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崎的街道上，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變得擁擠了起來。
整個西海道的大名和商賈，絡繹不絕趕到長崎，也有通過沿岸航道，將船停在長崎商港外，直接便在船上進行貨物交易。
某種程度而言，長崎已經成了西海道的商業中心，這並非是由什麼地理優勢所決定，完全是因為長崎有明軍。
沒有強有力的官府，而地方大名隻要是有利可圖，支援商賈，完全符合他們的利益。
資本在無序之下，便會瘋狂擴張，在西海道就是如此，隻要將利益的一部分分潤給地方大名，那麼他們就能夠暢通無阻。
可是，在一片無序之下，長崎卻又是秩序之地。
在長崎，工地裡的倭人身份低微，由更高階的倭人管理，而普通的倭人，則是被分配了土地，隻要按時按量交稅，那麼就不用擔心被人欺壓。
至於倭人的管理者，自然是喜兒所培養的那些人。
不管是朱儀還是喜兒，並沒有禁止這些從底層爬上來的人擁有自己的買賣。
因此，憑藉著與長崎明軍有關係的優勢，這些人往往會發展下線，就算是普通的鋪子，也會有商賈上門孝敬。
他們有著明軍的庇護，不需要遵守倭國所謂的律法，隻要孝敬他們，很容易就能打通在長崎置業開鋪等事宜，當然，這一切都是在喜兒的注視下進行。
喜兒會將那些為倭商牽線搭橋的人適當提拔，賦予其“倭經理”的身份，所從事的，便是長崎明軍與西海道各方的中間人。
這樣的中間人製度，完全就開啟了長崎底層追求階層躍遷的壁壘。
雖說沒有家徽，沒有源遠流長的姓氏，可手中握著財富，就算是大名見到他們，也要客客氣氣的，那什麼家徽姓氏，也都變成了外物。
長崎因此得到了很多倭人效力，如此便讓明軍避開了直接從事商業的情況。
大明軍方不可經商，這不僅是祖宗之法，更是當今聖人主抓的貪腐專案。
要知道，自宋之後，主官經商，副官纔是真官的模式大行其道，其中，軍伍更是如此。
當衛所成為了部分指揮的私兵，在獲得兵卒的土地同時，主官更是直接參與走私，獲得的好處，會分給自己的親信，以維持自己的統治。
仁宣之時，這已經是邊鎮的常態，到了正統時期，朱祁鎮一查，才發現了邊防的各種漏洞，甚至發現了瓦剌朝貢之後，往往能攜帶大量盔甲、弓箭，甚至是銃炮出境。
當然，因為其中涉及了他的寵臣王振，所以也就是一封敕令，最後不了了之。
有著這麼個前車之鑒，朱儀自然要對此高度重視，就算他能收買大部分中高層軍官，可如此便是造反，除非肅清那些沒有被收買的軍官，甚至是底層士兵，否則訊息早晚會傳到朝廷，傳到聖人耳中。
到了那時，朱儀現在所掌握的堅船利炮，將在頃刻間掉轉炮頭向他自己。
讓底層士兵擁有知識，也就讓他們擁有了更多的判斷能力，可不是主將幾言幾語便能蠱惑，特別是在造反當今聖人這件事情上，除非能夠在各級士兵心中建立起超越聖人的恩情，否則必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