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吳鳴鏘和阿誠外出的時候就隻有朱誌明呆在家裡，美日其名是保護兩個女孩，但是他經過了前段時間的苦役，本來就不太好的，身體更差了，但現在不能上醫院，大家都束手無策，桂兒讓他多臥床休息，每天都泡奶粉給他喝，丁香雖頗有微詞，因為她覺得那是給桂兒一個人喝的。
桂兒私底下對丁香說道：“我們現在都是坐在一條船上的人了，朱大哥人品是信得過的，我們現在能多一個人也能多一份力量，比如說小吳哥和阿誠哥都不在家的情況，好歹朱大哥在，能替我們壯一壯膽。”
朱誌明內心也非常愧疚，他老是說：“都是我不中用，當初非要留下來查什麼真凶，要是一早和我弟妹他們去了澳門，就不會留在這裡給大家添麻煩了。”
到了辦良民證的那一天，桂兒和丁香早早的化好妝，穿好衣服，她們都不敢穿好一點的衣服，都是穿那種仆人穿的半新不舊的衣服。
四人鎖好門，沿著牆根往區公所走，街上風很大，卷著紙屑和塵土，打在臉上生疼，從前車水馬龍的街道，如今隻剩零星幾個行人，都低著頭快步走，像怕被風捲走似的。
路邊的商鋪十有**關著門，冇關的也掛著“大日本皇軍征用”的木牌，門口站著端槍的日本兵，眼神警惕地掃過每一個路過的人，每一個從他身邊路過的路人都自覺的彎腰鞠躬，如果有哪個冇有彎腰鞠躬的，他上去就是一槍托，然後再讓旁邊的警察隊詢問。
有個賣煙的小攤，攤主縮在角落裡，麵前擺著幾盒皺巴巴的煙，見人就低聲問“要煙嗎”，聲音小得像蚊子叫。
牆上貼滿了花花綠綠的告示，大多是日文，偶爾有幾行中文，寫著“嚴禁私藏武器”“違抗軍命者格殺勿論”“禁止私藏貨幣”，紅漆印的太陽旗格外刺眼。幾個穿著偽警製服的人揹著槍，正踹一家緊閉的門，嘴裡罵罵咧咧：“開門！查房！再不開就砸了！”
街對麵的空地上，堆著些燒焦的木頭和破布，據說前幾天日本人進到這戶人家去騷擾這家的女主人，人家反抗，被活活燒死了。有個老婆婆蹲在灰燼旁，用手扒著什麼，嘴裡嗚嗚地哭，冇人敢上前勸。
走不多遠，撞見一隊日本兵押著十幾個勞工走過，都是些青壯年，雙手被繩子捆著，低著頭，衣衫襤褸，有個年輕人腳下一軟，被日本兵用槍托狠狠砸在背上，疼得直哼哼，卻不敢出聲。
丁香嚇得往桂兒身後躲，桂兒攥緊了她的手，繼續往前走。路過一家米鋪，門口排著長隊，每個人手裡都攥著幾張軍票，臉上滿是焦急。“就這點米，還不夠塞牙縫的！”隊伍裡有人罵，立刻被旁邊的人拉住：“小聲點！被聽見就完了！”
風裡飄著股說不清的味，有硝煙味，有黴味，還有隱約的血腥味。桂兒看著腳下坑坑窪窪的路，想起從前坐黃包車經過時，這裡還是平整的石板路，兩旁的店鋪飄著綢緞和點心的香。不過才短短幾十天，就像換了個世界。
“快到了。”吳鳴鏘低聲說，指了指前麵掛著“區公所”木牌的院子，那原來是1棟氣派的私人住宅，現在已經被強征來做區公所了。門口站著兩個偽警，正檢查進出的人，每個人都得彎腰鞠躬，才能被放行。
桂兒深吸一口氣，拉了拉臉上的假痣，確保冇掉。
區公所的院子裡擠滿了人，男女老少排著歪歪扭扭的長隊，每個人手裡都攥著一張裁好的硬紙板——那是用來貼照片的，照片得提前去相館拍好，相館老闆說最快也要三天才能取，急著用的就得加錢，不少人為此掏空了本就乾癟的口袋。
吳鳴鏘拉著桂兒和丁香往隊伍裡站，旁邊一個穿著體麵的老太太正對著手裡的照片抹眼淚，邊上的人說他們家除了她和一個小孫子，其他都死絕了，她一個老的，又不識字，但是冇辦法，為了保命，也要提前過來辦良民證。
輪到他們時，櫃檯後坐著個戴眼鏡的辦事員，手指敲著桌麵，眼皮都懶得抬：“照片、登記表，都齊了？”
吳鳴鏘連忙遞上五人的材料——他和阿誠的照片是戰前拍的，還算清晰；桂兒和丁香的是前幾天找相館老闆加急拍的，背景糊成一片，兩人臉上的假痣倒拍得格外清楚。辦事員拿起朱誌明的登記表，皺了皺眉：“人呢？照片是現成的，人得來按手印。”
“他染了風寒，實在起不來，您通融下，我代他按？”吳鳴鏘偷看了一眼門外的日本兵，看他們並冇有留意屋裡，悄悄往櫃檯下塞了個小布包。辦事員捏了捏，指尖頓了頓，從抽屜裡摸出盒印泥，往桌上一推：“快點，後麵等著呢。”
吳鳴鏘連忙蘸了印泥，替朱誌明在表上按了個模糊的指印。辦事員拿起印章，在四張登記表上重重一蓋，又從櫃子裡抽出四張空白的良民證，把照片用漿糊貼上，晾乾了才能拿走。“好了，拿著。”然後隨意的從櫃檯甩了過來，揮揮手，招呼下一個。
四人鬆了一口氣，連忙撿起來，剛走出櫃檯範圍，就聽見院子門口傳來汽車引擎聲。一輛黑色轎車停在門口，車門開啟，一個熟悉的身影踩著高跟鞋走了下來，寶藍色絲絨旗袍在灰撲撲的人群裡紮眼得很。
桂兒倒吸了一口冷氣，是劉蘭芳，她精心打扮過，身上珠光寶氣的帶了一套金鑲玉的首飾，包括項鍊，耳墜，手鐲，手裡還拎著個燙金手包。
她一眼就瞥見了吳鳴鏘，臉上立刻堆起笑：“鳴鏘，這麼巧？你也來辦這個？”視線掃過桂兒和丁香，在她們臉上的假痣上停了停，桂兒和丁香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隻見劉蘭芳嘴角勾起一抹譏誚，“這兩位是……鄉下親戚？打扮的倒是挺別緻啊，嗬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