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度能文章，有辯才，精通各國憲政，是一個難得的政治人才。但與梁士詒比較，楊度書生氣甚濃。當年楊度與梁士詒同時考取1903年經濟特科，梁是第一名，楊是第二名；在清末袁世凱內閣中，梁是郵傳部次官，楊度是學部次官。但進入民國以後，梁一直春風得意，手握實權，是袁世凱的得力助手，以“財神”、“二總統”著稱。他們的仕途之所以有這樣大的差異，其原因正在於：梁八麵玲瓏，善於察言觀色、見風使舵；楊則才氣縱橫，雄辯滔滔，不脫書生氣。
此時為擁戴首功，楊、梁爭得不亦樂乎。
楊度之書生氣，在於他既想當**，又想立牌坊。曾經有傳說，籌安會成立後，楊度與胡瑛等人在北京中山公園來今雨軒聚會，有一段“走狗”言誌的典故。
胡瑛率先說：“外間皆呼我等為走狗，究竟是不是走狗？”
楊度道：“怕人罵者是鄉願，豈能任天下事哉。我等倡助帝製，實行救國，自問之不愆，何恤乎人言。即以‘走狗’二字論，我狗也不狗，走也不走的。”
孫毓筠則說：“我不然，意誌既定，生死以之，我狗也要狗，走也要走的。”
嚴複說：“我折衷其說，狗也不狗，走也要走的。”
胡瑛曰：“然則我當狗也要狗，走也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