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毅的罪惡人生路
1994年的深冬，吉林市船營區的老工業區還裹在凜冽的寒風裡。街麵上的積雪被往來的自行車軋出一道道黑印，國營化工廠的煙囪冒著灰白的煙，慢悠悠飄向鉛灰色的天空。葛家那間不到五十平米的磚房裡，煤爐燒得正旺，爐上的鋁壺“咕嘟咕嘟”吐著白汽，混著嬰兒響亮的哭聲，把一屋子的期盼都烘得發燙——葛毅，葛家盼了整整八年的男孩，終於降生了。
葛家父母都是化工廠的普通工人，一輩子勤勤懇懇，卻總被“冇個帶把的”這話戳心窩子。頭兩個孩子都是女兒，雖說夫妻倆也疼，但架不住家裡老人天天唸叨，街坊鄰居閒聊時那若有若無的惋惜眼神，像根刺似的紮在心裡。葛毅落地那天，葛父攥著助產士遞來的繈褓，手都在抖，對著繈褓裡皺巴巴的小臉看了又看，突然轉身往供銷社跑，把貨架上最貴的水果糖買了兩斤，見人就塞：“我有兒子了！葛家有後了！”
打從記事起，葛毅就冇嘗過“不如意”的滋味。家裡的糖罐永遠是滿的，兩個姐姐的新衣服他先挑，放學回家書包一扔，就能坐在桌邊等熱飯——母親總怕他餓，不管多忙，都會提前給他留一碗紅燒肉。上小學時，他跟同學打架，把人推倒磕破了頭，對方家長鬨到學校，葛母不僅冇罵他，反而拉著老師說：“孩子小，不懂事，再說肯定是那娃先惹我們家毅毅的。”最後賠了人家醫藥費，回家還給葛毅煮了兩個雞蛋，說“受委屈了”。
就這樣被捧著長大，葛毅漸漸養出了一身“嬌性”。上課愛走神，作業全靠抄姐姐的，老師找家長談話，葛父總說“男孩子開竅晚，長大了就好了”；讓他幫家裡掃個地，他能找藉口溜出去跟人彈玻璃球；初中畢業時，成績連普通高中的分數線都夠不上，父母托了好幾層關係，才把他送進當地一所化工職業學校，選了個“好找工作”的化工專業。
誰也冇想到，這所不起眼的職校，竟成了葛毅罪惡的“啟蒙地”。他對化學方程式、化工原理提不起半點興趣，卻唯獨對老師講的“爆破知識”著了迷。那是個五十多歲的老教師，曾在化工廠負責爆破作業，偶爾會跟學生講些炸藥的成分、引爆的原理，還有他年輕時處理過的爆破事故。彆的同學都聽得心驚膽戰，葛毅卻眼睛發亮，下課追著老師問東問西，還偷偷在筆記本上畫炸藥的結構圖，甚至跑到學校圖書館，翻找跟爆破相關的舊書。有一次，他跟同學吹牛：“以後我要是想做個‘響兒’出來，保準比鞭炮厲害十倍！”同學隻當他是說大話，冇人把這話放在心上。
2004年秋天，剛滿20歲的葛毅從職校畢業。那時候職校早就不包分配，他揣著畢業證跑了好幾家化工廠，要麼嫌他冇經驗，要麼嫌他態度不端正，最後都不了了之。冇工作就冇收入，可他早就習慣了花錢大手大腳——跟朋友出去喝酒要搶著買單，新出的手機得第一時間換上，看著身邊有人開起了小轎車，他心裡更是癢癢的。
就在葛毅整天在家唉聲歎氣的時候，他發現吉林市的煤氣生意格外紅火。那幾年，市區裡新建了不少居民樓，很多家庭都從燒煤改成了用煤氣罐，可煤氣站不多，而且這活兒又累又危險，不少人都不敢乾。葛毅眼睛一亮：自己學的是化工專業，雖說冇正經上過幾天課，但多少懂點氣體安全知識，這不正好是“用武之地”嗎？
他跟父母一提，老兩口猶豫了——煤氣站風險大，萬一出點事可不是鬨著玩的。可架不住葛毅軟磨硬泡，又是拍胸脯保證“肯定小心”，又是說“這生意能掙大錢”，最後父母還是鬆了口。葛母把攢了大半輩子的養老錢拿出來，葛父又找親戚借了點，湊了五萬塊錢，幫葛毅在船營區租了個門麵，辦了手續，煤氣站就這麼開起來了。
冇想到，葛毅這一次還真“上心”了。他每天天不亮就去煤氣廠拉氣，然後騎著三輪車挨家挨戶送，客戶有什麼需求，他都儘量滿足——老人搬不動煤氣罐，他就扛上樓；煤氣灶出了小問題，他就順手幫忙修；有時候客戶錢不夠，他還能賒賬。一來二去，附近的居民都願意找他送氣，生意越做越紅火。不到三年，他就掙了十多萬，不僅還清了借的錢，還給家裡換了台大彩電，自己也買了輛摩托車。
看著銀行存摺上的數字，葛毅的野心又開始膨脹了。這時候，一個在梅河口的遠房親戚來吉林辦事，跟他說：“梅河口那邊煤氣站更少，競爭小，你要是去那邊開，掙得肯定比這兒多！”葛毅聽了，心裡立刻盤算起開分店的事。可就在他準備動身去梅河口考察的時候，父母卻催著他結婚——這年他23歲，在當地算是“大齡青年”了，父母早就給他相好了一個姑娘，是母親同事的女兒，性格溫順，人也勤快。
葛毅冇怎麼猶豫就答應了。他覺得結婚是“理所當然”的事，而且有個媳婦在家照顧父母，他也能安心在外做生意。婚禮辦得不算隆重，但也熱熱鬨鬨，婚後冇多久，媳婦就懷孕了。2007年春天，兒子出生了，葛毅抱著胖乎乎的兒子，心裡第一次有了“當爹”的感覺，整天樂嗬得合不攏嘴。
可這份喜悅冇持續多久，葛毅就覺得“膩”了。送煤氣又累又臟，每天跑東跑西，身上總帶著一股煤氣味，回到家倒頭就想睡，根本冇精力陪老婆孩子。他看著街上開飯店的老闆，每天坐在店裡收錢，不用風吹日曬，心裡又動了念頭：“不如把煤氣站關了，開個飯店，既輕鬆又體麵。”
這個想法一說出來，父母又反對了——煤氣站生意穩定，掙得也不少，飯店可不是那麼好開的，他們一輩子冇做過餐飲，萬一賠了怎麼辦？可葛毅這次鐵了心，他覺得自己能把煤氣站做好，就能把飯店做好。他不顧父母的勸阻，把煤氣站轉讓了出去，又跟父母要了他們攢了十年的十萬塊血汗錢，在繁華的渾春街租了個門麵，開了家名叫“美食家”的飯店。
可葛毅忘了，開飯店跟送煤氣完全是兩碼事。他既不懂怎麼選食材，也不懂怎麼控製成本，更不懂怎麼管理服務員——一開始，他憑著“熱情”親自招呼客人，可冇幾天就嫌累，把活兒都推給服務員；廚師做的菜客人說鹹了，他不知道怎麼調整，反而怪廚師手藝差；食材買多了放壞了，他也不知道心疼，隻覺得“反正有錢”。
不到半年，飯店的生意就開始走下坡路。中午飯點，店裡連一半客人都坐不滿，晚上更是冷清。服務員嫌工資低、活兒多，走了一個又一個；廚師見冇生意，也辭職了。葛毅想過各種辦法——搞打折促銷，發傳單，甚至請朋友來捧場，可都無濟於事。2008年冬天，“美食家”飯店終於撐不下去了，門上貼了“轉讓”的告示。
看著空蕩蕩的飯店，葛毅心裡又悔又恨。他不僅把做煤氣生意掙的十多萬賠光了，還把父母的十萬塊血汗錢也搭了進去。回家跟父母說的時候，他低著頭，等著捱罵，可父母冇說一句重話——葛母紅著眼眶說：“錢冇了就冇了，隻要人好好的，以後再掙就行。”葛父拍了拍他的肩膀：“年輕人哪有不犯錯的，從頭再來。”
父母的寬容冇讓葛毅幡然醒悟，反而讓他更愧疚，也更急功近利。他發誓要“儘快掙大錢”，把父母的錢還上，可他不想再像送煤氣那樣辛苦，也不想再冒開飯店那樣的風險，心裡隻剩下一個念頭：“找個輕鬆又來錢快的辦法。”
從那以後，葛毅就像變了個人。他不再出去找工作，每天在家唉聲歎氣，要麼就出去跟一群狐朋狗友喝酒，越喝越鬱悶，越想越偏激。就在他整天無所事事的時候，連襟孫遠江找上門來了——孫遠江在本溪跟人打架，被打得鼻青臉腫，還被搶了幾百塊錢，他咽不下這口氣，想找葛毅幫忙“報仇”。
葛毅正憋著火冇處發，一聽這話，立刻拍著桌子答應了：“行！這事我幫你！敢欺負到咱們頭上，得讓他知道厲害！”為了“壯聲勢”，兩人決定買把“傢夥”。他們揣著錢，坐火車去了瀋陽，在一個偏僻的體育用品商店裡，花八百塊錢買了一支發令槍——那時候，市麵上偶爾能買到發令槍，改裝一下就能打子彈。
在回本溪的火車上，葛毅盯著手裡的發令槍，突然冒出一個念頭：“要是能把這槍改成真槍，不就能嚇唬人了嗎？”他學過化工，對機械也有點興趣，覺得改裝發令槍不是難事。到了本溪後，兩人找了個小旅館住下，葛毅出去買了鋼管、彈簧、螺絲，還有一些工具，在旅館房間裡琢磨起來。
他把發令槍拆開，換上鋼管做槍管，用彈簧做擊發裝置，又找了些鉛塊熔成子彈形狀。折騰了一下午，竟然真的把發令槍改成了能打子彈的“手槍”。為了測試效能，兩人半夜跑到郊外的一片空地上，葛毅舉起槍，對著一棵樹扣動扳機——“砰”的一聲，子彈打在樹上，留下一個小坑。孫遠江看得眼睛發亮：“行啊葛毅，你真有本事！”
可他們冇料到，這聲槍響驚動了附近的村民。有村民以為是有人打獵，又覺得聲音不對，就報了警。本溪警方接到報警後，很快就趕到了現場，順著痕跡找到了葛毅和孫遠江住的旅館。敲開門的時候，葛毅還冇反應過來，孫遠江卻嚇得魂飛魄散，趁警察不注意，從後窗跳出去跑了。
葛毅被抓了個正著。經過鑒定，他改裝的發令槍屬於“槍支”範疇，具有殺傷力。最後，他因“非法製造槍支罪”被判了一年半有期徒刑，送到了瀋陽市康家山監獄服刑。
監獄裡的日子枯燥又壓抑。每天早上六點起床，出操、勞動、學習，晚上九點準時熄燈。葛毅一開始很不適應，總覺得自己“倒黴”，後來慢慢平靜下來，表麵上跟著大家一起學習法律法規，心裡卻冇真正認識到自己的錯誤，隻想著“出去後一定要掙大錢，不能再這麼窩囊”。
2010年春天，葛毅刑滿釋放。走出監獄大門的時候，他看見妻子穿著洗得發白的外套，手裡牽著兒子——兒子已經七歲了，上小學一年級，見到他，怯生生地叫了聲“爸爸”。葛毅心裡一酸，伸手想抱兒子，兒子卻往後躲了躲——他入獄的時候，兒子才三歲，早就記不清他的樣子了。
回家的路上，妻子跟他說，這一年半，她在一家帆布加工廠打工，每個月工資不到三百塊，家裡的開銷全靠父母補貼，兒子上學的學費都是父母掏的。葛毅看著妻子憔悴的臉，看著兒子瘦小的身影，心裡不是滋味。他暗暗告訴自己，這次一定要好好過日子，掙錢養家。
可在家裡待了不到兩個月，葛毅就又犯了“老毛病”。帆布廠的活兒他嫌累，建築工地的活兒他嫌臟，找了幾份工作都冇乾滿一個星期就辭了。就在他又開始在家唉聲歎氣的時候，一個獄友托人帶話給她——這個獄友刑期比他長，入獄前有個老闆欠了他一百多萬，他讓葛毅幫忙討債，討回來的錢四六分成，葛毅拿四成。
葛毅一聽，立刻來了精神——一百多萬的四成就是四十萬，要是能討回來，不僅能還上父母的十萬塊，還能剩下不少錢。他跟妻子說要去瀋陽“跑生意”，妻子雖然擔心，但也冇多問，隻是叮囑他“注意安全”。
可討債的日子比葛毅想象的難得多。他按照獄友給的地址，找到了那個欠賬的老闆，可對方根本不承認欠了錢，還讓保安把他趕了出去。後來他又去了幾次，要麼見不到人，要麼就被對方的手下威脅。為了討債，他跑了北京、深圳、廣州、東莞等好幾個城市，每次都是滿懷希望去，灰頭土臉回。
討債冇成，葛毅卻有了一個“意外收穫”——他發現每個城市的書店裡都有“電話號碼簿”（黃頁），上麵印著當地工廠、企業的地址和電話。看著這些電話號碼，葛毅心裡突然冒出一個邪惡的念頭：“天下有錢的人這麼多，不如想辦法讓他們‘出點血’，弄點錢解燃眉之急。”
他想起幾年前震驚全國的“金如超爆炸案”——金如超就是用炸彈在石家莊製造爆炸，然後敲詐勒索。葛毅覺得這個辦法“可行”：自己學過化工，會做炸彈，隻要在工廠、企業附近放幾顆炸彈，製造點恐慌，那些廠長經理肯定會害怕，到時候再給他們寄恐嚇信，讓他們把錢打到自己的銀行卡裡，不就能輕鬆拿到錢了嗎？
這個念頭一旦產生，就像野草一樣在葛毅心裡瘋長。他開始在各個城市的書店裡買電話號碼簿，有時候還會偷偷抄下上麵的企業資訊。他知道，要乾這事，必須得有個假身份，不然很容易被警察查到。
回到瀋陽後，葛毅在街頭的電線杆上看到一則“辦假證”的廣告，他按照上麵的電話打過去，跟對方約在一個公園的角落裡見麵。幾天後，他花兩百塊錢拿到了一張假身份證，上麵的名字叫“馮立國”，地址是“遼寧省瀋陽市和平區”。拿著假身份證，葛毅心裡一陣竊喜：“這下冇人能認出我了。”
他用“馮立國”的身份證，在建設銀行和招商銀行各辦了一張儲蓄卡，又買了信封、郵票和筆。一切準備就緒後，他把第一個作案目標選在了老家吉林市——他對吉林的環境熟悉，而且這裡化工店多，買製造炸彈的原料也方便。
2010年夏天，葛毅悄悄回到了吉林市，冇敢回家，而是在臨江門附近租了一間一樓的房子，每月租金四百塊。房子很偏僻，周圍都是老居民樓，不容易引起注意。接下來的幾天，他每天都去不同的化工商店，假裝是附近工廠的采購員，購買硝酸銨、硫磺、木炭（這三種是製造黑火藥的主要原料），還有雷管、導火索等物品。吉林市是全國有名的化工城市，化工商店多，老闆們見他“手續齊全”（他偽造了一張工廠的采購證明），也冇多懷疑，很快就把他要的原料都賣給他了。
回到出租屋，葛毅就開始製造炸彈。他按照在學校裡學的知識，把硝酸銨、硫磺、木炭按照比例混合，製成黑火藥，然後裝在鐵皮罐裡，再裝上雷管和導火索，做成了一顆簡易炸彈。可當他試著引爆的時候，炸彈卻冇響——原來他對比例掌握得不對，火藥的威力不夠。
葛毅不死心，又試了幾次，還是失敗。他有點煩躁，覺得自己學的知識“不夠用”。於是，他跑到天津街的一家書店，買了一本《爆破與爆破知識》，回家後連夜研讀。書裡詳細講了炸藥的配方、引爆裝置的原理，還有定時炸彈的製作方法。葛毅一邊看一邊做筆記，遇到不懂的地方就反覆琢磨，有時候甚至會畫圖紙模擬。
就這樣琢磨了一個多星期，葛毅終於改進了炸彈的配方，還加裝了機械定時和電子引爆裝置——他把鬧鐘拆開，用鬧鐘的齒輪做定時裝置，再連線電子雷管，這樣就能設定爆炸時間，方便自己逃跑。第一次試驗成功的時候，他在出租屋裡聽到“砰”的一聲悶響，鐵皮罐被炸得變了形，窗戶玻璃都震得嗡嗡響。葛毅看著被炸壞的鐵皮罐，臉上露出了一絲不易察覺的獰笑：“這次肯定能成！”
接下來，葛毅開始製定投放炸彈的計劃。他從電話號碼簿上找了幾家規模大的企業，最後選定了“北極公司”——這家公司在吉林市很有名，做的是建材生意，他覺得“肯定有錢”。另外，他還想在居民樓附近放一顆炸彈，這樣能製造更大的恐慌。
投放炸彈的那天早上，天還冇亮，街路上冇有行人，隻有幾個清潔工在掃地。葛毅騎著一輛借來的自行車，車後座上放著兩個裝著炸彈的黑色塑料袋，一路小心翼翼地往北極公司的方向騎。到了北極公司樓下，他左右看了看，見冇人注意，就把一個塑料袋放在了公司大門旁邊的角落裡，設定了爆炸時間為“三十分鐘後”。
然後，他又騎著自行車去了化南小區——這是一個老小區，居民大多是退休工人，他覺得在這裡放炸彈，更容易引起關注。他在小區裡找了一棟居民樓，把另一個塑料袋放在了單元門口，同樣設定了三十分鐘後的爆炸時間。
放好炸彈後，葛毅騎著自行車快速離開了現場，躲到了離北極公司不遠的一個公交站後麵。三十分鐘過去了，他冇聽到爆炸聲，心裡有點慌，以為又失敗了。可冇過多久，他就看到北極公司門口聚集了越來越多的人，還有人在指指點點。緊接著，警笛聲由遠及近，幾輛警車停在了北極公司門口，民警們下車後，立刻疏散群眾，拉起警戒線，封閉了現場。
葛毅混在圍觀的人群裡，看著民警們緊張地忙碌，心裡竟然有種莫名的滿足感——雖然炸彈冇炸，但還是引起了這麼大的動靜，那些廠長經理肯定會害怕。他又悄悄去了化南小區，看到那裡也圍滿了警察，正在排查炸彈。
後來他才知道，警方接到報案後，立刻請了爆破專家朱建民前來排爆。朱建民花了一個小時，成功排除了北極公司和化南小區的兩顆炸彈。葛毅雖然有點失望，但更多的是興奮——他覺得自己的計劃“第一步成功了”。
幾天後，葛毅又按照同樣的方法，製作了兩顆炸彈，再次投放到北極公司和附近的居民樓裡。這次他把爆炸時間設定為十分鐘，這樣自己有足夠的時間逃離現場。可結果還是一樣——兩顆炸彈都冇炸響。
接連發生的幾起“爆炸未遂案”讓吉林警方高度重視，他們成立了專案組，開始在全市範圍內排查可疑人員。葛毅躲在出租屋裡，每天看著新聞報道，心裡越來越害怕——他能感覺到警方的排查越來越緊，再待下去很可能會被髮現。他不敢再投放炸彈，也不敢回家，連夜收拾了東西，揹著一個包，偷偷打車離開了吉林市，再次逃往瀋陽。
到了瀋陽，葛毅在西塔附近租了一間隱蔽的出租屋。他不甘心失敗，開始分析吉林炸彈冇炸響的原因——他覺得是導火索的問題，之前用的導火索太細，容易受潮，導致炸彈無法引爆。這次，他換了一種更粗的導火索，還在炸彈裡加了更多的火藥，確保能炸響。
2010年7月12日一大早，葛毅帶著一顆改進後的炸彈，來到了皇姑區房地產交易大廳。那時候正是上班時間，大廳裡人來人往，他假裝是來辦理業務的，趁冇人注意，把炸彈放在了二樓男廁所的一個隔間裡，設定了十分鐘後的爆炸時間。然後他快速離開了交易大廳，躲在對麵的一棟樓裡，等著聽爆炸聲。
十分鐘過去了，交易大廳裡冇有任何動靜。葛毅心裡一沉，知道又失敗了。他不敢回去檢視，隻能悻悻地回到出租屋。
可葛毅冇放棄。當天午夜，他又帶著一顆炸彈，來到了鐵西區南六中附近的“老海餃子館”。那時候餃子館裡還有幾桌客人，葛毅從後門溜進去，把炸彈放在了男廁所的角落裡，設定了十分鐘後的爆炸時間。這次，他躲在餃子館對麵的一個衚衕裡，緊張地盯著手錶。
十分鐘後，“轟隆”一聲巨響，餃子館的窗戶玻璃瞬間被震碎，裡麵傳來一陣尖叫聲和桌椅倒塌的聲音。葛毅看到有人從餃子館裡跑出來，有的衣服上沾著灰塵，有的嚇得臉色蒼白。他抑製不住內心的興奮，在衚衕裡手舞足蹈——這是他第一次成功製造爆炸！
第二天，葛毅去中興大廈買了一本影印紙，又到南站附近的郵局買了三百個信封和三百張郵票。他回到出租屋，拿出電話號碼簿，按照上麵的企業地址，開始寫恐嚇信。信的內容很簡單，卻充滿了威脅：“瀋陽市前幾天的爆炸案都是我乾的，你公司已經被我盯上了。限你三天內準備3萬元（有的寫5萬元），存到指定的銀行賬號（馮立國的儲蓄卡），如果不存，我就炸了你的工廠，讓你死無葬身之地！”
寫完信後，葛毅拿著信去了檯安縣的一家影印社，影印了三百份。回到瀋陽後，他把這些恐嚇信裝進寫好地址的信封裡，趁著夜色，投進了太原街附近的幾個郵筒裡。他想象著那些廠長經理收到信後驚慌失措的樣子，想象著銀行卡裡的錢越來越多，心裡美滋滋的。
可葛毅不知道，瀋陽警方早就對這兩起爆炸案高度重視，成立了專案組，並且監控了全市的郵筒——他們料到凶手可能會通過郵寄恐嚇信來敲詐勒索。葛毅投進郵筒裡的三百封恐嚇信，全被警方截獲，一封也冇寄出去。
幾天後，葛毅躲到鞍山市，用假身份證去銀行查儲蓄卡的餘額，卻發現裡麵一分錢都冇有。他納悶極了：“這麼大的爆炸案，怎麼冇人害怕？瀋陽人怎麼這麼‘硬氣’？”他不知道，自己的恐嚇信根本就冇送到對方手裡。
敲詐失敗，葛毅不僅冇拿到錢，反而把自己討債時攢下的一點錢都花光了。他心裡又氣又急，開始琢磨著“更大的生意”。他知道瀋陽的風聲太緊，不能再待下去，就躲到了檯安縣的一家小旅社裡。
在旅社裡，葛毅想起了當年逃跑的連襟孫遠江。他試著給孫遠江打了個電話，冇想到孫遠江還真接了——孫遠江這些年一直負案在逃，靠打零工為生。兩人約在一個偏僻的小飯館見麵，孫遠江還帶了兩個朋友，一個叫龐文東，一個叫田勇。這兩個人都是遊手好閒之輩，整天想著怎麼掙快錢。
幾個人喝著酒，聊起了各自的“遭遇”，越聊越投機。葛毅說自己“想掙大錢，卻一直冇機會”，龐文東立刻接話：“不如咱們去搶長途大客車吧，那些客車裡肯定有不少錢！”田勇和孫遠江也紛紛表示同意——他們都缺錢，也都不怕冒險。
就這樣，一個犯罪團夥形成了。他們開始積極準備：龐文東從朋友手裡借了一輛紅色夏利轎車，作為作案工具；葛毅和孫遠江去市場買了尖刀、木棒，作為凶器；幾個人還多次在檯安縣附近踩點，觀察長途客車和貨車的行駛路線。
2010年10月初的一天夜裡，葛毅、孫遠江、龐文東、田勇，還有一個叫“小五”（身份不詳）的同夥，駕駛著紅色夏利轎車，在檯安縣城轉盤附近盯上了一輛外地的大貨車。他們跟著貨車，一直開到城郊的一處偏僻路段——這裡路燈稀少，周圍都是農田，很少有車輛經過。
龐文東加快車速，追到大貨車前麵，逼停了貨車。葛毅和孫遠江拿著尖刀，田勇和小五拿著木棒，從夏利車上下來，衝到貨車駕駛室旁邊，用力拍打著車門，大喊：“開門！下來！”
貨車司機嚇了一跳，慢慢開啟車門。葛毅一把揪住司機的衣領，問：“誰是車主？”坐在副駕駛位置上的一箇中年男人戰戰兢兢地說：“我……我是。”葛毅上去就是一拳，打在車主的臉上，然後把他拽下車，按在地上一頓毒打。車主被打得鼻青臉腫，躺在地上不敢動。
這時候，貨車裡還有一個老人和一個小孩——是車主的父親和兒子。小孩才五歲，見了這陣勢，嚇得哇哇大哭。葛毅嫌小孩吵，對著車主吼：“趕緊把錢拿出來，不然我對老人和小孩不客氣！”
車主早就被打怕了，趕緊從衣兜裡掏出僅有的八百塊錢，還有一部舊手機。葛毅接過錢和手機，又讓孫遠江去貨車裡搜——孫遠江在駕駛室的儲物格裡搜出了一千六百塊現金。葛毅見再也搜不出錢，就罵了一句“真窮”，然後帶著同夥開車揚長而去。
搶來的兩千四百塊錢，幾個人冇幾天就花光了——喝酒、賭博、買菸，很快就揮霍一空。葛毅覺得“搶貨車來錢太慢，也掙不了大錢”，他跟同夥提議：“不如咱們綁架計程車司機吧，計程車司機家裡一般都有點錢，而且咱們可以跟他家裡要贖金，想要多少要多少！”
其他幾個人一聽，立刻拍即合——綁架比搶劫來錢快，而且風險相對“小”一點。他們覺得瀋陽的爆炸案風頭已經過去了，就悄悄回到了葛毅在西塔的出租屋，開始製定綁架計劃：由葛毅出麵，以“搬電腦”為藉口，把計程車司機騙到出租屋裡，然後其他同夥再出來動手，把司機控製住，之後跟他家裡要贖金。
幾天後的一個傍晚，葛毅在街頭攔了一輛計程車，跟司機說：“師傅，我家在西塔附近的老樓裡，有台電腦要搬，麻煩你跟我去一趟，運費我多給你點。”司機見葛毅看起來“老實”，又能多掙錢，就答應了。
到了出租屋樓下，葛毅讓司機跟他上樓搬電腦。司機有點猶豫——天黑了，而且這棟樓看起來很偏僻。葛毅趕緊說：“就在三樓，很快就搬完，我再加你五十塊錢。”司機想了想，還是跟著葛毅上了樓。
到了三樓門口，葛毅掏出鑰匙開門，一邊開門一邊說：“電腦有點重，等會兒麻煩你搭把手。”門一開啟，潛伏在屋裡的孫遠江、龐文東、田勇就衝了出來，手裡拿著尖刀和繩子，想把司機控製住。
司機一看情況不對，知道自己被騙了，他一邊大喊“救命”，一邊拚命往樓下跑。葛毅伸手想拽他，卻冇拽住。孫遠江等人也趕緊追上去，可司機跑得很快，一轉眼就跑下了樓，衝出了樓道，對著街上大喊“有人綁架”。
葛毅等人知道壞事了，也顧不上彆的，趕緊收拾東西，慌不擇路地逃離了出租屋。逃跑的時候，葛毅不小心把隨身攜帶的挎包丟在了樓道裡——包裡有他的電話號碼簿、一台錄音機，還有那張“馮立國”的假身份證。
警方接到司機的報警後，很快就趕到了葛毅的出租屋。雖然歹徒已經逃跑，但警察在出租屋裡搜出了大量製造炸彈的化工原料（硝酸銨、硫磺、木炭等）、製作炸彈的工具，還有那張假身份證。結合之前的爆炸案，警方立刻意識到：這個出租屋的主人，就是瀋陽、吉林係列爆炸案的凶手！
纏繞吉林、瀋陽兩地警方三個月之久的係列爆炸案，終於露出了冰山一角。警方立刻對葛毅、孫遠江等人展開通緝，同時在全市範圍內進行地毯式排查。
葛毅等人逃出瀋陽後，知道這裡再也不能待了，而且計程車司機肯定能認出他們，警方很快就會找到他們。幾個人互相埋怨了幾句，最後“做鳥獸散”——孫遠江躲回了本溪，龐文東去了大連，田勇回了檯安，葛毅則躲到了鞍山的一家小旅館裡。
一個月過去了，葛毅覺得風頭漸漸過去了，可他還是冇找到“掙大錢”的機會。他每天憋在旅館裡，心裡越來越急——他想儘快掙到錢，還上父母的十萬塊，也想讓自己過上“有錢人”的生活。他覺得人多容易壞事，就想找個“靠譜”的同夥，最後他想到了田勇——田勇做事膽大心細，而且不計後果，跟他合作“放心”。
葛毅聯絡上田勇，兩人約在遼中縣見麵——遼中是瀋陽市管轄的一個小縣城，人口不多，環境也相對陌生，不容易被警察發現。他們決定在遼中綁架計程車司機，因為小縣城的計程車司機警惕性相對較低，而且家裡一般都能拿出點贖金。
有一天傍晚，葛毅和田勇在遼中縣的一個轉盤處物色目標。很快，他們盯上了一輛白色的捷達計程車——司機看起來四十多歲，穿著樸素，不像有防備的樣子。葛毅攔下車，跟司機說：“師傅，我們要去牛心坨，多少錢？”司機報了價，葛毅和田勇就上了車，葛毅坐在副駕駛，田勇坐在後座。
車開了大約半個小時，快到牛心坨的時候，田勇突然說：“師傅，我有點內急，你停下車，我去方便一下。”司機冇多想，把車停在了路邊的一處空地上。車剛停下，坐在後座的田勇就掏出一根繩子，想勒住司機的脖子，葛毅則從懷裡掏出一把尖刀，架在了司機的脖子上，惡狠狠地說：“彆動！動一下我就殺了你！”
司機嚇得一哆嗦，但他也不是軟柿子——他知道一旦被控製住，後果不堪設想。他趁葛毅不注意，猛地伸手去奪刀。葛毅冇想到司機會反抗，手一鬆，刀被司機奪了過去，可司機的雙手也被刀劃得鮮血淋漓，脖子上也被劃了一道口子，鮮血順著脖子流了下來。
但司機畢竟寡不敵眾，葛毅和田勇很快就把他按在了座位上，用繩子把他的手腳捆得嚴嚴實實，又用膠帶把他的嘴和眼睛封上，然後把他塞進了計程車的後備箱裡。
葛毅開著計程車，田勇坐在副駕駛，把車開到了附近的一座大山裡——這裡人跡罕至，很隱蔽。他們把車停在一個山洞旁邊，然後從司機的身上翻出了五百多塊錢和一部手機。
按照預定計劃，葛毅用司機的手機給司機的妻子打了電話，惡狠狠地說：“你男人在我們手裡，限你明天中午之前準備好八萬塊錢，一分都不能少！要是敢報警，或者錢冇湊夠，我們就殺了他！”
司機的妻子一聽就慌了，帶著哭腔說：“彆傷害他，錢我們會想辦法，能不能少點？我們家冇那麼多錢……”葛毅不耐煩地說：“少廢話！八萬塊，一分都不能少！明天中午我再給你打電話，告訴你交錢的地方！”為了讓司機妻子相信，葛毅還把膠帶從司機嘴上撕開一點，讓他跟妻子說了幾句話——司機聲音沙啞，帶著哭腔，讓妻子“趕緊湊錢，彆報警”。
掛了電話後，葛毅和田勇就在山洞裡等著，心裡盤算著拿到錢後怎麼分贓。這一夜，他們冇敢睡覺，每隔一段時間就去後備箱看看司機的情況，怕他跑了或者出意外。期間，葛毅還多次給司機妻子打電話，催促她“儘快湊錢”。
到了第二天中午，葛毅再次給司機妻子打電話，問她“錢準備好了冇有”。司機妻子說：“我們隻湊到了五千塊錢，實在湊不到更多了，你們能不能再寬限幾天？”葛毅一聽就火了，對著電話吼：“五千塊？你打發要飯的呢！趕緊想辦法，不然我現在就殺了他！”
可就在葛毅對著電話咆哮的時候，遠處傳來了警笛聲——原來，司機妻子在接到電話後，第一時間就報了警。警方通過手機定位，鎖定了葛毅和田勇的位置，然後調集了大量警力，包圍了這座大山。
葛毅和田勇聽到警笛聲，頓時慌了神。他們想開車逃跑，可剛開啟車門，就看到周圍已經佈滿了全副武裝的警察，手裡拿著槍，對著他們大喊：“不許動！放下武器！”
葛毅知道自己跑不掉了，他癱坐在地上，看著越來越近的警察，心裡充滿了絕望。田勇還想反抗，可剛掏出刀，就被警察製服了。
被戴上手銬的那一刻，葛毅終於意識到自己錯了——他不該被金錢衝昏頭腦，不該一步步走向犯罪的深淵。他想起了年邁的父母，想起了辛苦持家的妻子，想起了才上小學的兒子，眼淚忍不住流了下來。他說：“正邪之間其實隻是一念之差，我完全可以選擇另外一條光明之路，都怨那個該死的定時引爆，葬送了我的青春年華。”
可現在說什麼都晚了。葛毅的犯罪行為已經給社會帶來了巨大的危害——他製造的爆炸案引起了群眾的恐慌，他的綁架、搶劫行為傷害了無辜的人。等待他的，將是法律的嚴懲。
當葛毅被押上警車，離開大山的時候，他回頭望了一眼遠處的村莊——那裡有炊煙升起，有孩子的笑聲，那是他曾經嚮往的生活，可他卻親手把自己推向了地獄。可怕的邪念一旦產生，就再也無法停下罪惡的腳步，等到驀然回首時，早已走到了生命的儘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