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2日，清晨，欒城市。
秋雨過後，天空並未放晴，反而堆積著鉛灰色的厚重雲層，壓得人有些喘不過氣。
欒城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張永春站在辦公室窗前，手裏端著一杯早已涼透的濃茶，望著樓下院子裏匆匆來往的車輛和人員，眉頭緊鎖，幾乎擰成了一個“川”字。他眼窩深陷，佈滿了血絲，顯然又是一夜未眠。
辦公桌上，攤開放著兩份檔案。
一份是省委、省政府聯合下發的《關於穩妥處置大昌礦業相關風險維護社會穩定的緊急通知》，措辭嚴厲，要求欒城市委市政府切實擔負起屬地責任，“千方百計確保大昌礦業員工隊伍基本穩定，嚴防發生大規模群體**件和極端個人事件”。
另一份，是昨晚欒城市市委常委會緊急會議紀要，其中明確：“成立大昌礦業風險處置與維穩工作領導小組，由市委書記、市長任雙組長，常務副市長張永春同誌任常務副組長兼派駐大昌礦業維穩工作組組長，即日起進駐大昌礦業，全權負責一線維穩處置工作。”
“全權負責”四個字，此刻在張永春看來，重如千鈞。這意味著一線所有的壓力、矛盾、風險，乃至可能出現的失控局麵，第一責任人都將是他張永春。而他要麵對的，是一個怎樣爛透了的攤子？
大昌礦業，這個曾經欒城市的驕傲、東山的明星民營企業、納稅大戶，如今已然是一座內部被蛀空、外表即將傾覆的危樓。
實控人吉正豪涉嫌故意殺人、重大責任事故、非法拘禁等多重刑事犯罪，已被逮捕；其背後的“保護傘”、前任市委書記、已退休的省委副書記齊發珂也被中央紀委帶走調查；公司股價連續三天一字跌停後，於今日起無限期停牌，市值蒸發過百億，持有其股票的股民哀鴻遍野；更關鍵的是，與吉正豪和大昌礦業有牽連的市縣兩級官員，正被陸續帶走協助調查，人心惶惶。
而所有這些風暴的中心，大昌礦業集團總部及其旗下遍佈欒城乃至周邊區縣的十幾個礦廠、加工廠、運輸公司，還雇傭著超過一萬名員工。
這一萬多人背後，就是一萬多個家庭，數萬人的生計。他們當中，有在井下工作了幾十年的老礦工，有剛進廠沒幾年的年輕人，有依靠大昌礦業產業鏈生存的貨車司機、食堂承包商、小賣部店主……如今，公司高層幾乎被一鍋端，管理層癱瘓，業務陷入半停滯，更重要的是——公司賬上，沒錢了。
昨晚的常委會上，市國資委和金融辦的彙報，讓所有常委心頭蒙上陰影：根據初步覈查和銀行反饋，大昌礦業集團及其主要子公司的基本賬戶、主要結算賬戶，都已被法院或公安機關依法凍結，原因是涉及吉正豪係列刑事案件以及可能存在的經濟犯罪。
部分未被直接凍結的賬戶，資金也早已被轉移或消耗殆盡。集團總部的財務總監、出納等關鍵人員也被帶走調查，財務係統一片混亂。簡單說，大昌礦業，這個龐然大物，現金流已經枯竭。
而10月15日，也就是三天後，就是每月固定發放上月工資的日子。按照大昌礦業以往的標準，每月需要支付的工資、社保、公積金等，總額超過五千萬元。五千萬元！現在賬上“屁毛不剩”（這是昨晚國資委主任彙報時的原話），拿什麼發？
工資發不出，這一萬多工人及其家庭立刻就會陷入困境。房貸、車貸、孩子的學費、老人的藥費、日常的開銷……這些都是迫在眉睫的現實壓力。
憤怒、焦慮、絕望的情緒，會像野火一樣在工人中蔓延。一旦有人煽動，或者僅僅是情緒失控，就可能演變成堵路、圍堵政府、甚至更激烈的群體**件。
在當下這個敏感節點，大昌礦業的問題已經不僅僅是經濟問題、法律問題，更是關係到欒城乃至東山社會穩定的重大政治問題。
“張市長，工作組的人員已經到齊，在二號會議室。車輛也安排好了，隨時可以出發去大昌總部。”秘書輕輕推開門，低聲彙報。
張永春深吸一口氣，將涼茶一飲而盡，苦澀的滋味從舌尖蔓延到心頭。他轉身，拿起搭在椅背上的外套，沉聲道：“走。”
二號會議室裡，氣氛凝重。由市政府辦、市國資委、市人社局、市公安局、市信訪局、市司法局、市總工會、市銀保監分局、欒城區政府等單位抽調精幹力量組成的二十多人維穩工作組已經到位。
每個人臉上都寫滿了嚴肅和忐忑。誰都知道，這不是一次普通的出差或調研，而是一次“火線救火”，甚至可能是“火山口上跳舞”。
張永春走進會議室，沒有寒暄，直接走到主位坐下，目光掃過眾人。這裏麵有他熟悉的部下，也有其他部門配合的同誌。
“同誌們，情況緊急，客套話就不說了。”張永春開門見山，聲音有些沙啞，但語氣堅定，“我們這次去，任務就一個：穩！穩定員工情緒，穩定企業基本盤，防止發生影響社會穩定的事件。這是死命令，也是我們當前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
他頓了頓，繼續道：“我們現在麵對的局麵，非常嚴峻。大昌礦業的問題，是係統性的、塌方式的。刑事調查、經濟問題、債務危機、信譽破產……但這些，是上級機關、是專案組、是司法機關、是金融監管部門要去處理和追責的。
我們的任務，是守住底線，看住人。這一萬多名工人，絕大多數是普通勞動者，是靠工資養家餬口的。他們不瞭解高層的罪惡，他們隻關心下個月的房貸能不能還，孩子的學費有沒有著落，家裏的米缸還能不能續上。”
“所以，我們工作組進去，第一，要摸清底數。到底還有多少工人在崗？情緒狀態如何？各個分廠、礦區的情況有什麼區別？核心的工人代表、班組長是誰？哪些是可能的不穩定因素？
第二，要暢通渠道。設立臨時的員工接待點，公開我們的聯絡方式，讓工人有地方說話，有渠道反映訴求，不能讓他們覺得投訴無門，走極端。
第三，要解決最急迫的生存問題。工資！這是眼下最大的火藥桶。我們必須儘快拿出一個方案，哪怕不能足額發放，也要讓工人看到希望，看到政府沒有不管他們！”
提到工資，會議室裡所有人都感到頭皮發麻。
市人社局的副局長苦笑：“張市長，我們也想發工資，可錢從哪裏來？大昌的賬戶全凍了，資產也基本被查封，剩下的邊角料，也輪不到我們。財政墊付？五千多萬不是小數目，而且這口子一開，後麵怎麼辦？其他出問題的企業要不要管？財政也吃不消啊。更何況，這錢墊出去，能不能收回來？這可是個無底洞。”
“是啊，”國資委的主任介麵，“而且大昌礦業本身債務累累，欠供應商的貨款、銀行的貸款、工程款，是個天文數字。就算有點資產，也是杯水車薪，還有優先受償順序的問題。工人的工資雖然法律上有一定優先權，但在這種複雜破產局麵下，執行起來也很難。”
“難，就不做了嗎？”張永春提高了聲音，目光銳利地看向發言的幾人，“工人拿不到工資，會聽你講法律順序？會體諒財政困難？他們隻會看到，工廠停了，老闆跑了，沒人管他們了！到時候，出了事，誰負責？你？還是我？”
會議室一片寂靜。大家都知道張永春說的是事實，是懸在所有人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錢的問題，我來想辦法協調。”張永春放緩了語氣，但依然沉重，“市裡會緊急研究，看能否從應急資金、維穩專項資金裡，先擠出一部分，解決最困難職工的臨時生活補助。同時，馬上協調相關銀行，看能否在監管賬戶的模式下，動用一部分被凍結賬戶中原本就應當用於支付職工工資的專項資金，或者，用大昌礦業未被查封的、能夠產生現金流的有效資產（比如還在運轉的個別礦廠銷售煤炭的收入）作為擔保，申請緊急的工資貸款。工會那邊，啟動困難職工幫扶機製。總之，多條腿走路，必須讓工人在15號之前，看到錢，哪怕是部分錢，哪怕是生活費！”
他環視眾人：“但是，這一切的前提，是現場必須穩住！如果我們的人一進去，就被情緒激動的工人圍住、打砸，什麼工作都開展不了。所以，公安的同誌，你們的壓力最大。要維持好現場秩序，但注意，是維持秩序，不是激化矛盾！要講究方法，以勸導、隔離、防範為主，沒有我的命令，絕不允許使用強製手段，除非發生嚴重的打砸搶燒或危及人身安全的事件。明白嗎？”
市公安局帶隊的副局長鄭重地點了點頭：“明白，張市長。我們已經製定了詳細的應急預案，抽調了經驗豐富的幹警和特警預備隊，便衣和製服結合，內緊外鬆，確保工作組安全和基本秩序。”
“好。”張永春看了看錶，“出發前，我強調幾點紀律：第一，一切行動聽指揮，任何人不得擅自行動、擅自表態。第二，注意言行，我們是去解決問題的，不是去激化矛盾的，對工人群眾要有同情心，要耐心傾聽，但也要堅持原則，不能亂許諾。第三，保持資訊暢通，有任何突發情況，第一時間報告。都清楚了嗎？”
“清楚！”
“出發！”
一支由中巴車、商務車、警車組成的車隊，駛出欒城市政府大院，穿過清晨尚未完全蘇醒的街道，向著位於市郊的大昌礦業集團總部駛去。車窗外，陰雲依舊低沉，彷彿預示著即將到來的一天，絕不會輕鬆。張永春靠在座椅上，閉上眼睛，腦海中飛速盤算著各種可能遇到的情況和應對方案。他知道，真正的考驗，才剛剛開始。他要去麵對的，不是會議室裡的檔案彙報，而是一萬多個焦慮、憤怒、可能隨時爆發的活生生的人，以及一個千瘡百孔、隨時可能崩塌的巨型爛攤子。
大昌礦業集團總部，位於欒城市新區的“大昌財富廣場”，是一棟氣派的三十層玻璃幕牆大廈，曾是這座城市的地標性建築之一，象徵著吉正豪和大昌礦業曾經的輝煌。然而今天，當張永春率領的工作組車隊抵達時，看到的卻是一副蕭條、混亂、甚至帶著幾分戾氣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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