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烈火繼續說：“仲裁不行我去打官司，這打官司要挾訴狀的。我就去找五叔。五叔笑著說：‘這訴狀我可以給你寫，但是我出庭就沒有這個必要了。其實你自己去出庭也一樣的。’其實五叔說的對，他和我出庭和我獨自出庭是一樣的。最後的結果就是沒有結果。我五叔給我寫了訴狀，其實這訴狀和寫給仲裁委員會的申請差不多。寫好後我五叔給了我。我就拿著去法院了。我是第一次去法院，以前的法院是一座舊樓房，有五層高，沒有多少房間。現在的新法院是一幢二十多層的高樓。給人一種高大的，壓抑的感覺。我來到法院的大門外，歷來衙門朝南開。法院的大門卻是緊閉的。隻有旁邊有一個通道。這是一個門房。我感覺在交州，法院是安檢最嚴格的單位。去法院是我和我老婆一起去的。”
郝天鳴說：“這事情你一個人去就行，你老婆為什麼也要去呢？”
馬烈火無奈的說：“我老婆就是我家的慈禧太後，她是永遠不會放權的。她沒有什麼本事，但是控製人的手段高，我在剛結婚的時候還好一些，現在我手裏基本上一毛錢沒有。我老婆脾氣不好，遇到任何事情都生氣。雖然說她長得也算漂亮。但是整體一張生氣的苦瓜臉，能好看嗎？在半路上我們就生氣了。因為我是訴狀的五叔給寫的。五叔在律師事務所給我列印了一份，我要去法院是需要在列印幾份的。就因為我要去列印的小賣店裏列印一頁是一塊錢，而附近一裡外的一個廣告公司列印一頁是五毛錢。我多花了兩塊錢，我老婆就和我吵架。我一生氣，我說：‘你他媽的什麼東西，我多花了兩塊錢。我去西關不坐車了。’交州城東關和西關相差十多裡地呢？我老婆是坐公交車去的西關，我是步行去的西關。我到了法院門口了，我老婆還給我打電話，她找不到法院在哪裏。我等了她二十多分鐘，她才找到法院。這到了法院了，又出事了。”
郝天鳴說：“這出什麼事情了？”
馬烈火說：“我老婆是一個很有控製慾的人。我們家的戶口本，身份證，結婚證。她都把控著。平時我要用這些東西都要和她申請。因為我們都沒有帶著身份證，所以這大門不讓進去。為了拿身份證，我和我老婆又回家裏。我在回家的路上我和我老婆又生氣了。我不坐公交車，我是步行回家的，我老婆是坐公交車的。可是我回到家裏等了半小時沒有見我老婆回來。”
郝天鳴說：“他坐車比你步行還慢？”
馬烈火說：“這混蛋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他在西關坐車坐上了632。這632不到東關，在三岔口拐個彎就去蘇村了。她回東關不成竟然出了城了。後來她纔有打車回來。她回來後，我說了幾句。她竟然給我甩臉說不管這事情了。”
郝天鳴說：“不管更好。”
馬烈火說：“我那天上午去法院沒有進門。隻好下午又去了。那時候是夏天，那是六月份，天氣炎熱的很。法院下午是三點才上班的。那天中午我在家裏給我那傻孤女做了飯。吃瞭然後才離開的。”
郝天鳴說：“馬哥，在家裏是你做飯呢？”
馬烈火說：“兄弟，你別說這，我這一輩子就是泡在黃連水裏了。我們家裏是一家兩製。就做飯我們家也吃不到一塊去，我做煮飯。我老婆做乾飯。我和我大閨女是一鍋飯，我老婆和另外兩個閨女是一鍋飯。”
郝天鳴說：“你們家挺特別的。”郝天鳴想說什麼，但是所有的語言都無法表述這個事情，隻好說挺特別了。
馬烈火說：“說起我老婆來我就生氣，咱不說她了。那天下午我去了法院。我進法院，需要從那個門房進去的。這小小的門房裏麵竟然有四五個人。在一側一個桌子旁坐著兩個穿著製服的女的。這兩個人都年紀不大。任何人進去都要先登記的。這登記需要身份證，然後拿著身份證在一個機器上一刷，就和刷卡的一樣，這一刷你的身份資訊就登記上去了。然後你再過安檢。一個安檢門。過去是一個高台，你站在上麵，然後舉起雙手，一個長得彪悍的後生。這個後生年紀不大，也就二十多歲的樣子。不過長得魁梧，一臉的橫肉。那臉色也不好看，陰沉著好像要打人似的。這個後生麵色陰沉的拿著一個板子一樣的東西，這板子就好像唱戲的演戲，演大臣的手裏拿著的板子一樣。他拿著這個東西在你周身上下掃蕩。我就在個過安檢的時候，我舉著手，被他拿著那個東西上下掃的時候，我就懷疑我來錯了地方，這裏還是人民的法院嗎？”
郝天鳴聽了，也陷入了沉思。郝天鳴也心情陰暗。不過郝天鳴和馬烈火的心情都很陰暗，但是郝天鳴和馬烈火不一樣。馬烈火更多的無奈。郝天鳴則從內心中想著：老子怎麼能把這種情況改改變過來。
馬烈火繼續絮絮叨叨的說，其實他這像婦女一樣的絮絮叨叨很多人的聽不進去的。不過郝天鳴卻耐著性子聽。
馬烈火繼續喝著酒說：“我進了法院，在法院有一個接待大廳。我來到這個接待大廳裡。這是下午三點，這個接待大廳裡人很多的。我就想：這世上有這麼多的不平事嗎？
接待大廳裡有很多視窗。
我問了一下遞訴狀的是第六號視窗，六是一個很吉利的數字。我想我的這次打官司一定會很順利的。可是我沒沒有想到這官司還沒有打就遇上難題了。”
郝天鳴笑問：“馬哥，你遇上什麼事情了？”
馬烈火一臉我無奈，垂頭喪氣的說：“遞訴狀的人不隻是我一個，裏麵的工作人員是一個年紀不小的婦女。那女人臉身塗得傻白。就想演戲演曹操的演員一樣。不過看樣子她的年紀不至少也快五十了，但是歲數大了盡量裝嫩。這女人估計是更年期，爆照是很。我剛到哪裏，那個女任就問：‘你因為什麼事情遞訴狀。’我說：‘我要告交通局。’那女人很有經驗的說：‘勞務官司吧！’我當時沒有理會她說的這句話，這句話深有含義。”
郝天鳴不解的問：“這句話有什麼含義呢？”
馬烈火說：“這就是一字之差，勞務和勞動的不同。勞務官司的一回事情，勞動官司是一回事情？”
郝天鳴說：“這到底有什麼不同呢？”
馬烈火一笑說：“兄弟，別急，我一會給你說。當時是三點多，那女人說：‘我們這裏的辦公人員少，你看就我和小顧。我們兩個人忙不過來。今天是星期五，我看你星期一早晨來遞交訴狀吧！這裏還有五六個遞交訴狀的人呢？我估計辦完就五點多了。你就不要在這裏乾乾等兩三個小時了。’”
郝天鳴說：“五六個人遞交訴狀就這麼費事嗎？”
馬烈火說：“你不知道，現在機關事業單位的辦事效率都很低很低的。雖然說等兩三個小時，但是我還是決定等了。因為那天是星期五，這替推就到了星期一了。而且我在超市幹活，每天上午乾的。我星期一上午也沒有時間的。”
郝天鳴說：“這倒也是實際情況。”
馬烈火說：“我就在大廳裡耐心的等著。你纔不知道呢？在這裏填表是很費事的事情。我們也是為了節約時間，很多人就提前把裏麵的表拿出來填寫了。我不懂的事情很多，在我旁邊就有一個非常懂，好像什麼都知道的婦女。這個女人歲數不小了。不過穿的時尚。長得很胖，他還戴著一個墨鏡。一看就有個女王的感覺。她好像什麼都懂。她是排在我前麵的，不過在她前麵還有人排隊的。前麵的一個人遞交訴狀，在視窗外有好幾個凳子，我們就守在視窗外的那些凳子上等著。這個人遞交了訴狀然後裏麵的工作人員讓這個人去交訴訟費的。這個人的官司是一個工程款是事情。好像有幾十萬塊錢的事情，但是這個人的訴訟費裏麵給算了一下，一共兩萬多塊錢。他要幾十萬，訴訟費要兩萬多塊錢。我跟交通局可是要將近四十萬的，我這訴訟費也少不了吧！我旁邊的那個女人是替人打官司的。好像有人欠著她閨女家的錢，好像有二十多萬，她這是替閨女來遞訴狀的。她一問訴訟費，裏麵說八千。這人因為手裏沒有八千塊錢。她打電話給閨女，讓她閨女給她微信上轉賬五千塊錢。我一聽怕了，這二十萬就要八千多，我這四十萬要多少錢訴訟費。我可是口袋裏沒有半毛錢的。”
郝天鳴說：“你沒有問問要多少錢訴訟費？”
馬烈火苦笑著說：“我沒有問。我先給我老婆打電話，我家的財政大權在我老婆手裏。我說：‘老婆，這打官司還要訴訟費的。’我老婆一聽要錢就生氣，她在電話裡怒氣沖沖的說：‘多少？’我說：‘有一個人打二十萬的官司就要八千多的訴訟費。我和交通局要四十萬估計要一萬多訴訟費。’我老婆一聽就罵人了。我老婆說：‘你這一分錢沒有要回來，就要一萬多，你死去吧！我這裏可沒有這麼多錢，你在超市乾一個月就掙兩千塊錢，我又要顧孩子，又要顧家的。家裏各項開銷。我可沒有給你打官司的餘錢。’我就問：‘老婆，那我這關係打不打了？’我老婆說：‘打，不能便宜了交通局。’我說：‘可是這訴訟費呢？’我老婆說：‘你自己想辦法，你不是有親戚嘛！還有你妹妹，你父母活著的時候，你妹隻要沒有錢了就會和你父母要嗎？孃家照顧了她那麼多，她就不能照顧照顧她唯一的哥哥嗎？’我老婆說這話我無話可說了。”
郝天鳴說：“那你給你妹打電話呀！”
馬烈火苦笑說：“我真的的家門不幸，我要是能從我妹妹手裏拿出一分錢，那估計就是太陽從西邊出來了。”
郝天鳴說：“那你怎麼辦？你這官司還打不打了？”
馬烈火說：“我當時也著急，我是心急如焚啊！不過還好，後來……”
郝天鳴說：“後來有人借給你錢了？”
馬烈火笑著說：“這倒不是，而是在我前麵排著的那幾個人中，有一個也是打勞務官司的。這勞務官司的訴訟費隻有十塊錢。幾千幾萬塊錢我沒有的，但是十塊錢我還是有的。”
郝天鳴笑著，喝著就繼續聽。
馬烈火說：“終於輪到我了。我是最後一個，我遞交了手續，交了訴狀。那時候還不到下午五點鐘。我走出大廳，很快我的手機就收到了短訊。我走出辦事大廳的時候，那時候陽光明媚。我看到法院院牆上寫著一句話：‘盡量讓每一位公民體會到法律的公正公平’。我但是不明白這句話的深意，後來我才明白了。”
郝天鳴說：“馬哥，你後來明白了什麼了？”
馬烈火說：“兄弟，別急，你聽我慢慢說。”
馬烈火笑著，悠閑地說。好像他是在講故事。
馬烈火笑著說：“我遞交了訴狀很快就接到開庭的訊息了。我沒有想到這法院裏的法庭很多。在開庭之前我還接到了短訊，告訴我是法官和書記員的名字。給我審案的法官叫王忠海，書記員家梁田。法院還讓去去取開庭通知單。上麵還告訴我對法官和書記員有異議，不滿意可以申請調換。我當時感覺我是這個國家的主人公了。心裏很陽光的。隻不過後來……哎！”
聽著馬烈火長嘆一聲，郝天鳴知道後來情況不妙了。不過郝天鳴沒有插言，而是靜靜的聽著。
馬烈火說：“我領取開庭通知書，這是我第二次進法院。還是嚴格的安檢。還是那個凶神惡煞班的後生拿著那個動作讓我舉手掃描。這次我來的時候半路碰到一個朋友。我們閑聊的時候，這個朋友渴了。於是他就在旁邊的小賣店裏賣水喝。當然我和他在一起，他不好意思隻賣一瓶，於是就買了兩瓶水，並且還送給了我一瓶。雖然這水隻有兩塊錢一瓶，但是在我看來還是稀罕玩意，我要把瓶水拿回家給我孩子們喝。我拿著這瓶水進法院。可是過安檢的時候，這水都不讓帶進去。我不解問：‘帶瓶水能幹啥？’那個安檢小夥說：‘這是上麵的規矩，我也不知道。反正上麵有規矩，咱們就執行了。’我當時不明白，後來問人才知道，他們怕有人水瓶子裏裝上汽油進去放火燃燒了。”
“我進了法院裏麵。法院讓我領取開庭通知書。我去法院的五樓上去，原來這法院裏麵戒備森嚴。五樓樓道上中間隔著一個不鏽鋼柵欄。看著這柵欄我就想起了很久以前的一句歌詞‘鐵門鐵窗鐵鎖鏈，眼望著鐵窗我淚漣漣。’”
“我去了一鐵柵欄處給法院打電話。電話很快就通了。接電話的是一首女孩的聲音。後來我這才知道那個女孩就是後來是書記員梁田。他讓我在五樓的鐵門外等著。我等了很久了，她才從！’我說：‘我是。然後他給了我通知書，然後讓我在一張紙上簽字，並且還按紅手印。’辦完這一切，她笑著離開。”
郝天鳴笑著說：“見到美女心情好了。”
馬烈火說：“我心情好了沒有幾天。就到了開庭的日子了。其實我來法院的這些日子都很特別的，我遞交訴狀的那天是七月的第一天，我開庭的那天是八月的第一天。這兩個都是我們國家特別的日子。就在八月一號，是下午三點開庭的。我是下午兩點多就去了法院。審案的地方是法院是十五號法庭。十五號法庭在五樓上。那一排一個寬大的樓道，這裏有好幾個法庭的。我早早的就坐在十五號法庭門外等著了。我這是第一次上法庭打官司，我準備不足。我來到法庭門外等著。很快就有上來了兩個人。這兩個人是代表交通局的，其中一個人叫葉盛，是交通局的一個普通職工，他是軍隊士官專業後來到交通局工作的。他沒有我年紀大。他在交通局也沒有幾年，我們還算熟悉的。葉盛見了我笑著和我打招呼說：‘馬哥。’我說：‘你怎麼來了。’葉盛笑著說：‘交通局裏沒有人了，派我來和你打官司的。不過馬哥我看你這官司是打不贏的。’我當時隻是一笑，我沒有說什麼。葉盛笑著說：‘馬哥，咱們單位好幾個人都打官司了，最後都沒有結果。’看來葉盛出庭不是一次了。和葉盛一起來的那個人其實我也認識。那是我們交州比較出名的律師叫溫東升。”
郝天鳴問：“他和你那個五叔是一個律師事務所的？”
馬烈火說：“是啊！溫東升有自己的單間，我五叔沒有。我五叔也許是因為知道交通局的法律顧問的溫東升，所以纔不願意出庭的。”
郝天鳴說：“這溫東升有什麼厲害的？”
馬烈火說：“那天溫東升帶著口罩的。其實他戴著口罩我也認識他。因為我愛下棋嘛我這一輩子隻要在交州城裏，有下棋的人下棋我就去看看。那天我去了一個小區裡，我看溫東升和一個人下棋。溫東升是那裏的棋王。我和他下棋最後我連贏了七局。溫東升還挑起大拇指說我厲害呢？”
郝天鳴問：“那天庭審有什麼結果？”
馬烈火說：“其實那天也沒有什麼結果。法院庭審其實還很當回事的。我們進了十五號法庭。這個法庭一進一條小路，旁邊有幾排椅子。前麵的一個很大的空地。這幾排椅子前麵還有護欄。這個空地上左右各自放著一個桌子。這在被告和原告的位置，桌子上麵有電腦螢幕。這靠牆一麵是一個高台，上麵有兩排桌子。法官王忠海坐在最後一排，書記員梁田坐在前麵的桌子上。我們幾個人一進來。這王忠海就和溫東升說話，他們言談熱烈好像老熟人。所有人都就坐，然後法官敲了一下，就算正式開庭了。開庭後所有人都嚴肅起來。首先法官讓原告發言。我也不知道說什麼，法官告訴我按照起訴書念一遍。我說完之後。法官還問了我幾個問題。第一個就是我的工資補償是怎麼算出來的，我就告訴他我是對照當年的最低工資標準，還有我工資單的流水一個月差多少加起來的。第二個就是問我交養老保險的那二十多萬是怎麼知道的。我告訴他這是我到勞動局問的。問了這兩個問題之後他又說了一句，他說：‘最近高院發檔案，基層法院不判決養老保險。’也就是說他不給我判決這養老保險二十多萬的賠償。”
郝天鳴不解說：“高院的檔案隻是內部檔案，高院的檔案也不能高於法律啊！”
馬烈火笑著說：“很多事情其實就是這樣的。咱老百姓也不懂。有時候我覺得法院的法官和律師就是糊弄老百姓，幫助強者欺負弱者的。很多時候我們法律的天平是傾斜的。我說完然後就是被告發言了。被告席上坐著兩個人，一個就是葉盛兄弟。為什麼我叫葉盛兄弟呢？因為有兄弟的感情啊！我和他在交通局的時候不是一個部門的。我在局機關他在路政。有一天晚上我們在外麵遇見了。我們閑聊幾句。他問我吃飯沒有，我說沒有。他說：‘走，馬哥，我請你吃燒烤去。’他請我吃了一頓飯。我可從來沒有請過人家。葉盛兄弟沒有說話，溫東升律師卻是要發言的。這律師其實有時候和妓女一樣，妓女是誰給錢就和誰睡覺。律師是誰給錢就給誰辯護。有時候這律師比妓女還卑鄙。妓女隻是損害自己。律師卻是損害對方。溫東升說了幾條辯駁理由。第一就是我的工資流水是我的銀行卡打出來的。他說這是我的個人銀行卡，不是工資卡。其實還有我的一些消費和轉賬。你說這律師的嘴準嗎？我的工資卡我怎麼就不能直接消費了。第二是我和交通局之間不是勞動關係，而是勞務關係。第三就是提供了一些我們交通局以前的臨時工打官司的案例最後的判決。還有上級法院多這些案件的二審判決。我發現上級法院都是維持原判。當然這些都是對我不利的因素。我們都簡單的說了這些。然後法官問我還有什麼說的。我就說我要求的是最低工資，這最低工資可是一個勞動者最後的尊嚴了。我們是工人階級執政國家，我們可是社會主義國家。我還說了很多，不過這法院的法官都對我的嚴詞不屑一顧。最後我說完，對方也沒有說什麼。庭審就結束了。”
郝天鳴問：“那最後的宣判結果是什麼呢？”
馬烈火嘆氣說：“還有什麼結果呢？庭審結束的時候。對方的律師溫東升和法官王忠海客氣的打招呼。然後兩個人就和老朋友一樣分別。葉盛離開的時候是和我打招呼的。我似乎從這幾個人的神情中已經知道最後的結局了。我忽然想到為什麼法院是交州城裏最戒備森嚴的地方。我終於明白法院牆上寫著的那句‘盡量讓每一個公民體會到法律的公正公平’了。這句話其實就和咱們見麵說的客套話一樣，比如我的很多混的好的朋友見了我都會說：‘郝，我改日請你吃飯去。’庭審結束後。他們都離開了。我卻坐在了法庭外麵的椅子上，坐了很久很久。我在回顧一切，我不明白我和交通局之間為什麼竟然的勞務關係而不是勞動關係？當時我還不知道什麼是勞務關係，什麼的勞動關係？不過後來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