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明瑤有一輛女式摩托車。紅色的，嘉陵牌，1998年買的。三年的時間，車身上劃了好幾道，左邊後視鏡斷過一次，用膠布粘著的，排氣管一到冷天就冒黑煙。可它還能跑。每天早上七點十分，明瑤從錦園後門推出來，跨上去，用腳踩啟動杆——“突突突“三下，發動機喘著粗氣醒了——然後一擰油門，衝出巷子。
七點二十五分，她經過江城棉紡廠的大門口。棉紡廠已經停產兩年了，鐵門鎖著，門上貼著一張褪了色的通知：“根據市政府關於國有企業改製工作的部署……“通知被風吹爛了，隻剩半張還粘在鐵門上，像一個冇有人揭的傷疤。
七點三十分，她經過建設路的肯德基。剛開門，裡麵冇什麼人。她在路邊停下來，買兩個蛋撻，一杯咖啡。蛋撻用紙袋裝著，咖啡捧在手裡，騎車的時候用嘴叼著杯蓋喝一口，燙得齜牙，但日子就是這樣開始的——燙一下，牙就不冷了。
七點五十分，她到了溫氏絲綢集團。
集團在城北的工業路上，一棟四層的樓房，外麵掛了一塊招牌——“溫氏絲綢集團有限公司“。招牌是1995年做的，鋁合金的，風吹日曬之後，“集團“兩個字已經掉漆了，遠看像是“溫氏絲綢有限———“，後麵的字看不清。
明瑤把摩托停在樓後麵的車棚裡，拔了鑰匙，拍了一下車座——這個動作她已經做了三年了，像是跟這輛摩托車打招呼。然後她拎著包走進樓裡，經過門衛老周，點了下頭，老周也點了下頭。
什麼都冇說。
但都說了。
這是她和這座城市、這棟樓、這份工作之間最日常的默契——不需要語言。就像她跟景安之間的默契：不說話的時候最多，開口的時候最少。他們住在同一間屋子裡，睡在同一張床上，每天早上起來誰也不看誰，誰也不先開口。景安穿衣服，她疊被子。景安出門，她熱牛奶。兩個人在走廊裡迎麵碰上，就像兩條平行線，各走各的，偶爾交叉一個眼神，然後繼續平行。
有時候她覺得自己的婚姻就像錦園裡那棵桂花樹——它在那裡，你繞不開，你也砍不掉。它活著的時候你不覺得它好，它要是死了你纔會覺得少了一塊。可是它活著的時候，你真的不覺得它好。
二
明瑤的辦公室在二樓。
說是辦公室，其實就是原來的檔案室改的，十幾個平方，一張桌子、一把椅子、一個鐵皮櫃子、一台
windows98的電腦。電腦是1999年配的，開機要兩分鐘，執行Excel的時候風扇嗡嗡響，像一隻快斷氣的蒼蠅。
她開啟電腦，趁開機的兩分鐘翻了一下桌上的報表。
上個月的出貨量又降了。絲綢成品這一塊，去年同期能出八百匹，今年隻出了三百匹。廠裡的織機停了一半，剩下的那一半也時不時要修。老師傅們一個個走了——有的退休了，有的跳槽去了浙江的私人絲綢廠，有的拿著買斷工齡的錢去南方打工了。留下的都是五十歲以上的老師傅，手藝還在，但精力不夠了，一天隻能乾半天活，下午就坐在車間門口抽菸、打瞌睡、聊以前的光景。
明瑤聽他們聊天。她不是為了套話，是為了給自己找一點堅持下去的理由。
“九十年代初那會兒，咱們廠的緙絲是最好的，全省都來訂貨。“說話的是老周師傅，五十多歲了，在溫氏乾了三十年，織機上的功夫是廠裡最好的。他說話的時候眼睛亮亮的，像在講一個他親身經曆過的傳說。
“那時候一個月能拿四百多塊錢，廠裡還給分房子。“旁邊的李姐接話，“哎呀那個年代啊……“
“現在呢？現在你看看。“老周師傅朝車間裡努了努嘴，“二十台織機，能動的不到十台。訂單呢？冇有訂單。客戶呢？都被浙江那邊搶走了。“
“也不能說搶——人家那邊確實做得好。“
“好什麼好！他們用機器織的！機器織的也叫絲綢？那叫化纖！“
老周師傅越說越激動，拍了一下大腿。明瑤坐在旁邊，冇有說話。她知道老周師傅說的是對的——機器織的跟手工織的確實不一樣，手感、光澤、垂墜感，完全不同。可是市場不在乎這些。市場隻在乎價格。手工緙絲一匹賣兩千塊，機器織的一匹賣兩百塊——差十倍。買的人不是傻子。
她有時候覺得自己在經營的不是一家絲綢廠，而是一台織布機——這台機器太老了，老到連修它的零件都找不到了。可是你不能停。你停了，這台機器就徹底報廢了。你隻能繼續轉，繼續轉，哪怕轉出來的布越來越粗、越來越短、越來越不值錢。
你就像一隻蠶，困在一台快要報廢的織機裡，吐著越來越少、越來越細的絲。
可是絲不能斷。斷了就什麼都冇有了。
三
中午十二點，明瑤去廠食堂吃飯。
食堂在廠房的一樓，原來是個車間，後來改成了食堂，牆上的標語還是“質量就是生命“——是八十年代刷的，紅色的漆大半已經脫落了，“生命“兩個字隻剩下幾個偏旁，像兩根斷了的骨頭。
明瑤端著不鏽鋼飯盤打了兩個菜——一個炒白菜、一個紅燒豆腐——找了個角落坐下。
她吃飯很快。十年前她還在家的時候，媽媽就說她吃飯像打仗。明瑤覺得媽媽說得不對——她不是像打仗，她是冇有那個心情慢慢吃。慢慢吃意味著你在享受這頓飯，享受這頓飯意味著你覺得生活還不錯，覺得生活還不錯意味著你還抱有某種期望。
而明瑤不抱期望。
不是悲觀。是一種更複雜的東西——她知道事情不會變好，但她也不覺得這有什麼值得悲傷的。就像天要下雨，你知道要下雨，你帶了傘，那就這樣了。你不會因為要下雨而高興，也不會因為要下雨而哭泣。你隻是帶了一把傘。
“明瑤，“一個聲音從背後傳來。
她轉過頭。是劉姐，廠裡的出納，四十多歲，燙著一頭捲髮，嘴皮子比誰都利索。劉姐端著飯盤坐到她對麵，壓低聲音說：“你聽說了嗎？“
“什麼？“
“老大昨天在酒桌上跟人說了，城南那塊地要賣。深圳那邊的開發商已經出了意向了。“
明瑤的筷子停了一下。
“多少？“
“冇說具體數，但老大的原話是比我們乾十年絲綢都賺得多。“
明瑤冇有說話。她低頭夾了一塊豆腐，豆腐很燙，她吹了兩下，放進嘴裡。
劉姐湊過來：“你說這地賣了，咱們廠怎麼辦？“
“不賣廠。賣地。“
“地賣了，廠房呢？廠子還能撐多久？“
明瑤冇有回答這個問題。她知道答案——撐不了多久。絲綢廠之所以還能運轉，靠的就是城南那塊地的預期價值。銀行貸款用那塊地做了抵押，供應商的賬期也是看在那塊地的麵子上。一旦地賣了、錢分了，絲綢廠就隻剩一個空殼——一個冇有地、冇有錢、冇有訂單、冇有人的空殼。
可是她不能跟劉姐說這些。
她把豆腐嚥下去，說：“彆傳了。大哥說什麼的還不知道呢。“
劉姐撇了撇嘴：“他說的還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是瞎說的？“
明瑤站起來，端著飯盤走了。
她把飯盤放在回收視窗，走出食堂，站在廠房外麵的空地上。太陽很大，秋天的太陽，曬在臉上暖洋洋的。遠處傳來織機的聲音——“哢嚓哢嚓哢嚓“——像一台老舊的鐘表在走秒。
她在想：如果那塊地真的賣了，她怎麼辦？
回孃家？回不去了。爸爸1999年中風，半邊身子不聽使喚，媽媽在家照顧他，弟弟在深圳打工一年到頭不回來幾次。她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這是她媽說的。雖然她媽說的是氣話，但氣話有時候比真話還準。
離婚？嫁給誰呢？不嫁給景安，嫁給誰？一個二十七歲的女人，離了婚，冇有孩子，冇有存款，在江城這個巴掌大的地方，能去哪裡？
留在這裡。留在溫家。留在絲綢廠。留在錦園。
好像也冇有彆的地方可去。
可留下來的代價是什麼？看著那塊地被賣掉，看著絲綢廠關門，看著錦園拆掉，看著自己嫁進來的那個家一點一點散掉，像一把沙子從指間漏走——你攥不住，你也捨不得鬆手，你就那麼看著，沙子越漏越少，越漏越少。
明瑤忽然覺得嘴裡有一股苦味。
她回頭看了看食堂的方向。劉姐的影子從窗戶裡晃過去，大概是跟彆人在說什麼。
訊息傳得真快。
比織機還快。
四
下午三點，明瑤接到一個電話。
是城南街道辦的張主任。電話裡張主任的聲音很客氣——那種官場上的客氣，每一個字都帶著“我有事找你“的意思。
“顧主任啊，你們溫氏集團的改製方案報上來了，我們這邊正在稽覈。那個城南地塊的規劃圖呢？方便的話發一份過來。“
明瑤說：“好，我下午給您送過去。“
掛了電話，她坐在椅子上發了一會兒呆。
改製方案。這幾個字她已經聽了兩年了。1999年，市裡推動國企改製，溫氏絲綢作為“集體所有製企業“（雖然實際上就是溫家的），被列入改製名單。兩年來開了無數次的會、寫了無數次的報告、報了無數次的審批，方案改了一版又一版，改到最後誰都記不清第一版寫的是什麼了。
明瑤自己寫的方案就有四版。每一版她都仔仔細細地覈算過資料——資產、負債、人員、裝置、存貨——每一個數字都要準確，因為每一個數字後麵都是錢，每一筆錢後麵都是人。
她不是心疼錢。她是心疼那些人。
老周師傅。李姐。還有車間裡的十幾個老師傅。他們在這個廠裡乾了一輩子，從二十歲乾到五十歲，手指甲縫裡全是絲線磨出來的繭子。他們不會彆的，隻會織絲綢。可是絲綢的市場在萎縮，手工緙絲正在變成一種奢侈品——不是那種人人都買得起的奢侈品，而是“博物館裡的活化石“那種奢侈品。
明瑤有時候覺得溫氏絲綢就像一個活著的化石。它還活著，還有呼吸，還能吐出絲來。可是它活的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就像錦園——錦園還立在那裡，可是外麵的世界已經變成了肯德基和商品房，誰還會在乎一座民國年間的舊宅子呢？
可是她不能這樣想。
她要是也這樣想了，那這個廠就真的完了。
五
傍晚五點半，明瑤騎摩托回錦園。
秋天的傍晚，天黑得比夏天早。五點半的時候太陽已經落到樓房後麵了，路上橘黃色的路燈一盞一盞亮起來。明瑤騎車經過建設路，經過肯德基，經過棉紡廠的大門口——棉紡廠的鐵門上那張褪色的通知已經被風徹底吹走了，鐵皮上隻剩一圈膠紙的痕跡。
她把摩托停在錦園後門，拔了鑰匙，拍了車座。然後她冇有立刻進去，而是站在後門口，看著巷子。
巷子很窄，兩邊是高牆——左邊是錦園的圍牆，右邊是隔壁小區的圍牆。地上鋪著青石板，石板之間的縫隙裡長著草。巷子的儘頭連著一條大路，大路上有路燈，有車，有行人。
明瑤站在巷口，看著遠處大路上的燈火，忽然覺得——那條大路離自己很遠。
不是物理距離上的遠。是她覺得自己走不過去。
就像站在一個繭的裡麵，你能看到繭殼外麵的光，可是你鑽不出去。不是繭太厚，是你不知道該從哪裡咬。
她深吸一口氣，走進了錦園。
天井裡黑了。桂花樹的輪廓在暮色裡模模糊糊的，像一團濃墨。正廳裡亮著燈——是陳姐在給老太太的靈位上香。明天就是頭七了，要辦一場小型的追思會，陳姐在準備東西。
明瑤冇有去正廳。她沿著走廊走到自己的房間，推門進去。
房間不大，一張雙人床、一個衣櫃、一張書桌、一把椅子。書桌上放著一台小收音機，是她結婚那年買的，隻能收三個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省電台、江城電台。她每天晚上聽江城電台的夜間節目，主持人用低沉的聲音讀聽眾來信，讀著讀著就放一首歌——通常是鄧麗君的，或者蔡琴的。
她開啟收音機，調到江城電台。主持人正在讀一封來信。
“……這位聽眾說，她嫁給了一個不愛說話的男人，兩個人在一起五年了，從來冇有吵過架，也從來冇有說過我愛你三個字。她不知道這算不算幸福……“
明瑤把收音機關了。
她不想聽。不是因為那段話戳到了她。是因為那段話太準確了。準確到她覺得有人在偷看她的生活。
她坐在書桌前，開啟鐵皮櫃子，拿出一個檔案夾。檔案夾裡是她私底下整理的東西——不是公司的賬，是她自己的賬。從1997年結婚到現在，每一筆她為溫家花的錢、為絲綢廠墊的錢、為景安還賭債的錢，都記在上麵。
四年來，她一共為溫家支出了十一萬三千四百塊。
這個數字她記得很清楚。不是因為她小氣，是因為她需要記住。記住自己付出了多少，才知道什麼時候該停下來。
什麼時候呢？
她不知道。也許永遠不會停下來。也許有一天她翻開這個本子，看到上麵密密麻麻的數字，忽然覺得——這些都是絲。一根一根的絲，從自己身上抽出來，織進了一塊她永遠穿不上的綢緞裡。
明瑤關上檔案夾，放回櫃子。
這時候門響了。是景安回來了。
他推門進來，身上帶著一股煙味和酒味。不是喝醉了——他還冇到喝醉的程度，隻是喝了一點，走路不太穩，眼神有點渙散。他看了明瑤一眼，“嗯“了一聲，然後走到床邊，脫了外套，往床上一扔，躺在床上。
“吃飯了嗎？“明瑤問。
“吃了。在外麵吃的。“
“哦。“
兩個人之間隔著三米的距離。三米之內有書桌、椅子、櫃子、收音機，還有四年來積累的沉默。這沉默不是空的——裡麵裝著很多東西，隻是冇有人把它倒出來。
景安翻了個身，背對著她。
明瑤坐在書桌前，冇有開燈。房間裡隻有走廊透進來的光，模模糊糊的，什麼都看不清。
她忽然想起今天下午劉姐說的話——“大哥什麼時候是瞎說的？“
景安的大哥。溫景年。
那個穿著黑色西裝、打領帶、皮鞋鋥亮、站在老太太靈前鞠躬的男人。那個在葬禮當天就和助理談賣地的人。那個手在發抖——不是悲痛，是牌癮的人。
明瑤嫁進溫家四年了。四年來她看清楚了一些事情——溫家的三兄弟，表麵上是親兄弟，實際上是三條各懷心思的繩。老大有野心，老三有主意，老二——她的丈夫——什麼都冇有。景安是溫家最冇有存在感的那一個。他不做決定、不承擔責任、不表達意見。他打牌、喝酒、偶爾發脾氣，除此之外就是沉默。
他是溫家那根最細的絲。不是主角，不是配角，是背景裡一根看不清顏色的線——你以為它不存在，可是抽掉它，整塊布就散了。
可冇有人會去抽一根看不見的絲線。
明瑤站起來，走到窗前。
窗外是錦園的天井。月光從雲層的縫隙裡漏下來，照在桂花樹上，樹影落在青石板上，像一幅黑白的水墨畫。繡房的燈是黑的——老太太走了之後，繡房就再也冇有亮過。
她看了繡房很久。
然後她轉過身，走到床邊，替景安蓋了被子。被子是老太太去年冬天給的——蠶絲被，很輕，但很暖。老太太說“明瑤你體寒，用蠶絲被好“。
蠶絲。
又是蠶絲。
這個家裡的一切都跟蠶絲有關——床上的被子、門簾上的牡丹、屏風上的喜鵲、枕套上的並蒂蓮、老太太手裡最後攥著的繡花繃子。連她自己，也被織進了這張絲網裡——她嫁進來，帶來嫁妝和青春，像一根新鮮的絲線被接進了舊布上。舊布上的紋路她看不懂，可她得按照紋路走。往左還是往右，不是她說了算。
明瑤關了燈。
黑暗中，她聽到隔壁院子傳來鐘蕊的聲音——她在跟誰打電話，聲音很低，聽不清說什麼，偶爾笑兩聲。
笑得好聽。
那種笑裡冇有苦味、冇有算計、冇有小心翼翼。像一根剛抽出來的新絲——乾淨、光滑、冇有被染過顏色。
明瑤閉上了眼睛。
錦園的夜很安靜。
安靜得像一隻空了的蠶繭——所有的絲都抽完了，繭殼薄得透光，月光穿過它，在天井的地麵上投下一個淡淡的影子。
影子很輕。
輕到風一吹就散了。
可是今晚冇有風。
繭殼就那麼靜靜地待在那裡，月光照著它，它照著地麵，地麵照著黑暗中翻了一個身的顧明瑤。
她冇有睡著。
她隻是閉著眼睛，聽著錦園的沉默，聽著這沉默裡每一根看不見的絲線在輕輕顫動。
（第三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