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十日，唐玄宗從長安出發前往洛陽。
路過崤穀（今河南省澠池縣西南山穀）時，道路年久失修，唐玄宗打算把河南尹和知頓官免職。
宋璟勸阻道：“陛下正要巡幸各地，如今降罪二人，臣擔心各地官員都會紛紛整修道路，百姓就要深受其苦了。”
唐玄宗聽了，連忙下令放了二人。宋璟又說：“陛下降罪二人，因臣言又放了他們，這是臣在替陛下接受他們的感恩。請求陛下下令將二人送到朝堂等待審訊，然後陛下再予以赦免。”唐玄宗同意了。
貞小兕算是見識到了——崤穀事件是體現宋璟政治智慧和深謀遠慮的又一個範例。
宋璟勸阻的核心邏輯，是預見了皇帝一時之怒可能引發的係統性後果。他洞察到，懲罰這兩個官員，會向整個官僚係統傳遞一個錯誤的訊號：皇帝極度在意道路狀況。這將導致各地官員為了自保和邀功，不惜民力地過度整修道路，產生巨大的“激勵扭曲”（PerverseIncentive），最終苦害百姓。這是一種典型的、高瞻遠矚的係統性思維。
宋璟的第二段話更是精妙絕倫。他敏銳地意識到，如果皇帝因他的勸諫而直接放人，那麼這兩個官員的感激物件會是他宋璟，而不是皇帝。這會在無形中形成一種基於個人恩情的權力關係，削弱了皇權的絕對性和法律的權威性。他請求將二人交付法司，走正常程式後再由皇帝赦免，這實際上是在進行一種“權力歸因”的矯正：
將“懲罰”的源頭歸於製度（法司審訊）。
將“寬恕”的源頭明確歸於皇帝。
他自己則退居到一個“依法進言”的臣子位置。
這個過程完美地維護了法律的程式正義和皇帝的終極權威，同時避免了個人攬功的嫌疑。這體現了宋璟對權力執行規則的深刻理解和高超的“政治潔癖”。
車駕暫停整頓之時，小兕作為隨行人員，恰好近距離目睹了這一幕。她內心深受震撼。
“歸因理論（AttributionTheory）的完美實踐！”小兕幾乎要為之喝彩，“宋公此舉，不僅是體恤民力，更深諳組織行為學的精髓。在任何一個體係中，如果下屬將所受的恩惠歸因於其直接上級的個人乾預，而非體係本身的規則或最高領導者的仁德，就容易形成‘人身依附’關係，滋生小團體主義。宋璟強製將這個過程‘程式化’、‘透明化’，確保所有的感恩和權威都最終指向皇帝本人。這強化了‘皇權-法律’體係的權威，而非他個人的影響力。這是一種極其高階的忠誠，也是一種維護組織健康的必要手段。”
她對比姚崇和宋璟的風格：“姚崇善於利用規則解決問題，甚至靈活變通；而宋璟則致力於建設和維護規則本身，確保權力的執行在規則的軌道內。一個‘用術’，一個‘明法’。難怪史書評價‘姚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
二月三日，唐玄宗來到了洛陽。
抵達洛陽，對於整個帝國行政體係而言是一次大規模的壓力測試和實戰演練。
隨行的龐大官員、軍隊、後宮，以及隨之而來的文書、物資調動，考驗著整個國家的後勤與行政效率。這也為唐玄宗提供了一個跳出長安固有利益格局，近距離觀察東方州府情況，並重新調配政治資源的機會。
貞曉兕發現，宋璟與姚崇一樣，也是在位四年。在這四年裏，宋璟在整頓吏治方麵，主要做了以下幾件事：
一、促使唐玄宗疏遠功臣——組織更新與“沉沒成本”陷阱
唐玄宗與太常卿薑皎是老友。《定命錄》上有一段記載了唐玄宗與薑皎相識的故事：
...（此段關於薑皎與唐玄宗結識的故事原文完全保留）
宋璟對唐玄宗說，薑皎兄弟的權勢太大，這不是保全他們的好辦法。唐玄宗也表示同意。開元五年七月，唐玄宗下詔改任薑晦為宗正卿，並稱：
“西漢高祖的諸位開國功臣，因為手握大權而不能保全；東漢光武帝的諸位開國功臣，卻因為遠離權勢，生活悠閑，得享榮華富貴。應該將薑皎放歸田園，散官、勛官、封爵照舊。”
宋璟建議唐玄宗摒棄薑皎，與姚崇建議唐玄宗摒棄劉幽求等功臣是一脈相承的。功臣、故舊往往自恃功勞，容易張揚跋扈，他們又沒有多少治國理政的本領，重用他們弊大於利。
貞曉兕發現，處理功臣問題，是歷代開國或政變後新君麵臨的共同難題。從心理學和組織行為學角度看：
“沉沒成本”陷阱（SunkCostFallacy）：君主往往因為與功臣有共患難的經歷（巨大的情感和歷史投入），而難以理性地割捨，即使他們已不再適合新的崗位。這是一種典型的“沉沒成本”心理陷阱。
“群體思維”（Groupthink）與資訊繭房：功臣集團容易形成封閉的小圈子，排斥異己，導致皇帝聽到的資訊單一化，形成“資訊繭房”。
能力-崗位不匹配：創業期需要的膽識、勇力，與守成期需要的管理、經濟才能，是兩套不同的技能樹。許多功臣無法完成這種轉型。
宋璟（和姚崇）的建議，核心是推動組織的“更新換代”（OrganizationalRenewal）。他們引導皇帝克服情感依戀，基於“勝任力”模型來重新配置權力資源。詔書中引用東漢光武的例子，是一種非常聰明的“歷史敘事療法”，為皇帝的行為提供了光榮的先例和道德正當性，減輕其心理負擔。
貞曉兕發現，當薑皎失勢的訊息傳到鴻臚寺，同僚們議論紛紛，大多感慨皇帝薄情或宋璟嚴苛。她卻看到了更深層的一麵。
貞曉兕在與一位較為談得來的同僚私下交流時，運用現代管理心理學分析道：“此事看似無情，實則是為了‘組織健康’。
任何一個係統，如果既得利益集團（功臣、故舊）長期壟斷關鍵位置，就會堵塞後來者的上升通道，導致精英流失，組織活力下降。這就像人體的新陳代謝，舊的細胞不及時更替，就會影響整個機體的健康。
宋相此舉，正是強製進行‘組織代謝’。而且，他並非簡單地貶斥，而是給予了薑皎榮譽性的待遇（散官、勛爵照舊），這符合‘溫和漸進式改革’的原則，減少了改革阻力，也體現了人文關懷，避免了‘兔死狗烹’的悲劇，實在是高明。”
貞曉兕進一步想到：“這其實也是一種‘預防性’的政治行為。提前將可能尾大不掉的勢力溫和地邊緣化，避免了未來可能出現的激烈衝突。這需要極大的遠見和勇氣，因為它在短期內會背負‘刻薄’的罵名……但卻如此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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