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佛應對大蕭條的政策，其實並非無為而治，反而對經濟進行了前所未有的乾預。
他啟動了跨江大橋、水電站、大壩等一係列公共工程。然而，朝廷每年的財政盈餘不過區區一點五億兩白銀——這還是經濟持續發展的成果。
這點支出分攤到兩億宋人身上，起到的效果微乎其微。
想要徹底扭轉局麵，需要海量的金錢。
於是隻有一個辦法：增稅。
但可惜的是，東宋最大的壟斷資本，正是皇家商會。
無論胡佛想如何乾預，都繞不開這一條。
而趙昭是絕不會配合他的——
錢他來出，名聲胡佛來賺？
天底下哪有這麼好的事。
每當胡佛準備對壟斷資本下手，這群混蛋便跑去求見趙昭，請求皇帝庇佑。
更絕的是，這些壟斷資本背後，還站著朝堂上的士大夫。
原因很簡單：在東宋要想做大，沒有士大夫站台是絕無可能的。
同時，士大夫們也不會眼睜睜看著趙昭的皇家商會肆意兼併。
那為什麼最終還是走到了這一步呢？
這就要歸功於興威大帝傳授給趙昭的帝王心術了——
“聚友力以克敵”。
你自己去兼併，士大夫會反對。
但要是帶著士大夫一起兼併，那就沒問題了。
什麼？有士大夫道德水準太高，不願兼併？
沒關係，還有分化拉攏等等手段。
“媽的，和你們這群蟲豸在一起，怎麼能治理好大宋呢？”
胡佛沒辦法，隻好在不觸動壟斷資本的前提下推行改革。他用盡渾身解數，也僅僅是勉強維持局麵。雖說不至於像大蕭條初期那樣把牛奶倒進河裏，但經濟始終毫無起色。
東宋的工人每週隻能去電影院看一次電影，日子過得十分拮據。
最終，胡佛也隻得在全國範圍內建設救濟所，提供免費的包子之類的食物。
時間一點點流逝，民眾的不滿在不斷積累。
他們再也不相信報紙上那些“蒸蒸日上”的言論了。
就在這時，他們發現了世宗皇帝留給他們的最後一份禮物——
槍支！
於是，工人暴動開始了。
工人們武裝起來，衝進工廠打砸機器。
他們不知道怎樣才能改變自己的命運，但至少這樣能發泄胸中的怒火。
對於這種情況，東宋的士大夫們倒是一點也不擔心。
老傳統了。
反手一個招安，承諾隻要加入廂軍，後續修建大壩之類的公共工程就優先考慮他們。
雖然廂軍的待遇遠不如黃金時代的工人，但好歹還算體麵。於是，那些沒有核心綱領、根本不知自己該幹什麼的工人們，紛紛接受招安。
即便有些頑固的野心家，也在東宋強大的國力麵前被鎮壓下去。
矛盾之下，新的思想正在孕育。
南京城中，三個青年拿起了馬思的著作。
其一叫羲特，是一名退伍士兵，曾在歐洲戰場上立下不少功勞。
其二叫羅福，是個殘疾人，腿腳不便，隻能坐輪椅。
其三叫列子，在清華書院學習法律。
由於胡佛改革的失敗，東宋的有識之士們紛紛開始探討如何拯救國家的經濟。
雖然馬思已經逝世，但他的學說此時卻成為眾人熱議的物件。
無數新學說從馬思的基礎上生髮出來，或從中汲取有用的觀點。
比如羅福，就創立了一種民主馬思主義的學說，主張通過發行國債來修建大型公共工程，以此振興經濟。
這種主張得到了大多數人的贊同，因為它居然能在不觸碰壟斷資本利益的前提下，解決東宋當前的困境。
發行國債聽上去簡單，但實際上背後涉及極其複雜的經濟學原理，不是一般人能搞定的。
亂髮是會出大問題的，大明寶鈔的前車之鑒就在不久之前。
而羲特則創立了一種民族馬思主義的學說，主張發動戰爭，消滅世界上的蠻夷。他認為這些蠻夷佔據著大片土地卻不知開發，若交給宋人去開發，就能創造大量就業崗位，定然能恢復黃金時代的榮光。同時他還聲稱，外籍工人以遠低於市場行情的工資搶走了宋人的飯碗，這是小偷行徑。
有趣的是，羲特和先帝一樣，是企鵝的忠實擁護者。他平時就喜歡畫企鵝，不過畫的是那種娘化形象，很少有人欣賞。
總體而言，羲特的學說雖然在邏輯上漏洞百出，但它簡單粗暴地將仇恨物件具象化，倒也吸引了不少支援者。
羅福和羲特的相同點在於，兩人的學說都沒有觸碰壟斷資本的利益。
所以，下一任文華閣首輔，將在他們二人之中誕生。
而列子作為傳統的馬思主義者，第一時間對這兩種學說進行了批判。
他首先重申了馬思的核心觀點：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是階級統治的工具。並且明確指出，必須通過暴力革命，才能徹底打碎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
“當偉大的革命家在世時，壓迫階級總是不斷地迫害他們，以最惡毒的敵意、最瘋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謠和誹謗對待他們的學說。在他們逝世以後，便試圖把他們變成無害的神像，可以說把他們偶像化，賦予他們的名字某種榮譽，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壓迫階級，同時卻閹割革命學說的內容，磨去它的革命鋒芒，把它庸俗化。”
結果不用多說，列子被貶到美洲了。
好在列子是舉人，同時還是清華書院的大師，屬於士大夫群體。
否則如此暴力的言論，就不是流放這麼簡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