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2月的克裡米亞，寒風掠過黑海海麵，雅爾塔的利瓦季亞宮卻氣氛凝重——美國總統羅斯福、蘇聯領導人斯大林、英國首相丘吉爾在此聚首，這場被稱為“塑造戰後世界”的會議，將為二戰後的全球格局定下基調。
遠在巴黎的費爾多，雖未親臨會場，卻通過盟軍最高司令部的加密電報，密切關注著會議的每一項決議。作為美國空軍核心人物，他清楚：軍事勝利已近在眼前，而外交博弈的勝負，將決定勝利的最終價值。
此時的德國已瀕臨崩潰，盟軍的重心徹底轉向戰後秩序構建。雅爾塔會議的核心議題直指德國的處置——三國領導人達成共識：德國需為戰爭損失承擔賠償，被分裂為美、英、法、蘇四個佔領區；工業基礎將被摧毀，武裝力量徹底解散，杜絕其再次發動戰爭的可能。
當費爾多看到“德國賠償總額約220億美元”的決議時，正在審閱空軍轟炸清單的筆停了下來。他明白，這不僅是經濟追責，更是對納粹暴行的清算，而自己指揮的空中打擊；正是迫使德國走到談判桌前的關鍵力量。
賠償方式的靈活性超出預期——德國將以國家資源、機器、船隻、企業等資產抵償。費爾多立即聯想到歐洲戰場的德軍裝備，他下令整理德軍剩餘軍工企業清單，標註可用於賠償的工廠與裝置，“這些物資既要彌補盟軍損失，更要保障受害國的重建需求。”他對參謀強調。儘管戰爭罪的具體審判方案暫未敲定，但費爾多堅信，那些製造奧斯維辛慘劇的納粹戰犯，終將在國際法庭上受到製裁。
為換取其對日本宣戰，美英同意蘇聯戰後獲得了很多權益。這一決議讓費爾多眉頭緊鎖，他在太平洋戰場的戰報中早已看清遠東的戰略價值，“蘇聯的勢力將延伸至太平洋，這會改變亞洲的力量平衡。”更讓他在意的是，關於他國權益的相關協定竟被美英蘇三國私下敲定，數月後才通知對方——這份“雅爾塔密約”中的強權邏輯，讓他深感外交博弈的複雜與冷酷。
羅斯福與丘吉爾最終同意由蘇聯扶持的臨時zhengfu主導波蘭戰後事務，承諾未來舉行自由選舉。
這一結果意味著蘇聯在東歐的影響力進一步鞏固。費爾多從歐洲戰場的部署圖上劃出東歐區域，心中瞭然：蘇軍在東線的軍事優勢，已轉化為外交談判的硬資本。他不禁思考，若盟軍在西線推進速度更快，是否能為東歐爭取更均衡的局麵？但現實冇有如果，軍事與外交的節奏早已相互繫結。
會議最具深遠意義的成果，是聯合國的創立。美、英、蘇、法、華夏被確立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擁有重大國際事務的話語權。費爾多看到這一決議時，難得露出欣慰神色。在奧斯維辛的慘狀後，他更渴望一個能維護全球和平的機製，“空軍能贏得戰場勝利，卻無法維繫長期和平，聯合國正是這樣的平台。”他立即指示空軍聯絡部門，配合美國zhengfu參與聯合**事委員會的籌備工作。
作為純粹的軍人，費爾多第一次深刻體會到“軍事為外交服務”的內涵。當得知蘇聯在美英代表團下榻的宮殿安裝竊聽器，全程監聽談話時；他既憤怒又無奈——盟友間的信任竟如此脆弱。
“這就是未來的博弈常態。”他在日記中寫道。麵對蘇聯在東歐與遠東的強勢擴張，他意識到，西方國家的團結與戰略協同至關重要，而自己掌控的美國空軍，將成為美國在未來博弈中的核心籌碼。
羅斯福的身體狀況成為會議的隱性變數。重病纏身的他難以與斯大林針鋒相對，在多項條款上做出妥協，讓蘇聯成為外界眼中的“最大贏家”。
費爾多從白宮傳來的密報中得知這一情況後，愈發感到責任重大。他開始調整空軍戰略部署，將部分b-29轟炸機調往西歐與遠東的關鍵基地，“軍事力量的存在，能為外交談判提供最堅實的支撐。”他深知，美國要在戰後全球格局中占據主導，既需外交智慧，更需強大的軍事實力背書。
雅爾塔會議落幕時，費爾多正在規劃德國的最後空襲行動。他看著會議決議與空軍作戰計劃，清晰地認識到：戰爭的終點不是軍事停火，而是新秩序的建立。未來的競爭不再是戰場廝殺，而是外交、經濟、科技與軍事的綜合較量。
當他得知“雅爾塔密約”侵犯華夏權益後，特意讓參謀整理華夏戰場的空軍支援記錄；希望能在後續的軍方協調中，為華夏爭取更多合理權益。
冷戰的陰影已在雅爾塔的決議中悄然浮現。費爾多站在巴黎空軍指揮部的窗前，看著編隊起飛的戰機，心中已有了清晰的方向：引領美國空軍發展壯大，以強大的空中力量保障美國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