宮殿裏麵，氣氛沉重。
朱高熾與朱雄英大氣都不敢出，小心翼翼地看向老朱。
他們深知，朱元璋作為開國皇帝，對士紳階層的態度極為複雜。
一方麵，他需要士紳階層的支援，來維護地方治理與社會穩定；另一方麵，他又深知士紳階層的貪婪與腐朽，對其兼並土地、逃避賦稅的行為深惡痛絕。
洪武朝時期，朱元璋便多次打擊貪腐官員與不法士紳，隻是受限於當時的條件，未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如今，他們提出的賦稅革新，正是要徹底解決這一積弊。但這也意味著，要與天下士紳為敵，麵臨的阻力可想而知。
老爺子的態度，對新政的推行至關重要。
過了許久，朱元璋才緩緩開口，語氣中帶著一絲揮之不去的疲憊，卻也透著幾分卸下重負般的釋然：“你們能有這份心思，真心為百姓著想，為大明的長遠謀劃，朕心甚慰。”
他抬手揉了揉眉心，那雙曾掃平天下群雄、震懾朝堂百官的眼眸中，閃過一絲悠遠的追憶，“想當年，咱出身淮西布衣，放過牛、當過和尚、討過飯，親眼見過元廷末年官吏腐敗到了極點，士紳縉紳勾結官府，兼並土地、巧取豪奪，把百姓逼得走投無路。黃河決堤，餓殍遍野，易子而食的慘狀，朕至今曆曆在目。朕之所以揭竿而起，推翻元朝，建立大明，便是因為看不慣那些士紳豪強與貪官汙吏沆瀣一氣，讓天下蒼生流離失所、苦不堪言。”
“建國之初，大明江山百廢待興，百姓十室九空，田地荒蕪無數。”朱元璋的聲音漸漸低沉，帶著幾分創業的艱辛與不易，“咱心裏清楚，百姓是江山的根基，而賦稅是王朝的血脈。要讓百姓安居，讓大明穩固，就必須理清田產、規範賦稅，讓士紳承擔應盡的責任，讓百姓免受苛捐雜稅之苦。可朕萬萬沒有想到，這條路，竟如此艱難。”
他頓了頓，目光掃過殿外，彷彿穿透了時光，看到了洪武初年那一幕幕驚心動魄的博弈：“當時的天下士紳，早已形成了盤根錯節的勢力。他們要麽是前朝遺老，手握大量田產卻拒不納稅；要麽是地方豪強，勾結官吏，隱匿土地，將賦稅負擔全推給貧苦百姓；更有甚者，憑借宗族勢力，私設刑堂，魚肉鄉裏，根本不把朝廷律法放在眼裏。朕要推行稅製改革，理清田產，無異於要從他們嘴裏奪食，自然遭到了瘋狂抵製。”
“咱清楚地記得，洪武三年，朕下令推行戶帖製度，要求天下百姓如實申報戶口、田產，官府統一編製戶帖，作為征稅依據。可詔令下達後，各地士紳紛紛抵製，要麽虛報田產，把良田說成薄田；要麽隱瞞戶口，將佃農、奴仆排除在戶籍之外；更有地方士紳聯合官員，公然銷毀申報文書，煽動百姓抗命。朕震怒之下，下令嚴懲了一批為首的豪強與貪官，斬殺了數十人，才勉強推開戶帖製度的推行。”
說到此處，朱元璋的語氣中多了幾分決絕：“但這僅僅是開始。戶帖雖能理清戶口，卻無法精準掌握田產的具體情況。許多士紳利用田產買賣、繼承等機會，暗中轉移土地，讓官府的登記與實際情況嚴重不符。為了徹底摸清天下田產，咱精心籌備了多年，在洪武十四年下令編製黃冊，以戶為單位，詳細記錄每戶的人口、田產、賦稅等資訊，每十年一更造；又在洪武二十年下令編製魚鱗圖冊，逐塊丈量田畝，繪製圖形，標注田主、四至、麵積、等級，作為征收田賦的依據。”
“你們可知，編製這戶帖、黃冊與魚鱗圖冊，咱付出了多大的代價？”朱元璋的聲音陡然提高，帶著幾分難以掩飾的激動，“咱從戶部、刑部抽調了數千名官員，又從國子監選拔了上萬名學子，分赴全國各地。可這些官員與學子，剛到地方，便遭到了士紳勢力的百般阻撓。有的士紳故意刁難，不給丈量工具，不提供食宿；有的士紳暗中買通學子，讓他們篡改資料；更有甚者，雇傭亡命之徒，襲擊清丈隊伍，殺害朝廷官員。”
“洪武二十二年，江南鬆江府的士紳聯合起來，煽動百姓圍攻清丈官署，殺害了三名主事官員，燒毀了已編製好的魚鱗圖冊初稿！咱得知訊息後，龍顏大怒，當即派信國公湯和率軍前往鎮壓，將為首的七名士紳斬首示眾，抄沒其全部家產，這才震懾了江南的士紳勢力。可即便如此，仍有不少士紳賊心不死，繼續暗中作梗。”
朱元璋的目光中閃過一絲滄桑：“為了確保黃冊與魚鱗圖冊的準確性，朕親自製定了嚴苛的律法：凡虛報田產、隱瞞戶口者，杖責八十，流放三千裏；凡勾結士紳、篡改資料者，斬立決；凡阻撓清丈、殺害官員者，誅九族。朕前後斬殺了上千名違規的士紳與官員，流放了數萬人，才終於在洪武二十六年，完成了天下黃冊與魚鱗圖冊的編製。”
“那時候，咱以為，有了戶帖、黃冊與魚鱗圖冊這三件法寶，大明的賦稅根基便穩固了，士紳再也無法逃避賦稅，百姓也能安居樂業。”朱元璋的語氣中帶著一絲失望，“可朕終究還是低估了士紳勢力的頑固。朕在位時，憑借雷霆手段，還能壓製住他們的氣焰。可朕禪位後，隨著時間的推移，朝廷的律法漸漸鬆弛，地方官員與士紳再次勾結起來，黃冊與魚鱗圖冊多年未曾更新，田產買賣、繼承、兼並的變動無人記錄，士紳隱匿田產、逃避賦稅的現象死灰複燃，甚至比洪武初年更加嚴重。”
這一點是無可避免的。
朱高熾與朱雄英心裏麵都明白。
因為老朱是從屍山血海中走出的殺伐果斷的開國帝王，憑借鐵腕手段掃平群雄、定鼎天下，對貪官汙吏與不法士紳的懲治更是毫不手軟。
洪武年間，他推行嚴刑峻法，剝皮實草、株連九族的刑罰震懾朝野，無論是開國功勳還是地方縉紳，但凡觸犯律法、貪贓枉法，皆難逃雷霆追責。
空印案、郭桓案等大案中，數萬官員士紳伏法，朝堂幾度為之一空，這種鐵血手腕讓群臣百官對他的畏懼深入骨髓，即便多年過去，提及洪武舊事，仍有不少人噤若寒蟬。
而新帝朱標則截然不同，他自幼師從宋濂等大儒，深受儒家仁政思想熏陶，是出了名的寬厚仁慈。
監國理政期間，他屢次勸諫老朱寬宥刑罰、體恤民情，為不少官員減免罪責；登基之後，更是廢除苛法、輕徭薄賦，對待群臣以禮相待，即便有人犯錯，也多以教化為主、懲罰為輔。
這種寬柔的執政風格，與老朱的鐵血形成鮮明對比，也讓百官逐漸放下了洪武年間的惶恐，卻也讓部分士紳與官員生出了僥幸之心，認為新帝仁厚，或許會對既得利益群體網開一麵。
正是這種帝王風格的差異，使得老朱當年能以雷霆手段壓製士紳阻力、奠定賦稅根基，而朱標即位後寬省刑獄，推行新政萬象更新，地方官員士紳當然會蠢蠢欲動，再次勾結在一起貪腐受賄。
這一點從一開始便已註定，無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