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定其“積極開展對外交往，服務國內建設”的大方向。提醒“注意內外有彆，嚴守紀律”。
對具體合作專案，則要求“深入調研，科學論證，按程式報批”。
來自外交部、外貿部、相關工業部的回函，也多以“原則同意探索”、“可進一步接觸瞭解”、“提供必要背景材料”等謹慎措辭為主。
一些他建議推動的具體考察團、技術交流活動，審批流程往往緩慢而反覆，需要多方協調，反覆說明。
但林安還是敏銳地捕捉到了平靜水麵下的“暖流”，他提交的一些關於意大利產業分析、技術動態、合作建議的報告，被國內相關部門以“參考資料”、“情況通報”的形式，在有限的範圍內傳閱、研究。
他建議的菲亞特、紡織機械等領域的初步接觸，雖然未能立即促成重大合作，但相關部委已經開始著手進行更深入的前期研究。
更重要的是，林安感覺到，國內對他工作方向的“默許”空間在逐漸擴大，一些原本可能被質疑的“敏感”接觸，在經曆了必要的內部程式後，也得以繼續進行。
這種“有限支援、謹慎推進、避免張揚”的氛圍，林安完全理解，甚至感到一種安心。
這恰恰說明，最高層的思路是清醒而務實的，既看到了開啟國門、學習先進的必要性，也深知在複雜環境下行事的艱難與風險。
當林安在羅馬的文化與工業合作“雙線”推進初見輪廓時，一個更深層、也更緊迫的國家需求，始終縈繞在他的心頭——外彙。
70年代初的中國，經過多年相對封閉和國內運動的影響，外彙儲備極其匱乏，堪稱“貧血”。
而國家要引進急需的技術裝置、購買關鍵的工業原料、開展必要的國際交流，無不需要硬通貨。
每一筆寶貴的外彙，都關係到重點專案的生死，牽動著高層決策者的神經。
作為身處西方發達國家、直接觀察其經濟運作的外交官，林安深感自己有責任，也必須想方設法，為國內開辟新的、可持續的外彙來源。
這不再僅僅是“友好合作”，而是實實在在的“為國創彙”。
林安首先將目光投向了那些看似普通、卻承載著中國文化與技藝的“傳統”商品。
使館商務處的庫房裡，以及國內作為“禮品”或“展品”發來的一些物品，給了他啟發：景泰藍花瓶、景德鎮瓷器、蘇杭絲綢、精美漆器、玉雕、仿古字畫……
這些東西，在意大利人眼中，不僅僅是“中國製造”，更是“東方藝術”的凝結，具有極高的鑒賞和收藏價值。
林安要求商務處針對這些傳統工藝品，進行精選樣品，重新定位。不再將這些工藝品簡單視為“外宣品”或“禮品”。
而是按照國際藝術品和高階裝飾品的標準，進行精心挑選、專業拍照、撰寫兼具藝術性與市揚性的多語種介紹文案，突出其手工價值、文化內涵和收藏潛力。
同時開拓高階渠道，避免進入低端旅遊紀念品市揚。
轉而與羅馬、米蘭、佛羅倫薩等地的高檔畫廊、古董商、室內設計工作室、奢侈品買手店建立聯絡。
通過小型、私密的“鑒賞會”形式，邀請潛在買家、收藏家、設計師前來品鑒。
嘗試“委托寄售”，與信譽良好的畫廊或商家合作，采用委托寄售模式，使館提供貨品和權威鑒定證書，意方負責展示和銷售，按約定比例分成。
這種方式降低了使館的庫存和銷售風險，也能藉助當地渠道的專業能力觸及真正有購買力的客戶。
起初進展緩慢，意大利商人對這些“紅色中國”的藝術品將信將疑。
但是林安並不氣餒，他利用之前文化交流活動建立的人脈，邀請了幾位在藝術界有影響力的意大利評論家和收藏家前來“品鑒”。
當一位資深收藏家在把玩一件仿明永樂青花玉壺春瓶，並聽瞭解說員關於其紋飾寓意和仿製工藝的精妙後，忍不住讚歎：“這不僅僅是複製，這是對偉大傳統的致敬和再創造！它的美學價值完全值得被認真對待。”
漸漸地，一些高階客戶開始詢價、購買。雖然單筆交易金額不大，但利潤率高，且全部以硬通貨結算。
更重要的是，它開啟了一條將中國文化“軟實力”直接轉化為“硬通貨”的隱秘通道。
第一批通過這種方式售出的幾件精品瓷器、刺繡和玉雕，為國內換回了數萬美元的外彙，雖然數額不大，但其象征意義和開辟的路徑，受到了國內輕工部和外貿部門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