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翰文可不敢把自己心裡想的直接說出來，一陣哈哈之後，才換了個方式說出來。
“閣老，問題的關鍵在於大明的天下宗藩關係的權利義務界定了。”
“過往大明重名不重實，雖然永樂後期開始，外藩朝貢時朝廷有意壓低了外藩貨物的價格，但他們仍然是可以在市場自由采買的。外藩付出白銀，大明付出各種精巧物件。”
“對於這些外藩而言，持續不斷地高階奢侈品賞賜是統治的必需品。而本地往往又白銀過剩。大明則相反，白銀奇缺。按道理擴大宗藩，特彆是朱雀國、東洲國這樣的宗藩對大明隻會有好處的。這其實是雙贏的事情。”
“外藩往往重利而輕名，這種宗藩關係隻要不折騰還是能長久持續的。”
“想當年，彆扭的宋遼澶淵之盟都能持續百年，這次也是不差的。”
高翰文當然是見好聽的說了。這事皇帝在興頭上，冇必要去掃興，更關鍵的高翰文對此也樂見其成。
大明的宗藩越多，伴隨著宗藩朝貢帶來的民間交流越多，未來大明纔不至於再次淪為工業化時期的東亞孤島。
這裡倒不是說什麼技術交流擴散。民間交流帶來的自由遷徙擴充，最終還是會大幅提升百姓的勇氣的。
隻要這份勇氣在，可就冇那麼容易被剃髮易服了，任何皇帝想要關起門來打百姓而彆國無涉的難度也會大大增加。
當權力的天平不至於完全一邊倒，那麼整個社會的變化乃至質變就始終保有一絲可能。
陳以勤看著高翰文思索了一會兒，不置可否。咳嗽了兩聲就開啟了新話題。
“現在說正事了，禮部開年有三個最重要的工作，三個都要仰賴高藩台了。”
“閣老，客氣了，有什麼是下官能幫上忙的，儘管說，樂意之至。”高翰文一臉笑著回答。
“第一就是配合科舉考試改革的教材改革。這科舉好幾百年了，雖說永樂以後有預設用《四書五經大全》作為教材，但並未言明，隻是科舉考試時座位判卷的參考罷了。”
“現在要出教材，還要一年內就出。我們照搬《四書五經大全》又不合適，但要自己編寫又達不到其底本朱子集註的水平。高藩台在著書立說上經驗豐富，有冇有什麼提點的？我們禮部可是翹首以待了。”
陳以勤說話說得特彆客氣。大明禮部雖然以往都不是什麼重要部門，但在嘉靖朝開始往往是首輔的儲備位置，明顯未來是首輔在望的。
“閣老不要再客氣了，喊下官仕林就行。”
“下官是真的有些建議的，教材不是答案參考。教材是要便於學生理解，特彆是要便於學生從無到有的理解。參考答案當然強調德高望重，無可辯駁。”
其實高翰文想說，朱熹的水平也就那樣，純就是名聲大於實力。但是自己本身就站在儒學的對立麵，自己說朱熹壞話，那不是抹黑朱熹，純粹抬高朱熹在當今傳統儒學內部人心中的地位嗎？這種賠本買賣，高翰文不做，因此換了個話術。
高翰文字人是看不上朱熹那套話術的。因為朱熹強調先性後情，主張“性發為情，情根於性“，直接就跟孔孟強調的性由情顯，性根於情直接調了個先後順序。
可彆小看性情先後順序的差彆，這直接就將儒學從可驗證的實踐經驗之學，變成了不可驗證的神學了。
情在性先，則可以由情入性。什麼樣的性是受具體的情所激發的。性在情先，則是所有的情都隻是性的表征。性是不可琢磨的，隻能由心來決定。所以一切問題都是人心人性的問題。一切的驗證都是不可靠的，因為有權這個因素，一個心性好的人也可能權衡後去做一件壞事，但這並不能掩蓋其良好的心性。比如為了孝去臥冰求鯉，埋兒奉母之類的。隻要目的是好的，乾點壞事也不是不可接受。
除此之外，朱熹另一個糟糕的點是選擇性的訓詁。北宋幾乎廢除了訓詁，強調每個人直接體悟孔孟之學，不需要找什麼諸子章句做基礎。朱熹又撿起了漢朝的訓詁之學，但是是選擇性地撿起。用訓詁之學，選擇性地摘抄孔孟言語來論證自己的理學。頗有一種要斷章取義，卻出自不要斷章取義的味道。
當然，朱熹也不是全無優點，其形聲訓詁的方式，類似於拆字遊戲，還是能唬人的。但其根本並冇有去係統梳理古今用語用字產生的語義流變，雖然說前人望文生義，但朱熹這個套路不過是高階一點的望文生義。
正因為高階，所以有迷惑性，危害也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