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代表團包括了天民黨、社會黨、**的代表，這在意大利政治中是罕見的景象。
貝盧斯科尼副議長在弔唁簿上簽名後，對林安說：“大使先生，我今天帶來的是意國議會的聲音。我們可能對中國有不同的政治見解，但我們尊重一個偉大民族的領袖，尊重一個古老文明的現代化曆程。”
社會黨議員安娜·羅西接著說：“1970年意中建交時，我是投讚成票的。當時很多人質疑，但我認為，一個占人類四分之一人口的國家，不可能被永遠排除在國際社會之外。今天，我更加確信這一點。”
意共代表、參議員路易吉·馬可尼的話尤為懇切：“我們馬克思主義者研究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
無論從任何理論視角來看，發生在中國的變化都是二十世紀最重大的社會變革之一。
我們悼唸的不僅是一位政治家，更是一種曆史力量的象征。”
林安敏銳地注意到，這些政治人物使用的措辭極為謹慎而得體，既表達了敬意，又避免了可能引起爭議的具體評價。
這是成熟政治家的素養，也反映了意大利政治階層對中國事務複雜性的理解。
最讓使館人員動容的，是普通意大利民眾自發的弔唁。
一位名叫安東尼奧的老郵差，每天都會經過使館。
這天下午，他騎著自行車特意停下，從郵包裡取出一支白色的康乃馨，小心翼翼地放在使館門前的台階上。
文化處的小王正好在門口協助接待，用意大利語問：“先生，您這是？”
老安東尼奧摘下帽子，露出花白的頭髮：“小姐，我今年六十二歲，當了四十年郵差。
我記得很清楚，1955年萬隆會議時，我還是個年輕郵差，送過關於那次會議的報紙。
從那時起，我就開始關注東方那個遙遠的國家。”
他頓了頓，繼續說：“我不是政治家，也不懂大道理。
但我讀過記者寫的報道，看過電視上的紀錄片。
一個被所有人欺負的國家站了起來——這一點，我們意大利人能夠理解，因為我們也有過被人看不起的時候。”
老郵差重新戴上帽子：“花不貴重，但這是我妻子今天早上從我們花園裡摘的。
她說，白色康乃馨在我們這裡代表純潔的敬意。請收下吧。”
小王接過那支帶著晨露的康乃馨，深深鞠躬：“格拉齊耶，真的非常感謝。”
類似的揚景這一天發生了多次。一位在附近開咖啡館的老闆送來了簡單的花束；一對在大學教書的夫婦留下了手寫的慰問卡；
甚至有幾箇中國留學生帶著他們的意大利同學前來，那些年輕的麵孔上寫滿了真誠的悲傷。
夜深了，最後一波弔唁者已經離去。林安站在使館二樓的窗前，望著窗外羅馬的夜景。王幼楚輕輕走進來，為他披上一件外衣。
“今天來了多少批？”王幼楚輕聲問。
“登記在冊的有四十七批，約兩百人。”林安的聲音疲憊而深沉，“還有更多放了花束、卡片就默默離開的，無法統計。”
“冇想到……意大利朋友會這樣真誠。”王幼楚感慨。
林安轉過身，眼中有著複雜的情緒：“幼楚，這讓我思考了很多。我們總在說‘讓世界瞭解中國’，但有時候，我們可能低估了那些願意瞭解、能夠理解的人的存在。”
他走到辦公桌前，翻開今天的弔唁簿，上麵有各種語言的留言：意大利語、英語、法語，甚至還有幾行用稚嫩筆跡寫下的中文。
“你看這位漢學家羅西教授的話，”林安指著一行字
“‘我研究的是曆史，但我哀悼的是一個時代。’這話有深意。他們悼唸的，不僅僅是一個人。”
王幼楚走過來，看著那些字句：“是啊，今天好幾位都提到了‘一個時代的結束’。”
“這正也是國內許多人擔憂的。”林安的聲音低沉下去
“一個時代結束了，下一個時代會怎樣？這些外國朋友表達的是對已逝時代的致敬，但他們的眼神裡，我看到了對未來的疑問。”
“但今天也讓我看到了希望，”林安的聲音重新堅定起來，“有這麼多人——不同職業、不同政見、不同年齡的意大利人——他們願意來，願意表達哀思，這說明我們這些年的工作冇有白費。文化交流、民間交往，這些看似柔軟的東西，在最艱難的時刻，顯出了它的力量。”
他合上弔唁簿：“我們要把今天的一切詳細記錄，報告國內。讓國內知道，在這個世界上，有人理解我們，有人與我們同悲。這很重要，尤其是在這樣的時候。”
王幼楚點點頭，握住了丈夫的手。兩人的手都很涼，但握在一起，就有了溫度。
樓下，值班的年輕館員正在整理今天收到的花束。白色和黃色的菊花、康乃馨、百合，堆滿了臨時擺放的長桌。花香混合著墨香，在使館肅穆的空氣裡靜靜瀰漫。
羅馬的秋夜漸深，中國大使館的燈光依然亮著。這燈光，是哀思，是堅守，也是一種無聲的宣告：無論經曆怎樣的風浪，這麵五星紅旗代表的民族，將繼續在這世界上存在下去，繼續走自己艱難而獨特的道路。
而今天這些意大利友人的鮮花與淚水，將成為這條長路上一個特殊的註腳——在1976年那個多事之秋，在台伯河畔，有人曾為一個東方巨人的逝去，真誠地低下過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