，碾得粉碎。
緊隨西蒙走下舷梯的，是美國全權代表、前國務卿亨利·史汀生。
這位在華盛頓政壇叱吒風雲二十年的老牌政客，見慣了大風大浪，此刻卻麵色憔悴，眼底滿是連日海上顛簸留下的疲憊。他強裝鎮定，試圖維持美國式的“不卑不亢”，可心裏的慌亂，早已寫在了臉上。
就在他走下舷梯最後一級台階時，腳下忽然一滑，整個人不受控製地向前踉蹌出去。旁邊的士兵下意識伸手去扶，卻慢了一拍。
史汀生重重地摔了出去，雙手撐在滿是油汙和泥水的地麵上，昂貴的定製西裝褲膝蓋處，瞬間沾滿了黑褐色的汙泥，白色襯衫的袖口也蹭得一片狼藉。
“嗤——”
一聲清晰的嗤笑，從士兵佇列裡傳了出來，緊接著，遠處圍觀的百姓裡，也響起了一陣壓抑不住的鬨笑聲。
史汀生的臉瞬間漲得通紅，像煮熟的蝦子。他狼狽地從地上爬起來，拍了拍身上的汙泥，卻越拍越臟。他想發怒，想嗬斥，可抬頭看到中方少校冰冷的目光，想到沉在馬六甲海底的三艘科羅拉多級戰列艦，想到國內國會的滔天怒火，最終隻能把所有的屈辱和憤怒，死死咽回肚子裏。
他一言不發地接受了搜身，連一句抗議都沒說。
他是世界第一工業強國的代表，是曾經在華盛頓會議上主導海軍裁軍的大人物，可如今，卻連在異國的碼頭站穩腳跟都做不到。
第三個走下來的，是法國全權代表、前殖民部長阿爾貝·薩羅。
他幾乎是被兩個隨從一左一右架著走下舷梯的，麵色慘白如紙，嘴唇毫無血色，雙腿抖得像篩糠，連站都站不穩。
他甚至不敢抬頭看那些持槍的中國士兵，不敢看遠處圍觀的百姓，彷彿隻要他抬頭，就會看到鋪天蓋地的炮彈朝他砸來。搜身時，他溫順得像個木偶，士兵讓他抬手就抬手，讓他轉身就轉身，連一絲反抗的念頭都沒有。
曾經，他是法蘭西殖民帝國的掌舵人之一，在西貢的總督府裡，一句話就能決定無數人的生死。可如今，他隻是一個戰敗國的代表，一個連站都站不穩的驚弓之鳥。
三國代表被士兵們“護送”著，走向碼頭深處的貨運通道。
通道兩側堆滿了木材、麻袋、集裝箱，地麵散落著木屑和麻繩，空氣裡瀰漫著魚腥、機油和潮濕的黴味。而就在二十米外，通往貴賓通道的那扇包著黃銅的華麗大門，緊緊關閉著，門環上甚至沒有一絲灰塵。
那是他們永遠無法觸及的體麵，是他們用堅船利炮在中國享受了近百年的特權，如今，被徹底收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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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傍晚，夕陽西沉，將整個珠江江麵染成了一片觸目驚心的血紅色。
一艘噸位不足三千噸、船身破舊的日本郵輪，在引水船的帶領下，緩緩駛入了黃埔港最偏僻的3號碼頭。這裏平時隻停靠漁船和小型駁船，棧橋的木板早已腐朽，踩上去吱呀作響，腳下的海水泛著油膩的汙濁，散發著刺鼻的腥臭味。
沒有士兵列隊，甚至沒有正式的接待人員。
隻有兩個穿著軍裝的年輕人，站在棧橋盡頭，麵無表情地等著。
舷梯放下，又窄又陡，還帶著海風帶來的濕滑。
日本全權代表、外務次官重光葵，拄著一根木質柺杖，第一個走了下來。他的左腿在上海事變中被炸斷，裝的是假肢，走在不平的棧橋上，每一步都顯得格外艱難，假肢磕在腐朽的木板上，發出“哢、哢、哢”的沉悶聲響，像喪鐘一樣，敲在每個隨行人員的心上。
兩個隨員想上前攙扶他，卻被他用嚴厲的眼神製止了。他死死咬著牙，一步一步，艱難地往下走，哪怕身體晃得厲害，也不肯讓別人扶一下。
他想維持大日本帝國最後的體麵，可那蹣跚踉蹌的身影，在夕陽的餘暉裡，隻剩下無盡的狼狽與淒涼。
棧橋兩側，不知何時已經圍攏了數百名廣州百姓。
沒有人組織，都是自發趕來的。他們沉默地站著，看著這個一瘸一拐的日本人，眼神像刀子一樣，冰冷、鋒利，帶著刻骨的恨意。
人群裡，一個頭髮花白的老人，拄著柺杖，看著重光葵，忽然老淚縱橫，對著身邊的年輕人哽咽道：“九一八事變，我的兒子，就是被日本人炸死在瀋陽城裏的……今天，他們的代表，也有今天啊……”
老人的話，像點燃了引線。
一個七八歲的小男孩，從母親身後探出頭，把手裏攥著的半根爛菜葉，狠狠扔了出去，正好砸在重光葵的西裝下擺上。
“小日本！你也有今天！”男孩用稚嫩的嗓音，大聲喊道。
像是瞬間點燃了火藥桶。
“滾回日本去！”
“殺人償命！血債血償！”
“還我東三省！還我河山！”
叫罵聲、怒吼聲瞬間爆發，爛菜葉、小石子、土塊，像雨點一樣朝著重光葵砸來。他的隨員們慌忙用身體擋在他身前，可還是有好幾塊石子，狠狠砸在了他的背上、胳膊上。
可重光葵，卻連頭都不敢抬。
短短百米的棧橋，他走了足足五分鐘。
每一步，都像踩在燒紅的鐵板上。
每一步，都在碾碎大日本帝國最後的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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