淩晨兩點，風還在吹。
陳遠山走在回駐地的路上，手一直按在公文包上。包裡的信沒動過，像一塊燒紅的鐵，燙著他的肋骨。他沒有回宿舍睡覺，而是加快腳步穿過營地，哨兵看見他，敬禮，他點頭，一句話也沒說。
回到房間，他把門關緊，拉上窗簾，從公文包裡取出那封信，放在桌上。燈光下，紙麵泛黃，墨跡灰暗，落款的簽名歪斜拖尾。他盯著看了十秒，然後開啟抽屜，拿出鋼筆和一張白紙，寫下自己的名字。
兩相對比，差別明顯。他的字起筆重，收筆利落，這封信上的卻軟弱無力，像是臨摹時手抖了幾次才完成的。
他合上紙，不再看它。
現在不是研究它的時候。現在是要用它。
他拉開另一格抽屜，翻出一張便箋，提筆寫：“明日十時，師部禮堂，有要事公佈，請速聯各報記者到場。”字不多，也不加稱呼，隻在背麵蓋上自己的印章。
他摺好信，裝進信封，密封。叫來通訊員小李。
“天一亮就送去《申報》駐地，親手交給林婉兒。不能經別人手，也不能耽擱。”
小李接過信，問：“要等回話嗎？”
“不用。你送完就回來。”
通訊員走後，他坐在桌前，沒脫軍裝，也沒躺下。窗外天色還是黑的，遠處傳來幾聲狗叫。他知道，這一夜不會太平。趙世昌的人肯定在盯著他，看他會不會慌，會不會亂找人對質，會不會銷毀證據。
但他什麼都不做。
他隻是坐著，等天亮。
六點整，天剛矇矇亮。
林婉兒接到信時，正蹲在燈下換膠捲。她拆開信封，看完那句話，抬頭看了眼牆上的鐘。六點零二分。
她站起身，把相機塞進包裡，抓起外套就往外走。
報社還沒開門，她先撥通《大公報》的電話，接線員剛接通，她就說：“我是林婉兒，《申報》記者。陳遠山師長要開緊急記者會，揭露有人偽造通敵信陷害抗日將領。時間是今天上午十點，地點在師部禮堂。請你們務必派人到場。”
對方愣了一下：“你說什麼？通敵信？”
“是真的。我親眼看過那封信的照片底片。筆跡是假的，紙張也不是前線繳獲品。這是政治構陷。”
“這事太大了，得請示主編——”
“沒時間請示！”她聲音抬高，“如果你們不來，明天報紙上寫的就不是真相，而是‘某師長通敵被查’！誰來為死去的士兵說話？誰來為打鬼子的將軍正名？”
電話那頭沉默兩秒，傳來一聲：“我們去。”
她掛了電話，又打給《中央日報》、通訊社、城東兩家小報。有的答應得快，有的猶豫，她一句一句逼過去：“你們要是怕惹麻煩，現在就可以退。但我要告訴你們，陳遠山是唯一一個敢在清河鎮死守七天的師長。他帶的兵，每一顆子彈都打向鬼子。現在有人想用一封信毀了他，你們選擇閉嘴？”
最後五家報社、兩家通訊社確認到場。
她騎上自行車，直奔禮堂。
九點，師部禮堂外已有記者陸續到達。
門口站著兩名士兵，查驗證件。一名戴眼鏡的年輕記者遞上記者證，士兵仔細核對後點頭放行。另一人想混進去，被攔下：“沒有邀請函，不能進。”
禮堂內，長條桌擺成半圓，後麵是幾十張椅子。牆上掛著一幅軍事地圖，紅藍鉛筆標註著敵我位置。角落立著一塊黑板，上麵寫著“戰況通報會”幾個字，但沒人去擦。
張振國站在後台入口，穿著普通勤務兵的衣服，手裏拎著水壺。他掃視全場，看到幾個麵孔陌生的人，悄悄打了個手勢。兩名偽裝成雜役的士兵立刻靠近，不動聲色地站在那幾人身後。
他知道，趙世昌不會坐視不管。這種場合，一定會派人來攪局，要麼發難，要麼拍照造謠。他們必須盯緊。
九點半，林婉兒帶著三名同事走進禮堂。
她一眼就看到了那個位置——正對講台左側，光線最好，能拍到發言人的正麵和台下反應。她走過去，架好相機，調整焦距，又檢查錄音筆是否正常工作。
她低聲對身邊同事說：“等他拿出那封信的時候，一定要拍清楚。每一個字，每一道摺痕，都不能漏。”
同事點頭：“放心，底片夠用。”
她又看了看錶：九點三十五分。
還有二十五分鐘。
她環顧四周，發現角落有個穿灰色長衫的男人，一直低著頭寫東西，但從不抬頭看講台方向。她記下了他的位置。
九點五十五分。
外麵傳來腳步聲。
所有人抬頭。
陳遠山走了進來。
他沒穿披風，也沒戴勳章，一身洗得發白的軍裝整齊扣到領口，腰間的駁殼槍鋥亮，槍套上的五角星清晰可見。他步伐平穩，臉上沒有多餘表情，目光掃過全場，最後落在講台上。
勤務兵遞來一杯水，他接過，喝了一口，放下。
台下響起快門聲。
他站在台前，雙手撐在桌沿，指節微微發白。台下坐著二十多名記者，有的拿著筆記本，有的舉著相機，全都盯著他。
林婉兒在角落按下快門，第一張照片定格在他抬眼的瞬間。
沒有人說話。
空氣像是凝住了。
他開口了，聲音不高，但清楚傳到每個人耳朵裡：
“各位記者同誌。”
台下有人提筆記錄。
“今天請大家來，不是為了戰報，也不是為了嘉獎令。”
他停頓一秒，右手伸進公文包。
“是為了澄清一件事。”
他的手慢慢抽出一封信。
全場目光聚焦在他手上。
信是黃的，邊緣捲曲，背麵印著模糊的日文數字。
他把它平鋪在桌上，麵向所有人。
“這封信，昨天深夜出現在我的辦公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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