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位不必多禮。”走到了這兩人麵前的四皇子也是分外的和善，他先是示意兩人不必多禮，然後便是詢問起了兩人對宴會的感覺如何，“這宴席可還吃的習慣？”
“回殿下的話，禮部與鴻臚寺準備的極為用心，我們沒什麼不習慣的。”林瑾玉此時也是打量著眼前的這位四皇子。
有一說一皇家的人樣貌都是不錯的，眼前的這位四皇子看起來也是謙遜有禮，隻是林瑾玉這麼多年見過的形形色色之人多了，此時的他一眼就看出了四皇子眼底的那些不甘。
“習慣就好。”四皇子一點都沒有注意到林瑾玉眼神中的那點打量，此時的他依舊是掛著滿臉的笑容，“隻是我聽聞狀元郎與榜眼都不是京都人，有些擔心兩位在京城中生活不習慣，所以纔多問了這麼一句。”
“多謝殿下關心。”林瑾玉將自己心中的那些想法按了下來，之後對四皇子也是笑得分外客氣，“朝中的諸位大人操辦的十分用心，沒有什麼不習慣的。”
“既然沒什麼問題那我也就能放心了。”四皇子在說完這話後就像是真的放心了一樣的點了點頭，然後他又是看向了陶樂，“聽聞陶大人是肅州人士？”
“是。”陶樂聞言也是規規矩矩的回答了四皇子的問題，“肅州銀城人。”
聽到這個地名的林瑾玉卻是莫名看了一眼陶樂，隻不過他的這一眼很快，在加上四皇子的注意力這會都放在陶樂的身上，所以一時間倒也沒有注意到林瑾玉的這一眼。
“銀城？”四皇子一時間也沒能想起肅州還有這麼個地方，不過此時的他也清楚陶樂不會在這件事上糊弄他。
進士們的籍貫都在禮部有記檔，隻要四皇子願意去禮部一查就知道，所以陶樂在這件事上也沒什麼好糊弄的。
“一個小地方，殿下應該是沒有聽說過。”陶樂一看四皇子的反應就知道他並不知道銀城是什麼地方，此時的他倒是給了四皇子一個台階下。
“原來如此。”四皇子在這個時候也是露出了一副瞭然的樣子來，“是我孤陋寡聞了。”
“本就是小地方，殿下沒有聽過也是可以理解。”陶樂說這話的時候也是滿臉的笑容，隻是他說話的語氣卻是讓林瑾玉又看了他一眼。
“雖是小地方卻出了陶榜眼這般的人物，想來定然也是個十分不錯的地方。”四皇子順著陶樂的話往下說了一句，等到說完後四皇子突然覺得銀城這個地名他貌似在哪裏聽過一般，隻是一時間他還真的有些想不起來。
“殿下謬讚了。”陶樂說完這話後倒是給了林瑾玉一個眼神，這位四皇子一直就是這種沒話找話的樣子嗎？
注意到這個眼神的林瑾玉也是回了一眼，他也是第一次見這位四皇子好不好，之前都是暗中交手沒有見過麵。
兩人就這麼在四皇子的眼皮子底下交換了眼神，就像是一點也不在意四皇子的反應一般，而注意到了這點的四皇子卻隻當是什麼都沒有看見一般。
“我瞧著那邊的景色不錯。”四皇子在這時候卻像是終於選定了要先和誰說話一般，“林狀元可願意和我去那邊走走？”
知道四皇子這是已經有了選擇，此時的陶樂又是給了林瑾玉一個眼神，那眼神中滿滿都是林瑾玉要不要幫忙的意思。
看到這一幕的林瑾玉輕輕搖了一下頭表示不用，然後他看向四皇子笑著應了下來：“好啊。”
科舉製度是中國古代通過考試選拔官吏的製度。[92]
科舉從開創（首創時間有漢朝、隋朝、唐朝多種說法，主流觀點是隋開創，唐繼承並完善[92-93]）至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舉行最後一科進士考試為止（世界上最後一屆科舉考試結束於1919年的越南阮朝）[1]，前後經歷一千二百餘年。[2]科舉製度的主要考試都是定期的舉行的。唐朝科舉與宋初科舉每年舉行一次，宋太宗時期改為每一年或二年舉行一次科舉考試，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改為每三年舉行一次科舉考試。[3-5]
科舉考試通常分為地方上的鄉試、中央的省試與殿試。鄉試第一名為“解元”，中央省試為“省元”，殿試第一名為“狀元”。[6-7]
唐朝科舉考試有秀才、明經、俊士、進士、明法（法律）、明字、明算（數學）等多種科目，考試內容有時務策、帖經、雜文等。[6][8]宋朝科舉考試有進士、明經科目，考試內容有帖經、墨義和詩賦，王安石任參知政事後，取消詩賦、帖經、墨義，專以經義、論、策取士。明清科舉改為考八股文。[9-10]
科舉製被認為是封建時代所能採取的最公平的人才選拔形式[87]，它使出身社會中下層的讀書人通過相對公平的考試參與政權，擴大了統治基礎，提高了官員的文化素質，加強了中央集權。[93]但在宋代以後，科舉的消極性也愈發凸顯。[11]此外，與中國交流密切的古代日本、朝鮮、越南等國家也深受科舉製影響。
周代以“鄉舉裡選”的方式，即由“鄉老”（族長）等選拔本鄉土的賢士，經過地方長官的層層上貢，直達中央。上貢到王的賢士，由王親自考試，內容是射箭。在周代以前的社會中，隻有統治集團家族的成員纔有可能接受教育而成為知識分子，國家機構的各個組成部分，實際上主要由統治集團內部成員所世襲領有，具體表現就是周代的“世卿世祿”製度。在這種製度下，即使有某種舉薦選拔，也基本上不超出宗法家族的範圍。舉薦選拔超越世襲血緣關係的羅網而登上高位的隻能是極其偶然的例外。到春秋時期，“禮崩樂壞”，世卿世祿製被嚴重破壞，一些原來不是貴族的下層人士得到破格任用，通過舉薦、考覈而選拔登進人才的情況越來越多。由舉薦考覈而任用（以及按勞績提升）的官僚製度逐漸產生。而當時社會經濟的發展、文化教育麵的擴大更加速了這一過程。[12]
到了漢朝，提拔民間人才採用的是察舉製與徵辟製。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7年）劉邦下詔命令各級臣下舉薦賢才，形成後世鄉貢的最初形態。漢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十五年（公元前165年）又兩次下詔命令各級官員舉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並對被舉薦者採用策問的方式進行考試。[13-14]漢武帝根據董仲舒的建議，詔令各郡國舉孝子、廉吏各一人，後來兩科逐漸合併為一科，稱為“孝廉”。此外“秀才”也是科舉的重要科目之一。孝廉重在德行，秀才重在才能。東漢時為了避諱劉秀而改成“茂才”。唐宋時泛稱一般讀書應舉者為秀才，明清特指通過初級“縣試”入學的學生為秀才。漢代各科科舉都要通過朝廷考試。但是漢代察舉考試與後代科舉考試的重要區別在於：考試在察舉中並不重要，舉薦是決定性的。察舉以舉薦為主，考試為輔，考試基本不存在黜落，“當時未有黜落法，對策者皆被選”[15]。舉薦權掌握在皇帝以下的各級官僚權貴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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