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科舉考試每年春天在京師長安的尚書省舉行，簡稱“省試”。而各地鄉供舉人的“發解試”都在頭一年秋天舉行。此後，地方上的“秋試”（秋闈）和京師的“春試”（春闈）成為歷代科舉沿襲的定製。[75]
唐代科舉的應試者主要由兩部分人組成，即“生徒”和“鄉貢”。生徒即官辦學校的學生。鄉貢即各地人自學或在民間私塾學成，到縣、州應試，經地方考試合格，再到京師應試。鄉貢每年十月隨地方向京師進貢的糧稅特產一起解赴朝廷，稱為“發解”。州縣預試的第一名稱為“解元”。[3]
唐朝各種官辦學校包括國子學、太學、四門學等，此外還有專門性質的律學、算學、書學等。唐朝各地方也設有官立的府學、州學、縣學等。[74]
唐前期，掌管科舉由尚書省吏部負責。玄宗開元年間，改由禮部負責，此後歷朝相沿不變。禮部下設貢院，考試、閱卷、放榜等均在貢院舉行。主持科舉的官員稱為“知貢舉”，通常由禮部侍郎兼任。唐朝科舉放榜通常在二月。錄取者謂之及第，或登科、登第、擢第等等。第一名稱為狀元。[75]
放榜之後，新科進士們有各種名目繁多的喜慶宴席、打馬球接踵而來，如聞喜宴、櫻桃宴、曲江宴、月燈閣打球宴、關宴、雁塔提名……公私各方也樂於為這些慶宴慷慨解囊。[75]
月燈閣打球宴，新科進士們在月燈閣聚會打馬球，他們跨馬執杖，馳騁擊拂，風馳電逝，四麵看棚櫛比，觀者如山，“因之大呼笑，久麵方止”，“擊拂既罷，痛飲於佛閣之上。”可見唐朝文士的氣質風采，以及當時那種開明的社會習尚。[75]
委派官職由吏部負責，因此科舉及第者還要接收吏部銓試，俗稱“關試”。吏部銓試完畢，各科及第者就都隸屬吏部，候派官職。急於得官者，可再參加吏部的“博學宏詞”、“書判拔萃”兩種考試，簡稱“宏詞”、“拔萃”，合格者立即授官。柳宗元、白居易就是進士及第後，分別又應宏詞、拔萃及格而授官的。[75]
開明，唐朝科舉允許平民與窮人參加。
唐朝科舉不分世庶，向全社會開放，的確吸收了不少寒士進入政權。唐文宗時的宰相段文昌，王播都是寒門貧士，早年甚至吃不上飯，向人求食，他們都是通過進士及第入仕的。這些寒士顯達後多拉攏同類，如李遜、李建兄弟“家素清貧”，舉進士而得高官。元和十一年（816年）李建知貢舉，“三十三人皆取寒素”。[30]
改革
科舉放榜後為學子們舉行的慶祝的宴會，在唐代、五代、宋初稱為聞喜宴，從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983年）開始改為在瓊林苑舉辦，因此這場宴會又被稱為是“瓊林宴”。[34-37]
宋代科舉，在形式和內容上都進行了重大的改變。
宋代的科舉放寬了錄取和作用的範圍。宋代進士分為三等：一等稱進士及第；二等稱進士出身；三等賜同進士出身。
唐代科舉考試有兩級（即地方州縣的發解試和中央尚書省禮部的省試），宋初承襲其製。開寶六年（973年）以後，宋朝將天子親臨殿試變成為定製，州縣發解試第一名自唐以來即稱“解元”，中央省試第一名宋代改稱“省元”，殿試第一名方纔稱“狀元”。“連中三元”遂稱為科舉時代讀書人的最高願望。殿試時皇帝一般並不親自閱卷，事實上仍由各考官閱定等。考官所取定的名列前茅者，要送呈皇帝“禦覽”。皇帝控製科舉的最後一關——“殿試”後，新進士們即成為“天子門生”。[76]
宋代還要舉行皇帝宣佈登科進士名次的典禮。[38-39]
宋代科舉在考試內容上也作了較大的改變。宋朝加強了科舉考試中策論的地位和重要性。[77]熙寧四年（1071年）宋神宗與王安石正式推行科舉改革：科舉隻設進士一科，將原來的明經、學究等科（泛稱“諸科”）都撤消併入進士科；廢除詩賦、帖經墨義考試，改試經義、論、策；殿試僅試策一道。王安石改革科舉的重要目的是統一思想、學術。[77]
科舉考試前期重在詩賦論策，後期重在經學，王安石廢詩賦考經義，正是這一轉變的樞紐。元、明、清以程朱一家之說嚴酷統製知識分子思想，也由王安石用《三經新義》、《字說》等統製學校、科舉而開其先河。[77]明清科舉所重的“八股文”，正是直接從王安石製定的“經義“演化而來的。[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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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表匠閑聊歷史：司馬光、歐陽修、蘇軾等為何要反對王安石變法？
王安石的改革，遭到蘇軾、司馬光等人的反對。宋神宗死去，高太後”垂簾聽政“，司馬光當宰相，推翻了科舉改革，僅儲存了新法以經義取代墨義的部分。元佑四年（1089年），由於經義取士推行了十多年，許多士人已不長於詩賦，因此宋朝又將進士分為詩賦、經義兩科。元佑八年（1093年）高太後病死，宋哲宗親政，又恢復了王安石所定的科舉規製。[77]
宋朝大幅增加了科舉錄取名額，宋太宗在位二十二年，僅進士一科取人近萬名，平均每年達四百五十餘人。唐朝總共取進士總數才六千多人。宋仁宗對進士名額做了限製，規定每科不超過四百人。按三年一科算，平均每年仍達一百三十多人。宋朝平均每年取進士數是唐朝每年取進士數的十幾倍。[76]
宋代科舉是為有錢人家所包攬的。[43]呂蒙正、範仲淹、歐陽修等寒士在科舉及第者中是極少數，而且他們也並非貧苦農民出身。科舉所需的經濟開支，的確不是一般農家所能負擔的。[43]三蘇父子本是四川眉山縣的殷實人家，嘉佑元年（1056年）蘇洵攜兒子進京趕考，蘇軾兄弟雖金榜題名，然而家當也開銷的差不多了。次年蘇洵之妻病死眉山，父子三人奔喪回籍，家中已是一派“屋廬倒壞，籬落破漏，如逃亡人家”的慘景。[42]這還不包括十年寒窗不事生產的花費。小戶人家豈敢問津如此科舉？北宋科舉名額的擴大幾乎把全社會的讀書人都吸引了進去，科場競爭激烈，士人頭白身衰，出入科場，死而後已。而在唐代，科舉還不是士人的唯一出路，還不足以吸引整個知識階層。[43]
宋代科舉杜絕引薦，純以試卷定取捨，但考試內容的不合理卻因此更加突出，詩賦、經義並不是選拔人才的科學尺度。像王安石、蘇軾兄弟、範仲淹這樣兼長文學與政事的人才，實在是鳳毛麟角。唐代“通榜”辦法允許考官有較大的自主權，隻要考官正值，就能選出那些雖不長於文詞卻德才兼具的士人，唐代政績卓著的卿相大臣比宋代多。而宋代科舉一決於考卷，便使不長於文學的才能之士難於出頭，而單有文采卻不懂治國理民的人可能選在高第，例如黃庭堅、張九成等等。[43]
而彌封、謄錄這些法律隨著南宋政治腐敗而日益受到破壞。北宋統治者為了籠絡知識分子而全麵擴充科舉取士名額，由此形成後期封建社會的一大普遍弊端，即嚴重的冗官問題。由於宋代進士錄取額是唐代的十多倍，為了安插眾多科舉入仕者，宋朝大幅增加官僚數量，兩宋的官吏隊伍空前龐大臃腫，行政效率極低。宋代科舉取士之濫，造成官冗之弊，許多官員侯缺久，生活苦難，一旦到任，“侵漁求取“（侵奪索取別人的所有），“無所不為”（什麼壞事都做），剝削無所不至。[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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