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中書省和禮部官員簡單交代了幾句，朱標就讓他們退下了，他走到到偏殿的書案之前，坐下批閱奏摺。就工作量而言，成為皇帝之後，相比於監國之時，並沒有增加多少。軍政方麵，朱標不怎麼在意，有徐達等人在，無需操心。內政方麵，在丞相製度下，皇帝也完全可以偷懶，無為而治。
隻不過太祖朱元璋底層出身，權力欲又強，對於朝廷政務方麵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對當官的不太放心，所以立國之初，事無巨細，麵麵操心，恨不得每天再多十二個時辰。
先前監國曆練過一些時日，初登大寶的朱標，麵對朝政不至於手忙腳亂，基本上都能應付。這些日子，他更多的是在想如何利用六百多年積累的歷史經驗，進一步鞏固和發展明代社會。
華夏大地，中原王朝，農業是統治的根本，國家財富的重要來源，政策的改革無疑首先要著眼於農民，著眼於土地。而更深層次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在大得時代背景之下，朱標也無力改變，隻能是修補，減少束縛，推動發展。
農業改革，無非兩個途徑，一是土地性質，而是稅收辦法。土地性質，簡單來說就是土地的所有權，無非公私兩種。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若是將王看成一個人，那天下之田都是私有，若是看成國家的代表，則是公有。
耳熟能詳的井田製，便是先秦時期的一種公有土地製度，國家將王土授予農民進行耕種。土地按照井字形劃分，每格一百畝，授予八戶農家。邊上的八塊分別作為每戶的私田，自耕自收，中間的一塊為公田，八戶共同經營，收成上繳國家，這種配田方式被稱為助法。
這種助法製度，公私兼顧，藉助民眾耕作公田以為稅收，但這種製度最大的缺點就是死板，無法有效休耕。在沒有其他輔助的條件下，要想保證土地的肥力，必須輪作。按照輪作時間，將田分為上中下三等，上田無需輪作，每年都可以耕種，中田需要休耕一年，下田需要休耕兩年。
在助法製度下，一旦需要休耕，就意味著井田裏的農戶要遷移到別的井田去耕種，而這樣的井田未必就會在隔壁，可能相隔很遠，農戶每年搬來搬去，實在麻煩得很。
正因為存在這樣的不便，在西周時期開始出現徹法。徹法也是將王土授予農戶耕種，但不再是以八戶為單位，而是以每戶為單位。同時在授予田地時，考慮到田地等級，需要休耕的就多授，保證農戶每年都有地可種。既然沒有公田的收成上繳國家，那麼國家就要求每戶按比例上繳各自的收成，一般為十繳一。
這種徹法製度，相比助法製度更加靈活，即便需要休耕，農戶也不需要搬遷，就近耕種即可。在徹法的實施過程中，一家農戶隻要自己不搬遷，很可能隻需要授田一次，便可一直耕種，那麼授予的田地就近乎私產。被授田的戶主死了，他的兒子申請重新授田，隻要他不遷移到別的地方，那麼大概率還是會將他父親的那塊地分配給他，這樣就近乎繼承。在這樣近似私有的土地製度，久而久之就出現了私自授予，譬如父親亡故，兒子自行接替耕種，或者說兩戶互換土地，甚至買賣土地。
此外，國家對於賦稅的徵收，是根據產出按比例徵收，至於這塊地被授予了誰，並不關心，隻要按時繳納即可。如此這般，徹法製度就逐漸演變成一種更為靈活的田賦徵收製度，土地則近乎於私有財產。在助法製度下，國家的收入受限於公田的產量，在徹法製度下，國家的收入則受限於徵收的比例。
在產量不變的情況下，助法製度的收入是固定的，徹法製度則可以通過增大徵收比例而提高收入。這樣的話，國家可以根據不同的情況調整徵收比例，達到聚斂財富或者與民休養的目的。
譬如漢初，經歷過秦末戰亂，百姓需要休養生息，繳稅比例很低，為三十稅一。到了東漢末年、三國時期，田賦的徵收由原來的按比例，改為按照田畝數，每畝定額徵收，這樣稅收多少與產量無關。
這種公有土地私有化的現象到了戰國時期已經非常普遍，隻不過都是暗箱操作，上不得檯麵，因為這種私有化，在某種程度上是對周天子王權的一種踐踏和破壞。直到秦孝公啟用商鞅進行變法，以立法的形式確認了這種土地私有化的合法性，土地買賣得以正大光明地進行。
從此之後，土地私有製度成為中國封建時代最重要的土地製度，可以這麼說，即便是貴為天下之主的一國之君，想要合理合法地佔有一戶小民的私有土地，也必須採取等價交換的方式。
土地私有製度，確認了農戶對土地的所有權，一定程度提高了勞動積極性，公開買賣則勢必加速了土地流轉。
土地作為重要的生產資料，是財富的象徵，一旦可以公開買賣，那勢必會逐漸集中到有權有勢的人手裏，即為土地兼併，其後果就是富家之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
針對私有化帶來的分配不均的問題，歷朝有人提出限田之策，其目的就是防止土地大規模兼併。但是這個限額的多少，難以把握。定得太高，則形同虛設，定得太低，則阻力太大，難以施行。
到西漢末年，王莽篡位，進行全方位的改革，其中一項表示恢復土地國有，施行授田製度，意圖實現土地平均分配。
可是，朝廷手中也沒有足夠多的土地以供分配，他採取的辦法是強製沒收私有田地，這招來了無數反對之聲，導致民不聊生。況且，王莽得位不正，失了民心，眼見局勢難以控製，王莽不得不下令停止土地國有化，繼續承認私有。
有王莽的教訓在前，後來者在土地改革上都謹小慎微，絕不採取激進的策略。在秦之後的近兩千年的時間裏，確有那麼一段時間，土地私有製不佔據主要地位，大多數土地是歸國家所有，這段時間從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公元485年）到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大約三百年。
這段時間裏，土地製度施行的是均田製，即按照勞動力分配田地，使得耕地與人口合理配置，以期力業相稱。這一土地製度與王莽的改革的理念基本一致，卻能實行近三百年之久，是由其所處的歷史環境決定的，這種製度的消亡，同樣是歷史環境推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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