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胡應嘉的禦史欽差行轅離開淮安後，趙貞吉才反應過來自己被利用了。
不僅是被利用，還是被山西那幫商人利用了。抄家後，四家晉商以兩折的價格抄底了那些罰冇作坊，開除了所有參與鬨事的員工，重新招募了一批城外的破產農民，反倒是一時間經營得穩穩噹噹的。
而這些百姓相互之間毫不熟悉，一個個完全冇有之前那種聚眾鬨事的底氣，反倒是對官府磕頭如搗蒜。看了作坊主們先前以及晉商上位後的攆人手段，他們那點微薄雇工工錢也隻能寄希望於官府來保障了。
而晉商上位後，畢竟是外地人，交商稅，請客送禮這些都比以前的本地商戶積極多了。
一時間，北江蘇甚至政通人和起來。雖然被利用，但這種利用似乎也不是不可接受。唯一的缺點是城裡雇工工錢原本就隻有浙江那邊的一半，現在能有三分之一就不錯了。但雇工更珍惜自己的工作了，也算是有得有失。
有了這麼一個安定的環境，趙貞吉纔好一點點在蘇北搞新學大補課。
補課的第一方麵就是推廣各種豆子在桑田棉田的間種輪作。在先前一個頭兩個大的趙貞吉，光是城裡的作坊商戶都已經亂成一鍋粥了根本冇法推廣這個事情。
說來也奇怪，推廣種豆，明明是上利朝廷下利百姓的事情就是無法推廣。除了個彆士紳關心佃戶的主動去推廣了，地方的衙門巡檢司根本不願意配合去推廣宣傳。
這一次，趙貞吉也要學習杭州搞農民結社，繞開地方巡檢司來促進這些種植技術種植知識的推廣了。巡檢司擺爛根源還在於當前的稅收，就是收糧食，去推廣種豆是完全吃力不討好的事情，說不定還要被固執的百姓敵視。但要趙貞吉掏錢激勵巡檢司，更不可能。江蘇這一半的南直隸，可冇多少剩餘。
光城市鬨事彈壓已經花掉了一大半的衙門歲入。
根源還在於趙貞吉也不敢加稅。加稅必被彈劾，而且成功了每年按加稅後給朝廷上繳的也增加了。萬一後麵新學衰敗，豈不是害了江蘇一地。
說道這裡，趙貞吉就很羨慕杭州了。那邊現在是各種城市結社自組織，委托衙門代為收款，每年披露支付情況。這部分錢相當於是百姓自發消費，不算商稅的，不用增加上繳朝廷的負擔。而且良民結社可冇有衙門那樣的權力優勢，良民之間交錢的信任還是有的、
良民與基於良民的良民結社纔是城市自主管理的關鍵。
趙貞吉現在腦袋都扣禿了好些頭髮了，為什麼蘇北的百姓不願意當良民，自願意當百姓呢？良民與百姓差異在哪裡呢？這個人人平等的良民身份的好處難道還冇看出來嗎？
好在一旁趙貞吉在著急，一旁晉商四家人也在急趙貞吉之所急。
很快晉商主動提交了關於晉商作坊成立勞工結社的規劃。
為了提高勞工參與的積極性，每家商戶都派了家裡的族老來做首席。方便作坊商戶第一時間瞭解勞工的困難。滿滿的都是對勞工的愛啊。甚至承諾帶領勞工中的積極分子加入巡撫衙門與鎮守太監的良民登記體係，幫助巡撫衙門打破僵局，給整個江蘇做個示範。
好傢夥，這晉商是費儘心機花大價錢來江蘇扶貧，順帶幫自己解決問題來的是吧？世上還有這麼好的好人。這麼好的好人，也不知道山西的本地百姓過的都是些什麼神仙日子。在那邊，能給晉商家當勞工，簡直是投胎走大運了。
實在想不通的趙貞吉隻能歸因於山西儒學興盛，深入人心，連商戶都如此仁義了吧。如果能漲點工資就更好了。不過漲工資確實不利於江蘇商品跟浙江商品競爭。這一理由也還算說得過去。作坊擴大規模，能讓地方多餘失地佃戶找到工作，比工錢高低重要多了。
杭州是良民結社與作坊同步進行，蘇南鬆江府是利用老兵與伐倭國中途返回的破產小商人士紳完成了先良民結社後發展作坊。蘇北則是作坊在前，現在也要琢磨良民結社了。想必一旦成功也差不到哪兒去。趙貞吉還是充滿信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