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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張明浩和張明軒，因為未滿十四週歲，他們冇有被追究刑事責任。

但經過專家鑒定，他們被診斷為具有嚴重的反社會人格。

最終，他們被強製送往了全國最嚴格的一所特殊矯治學校。

那裡關押的，都是和他們一樣的問題少年。

有偷竊、搶劫的，有霸淩同學的，甚至有失手傷過人命的。

在那個崇尚暴力和拳頭的世界裡，他們不再是食物鏈頂端的捕食者。

他們那套嬉皮笑臉、撒潑打滾的把戲，在這裡毫無用處。

開學第一天，張明軒因為搶彆人的遊戲機，被一個比他高一頭的少年按在地上，打掉了兩顆引以為傲的虎牙。

他哭著找老師告狀，換來的卻是老師的一句：“在這裡，自己惹的禍自己解決。”

張明浩試圖用他那些小聰明拉幫結派，卻被更狡猾的老大識破，狠狠羞辱了一頓，罰他去清洗所有人的臭襪子。

他們終於嚐到了被欺淩、被無視、被當成垃圾的滋味。

我飄在學校的上空，冷漠地看著這一切。

我看到張明軒在深夜裡蒙著被子，因為想念媽媽的懷抱而小聲哭泣。

我看到張明浩在日記裡寫下我要回家，卻被同寢室的人發現，當眾撕毀。

他們開始害怕，開始後悔。

但這世上，從來冇有後悔藥。

他們施加在我身上的痛苦，如今，正以另一種方式，加倍地返還到他們自己身上。

這是他們的報應，也是他們的宿命。

時光荏苒，五年過去了。

爸爸媽媽在一個偏遠的海濱小鎮安頓了下來。

爸爸在碼頭上找了一份扛包的體力活，每天累得直不起腰，但他從不抱怨。

媽媽的精神狀態時好時壞，她不再打扮，也不再出門，每天就坐在窗邊，織著一條永遠也織不完的圍巾。

他們很少說話，但彼此之間，有一種無聲的默契。

他們再也冇有提過那兩個兒子的名字，彷彿他們從未存在過。

家裡的桌子上，隻擺著一張照片。

是我十歲生日時拍的，穿著外婆送的皮靴，笑得燦爛又無憂。

每個月的十五號，是我去世的日子。

他們會坐最早的一班車，顛簸六個小時，回到我所在的城市，來看我。

我的墓碑前，總是被打掃得一塵不染。

爸爸會帶來一瓶我最愛喝的草莓牛奶，媽媽會放下一束新開的白色雛菊。

他們不說話，隻是靜靜地坐在墓碑前，一坐就是一下午。

“陽陽，爸爸昨天發工資了。”

爸爸摩挲著墓碑上我的照片，“給你存起來了，以後給你買個大房子。”

媽媽從口袋裡拿出一塊手帕，仔細地擦拭著墓碑上的灰塵。

“沐陽，媽媽今天吃了藥，睡得很好。你放心。”

“圍巾快織好了，今年冬天，你就能戴上了。”

她的聲音很輕，帶著濃重的鼻音。

我知道，他們永遠也無法原諒自己。

這份沉重的枷鎖，他們要揹負一生。

這天，他們離開的時候，媽媽忽然回過頭，對著空無一人的墓地說：“陽陽，如果有來生，你彆再投胎到我們家了。”

“找一戶好人家，平平安安，快快樂樂地過一輩子。”

爸爸摟住她的肩膀，兩人相互攙扶著，佝僂的背影在夕陽下被拉得很長。

我漂浮在他們身後，看著他們逐漸遠去。

爸爸媽媽，再見了。

這一次，我是真的，要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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