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交談
車子在下午兩點到達納爾瓦。
納爾瓦比塔林冷得多。風從芬蘭灣的方向灌過來，裹著雪粒，打在臉上像細小的刀片。林棠把圍巾往上拉了拉，遮住了半張臉，隻露出一雙眼睛。她的眼睛在白色的世界裡顯得格外黑，像兩顆被嵌在雪地裡的黑曜石。
她沿著河岸走，找到了那座橋。橋不長，目測不到兩百米。橋的這邊是愛沙尼亞的納爾瓦，灰色的水泥建築，冷清的街道，偶爾有一輛車經過，輪胎碾過積雪發出嘎吱嘎吱的聲音。橋的那邊是俄羅斯的伊萬哥羅德，同樣灰色的水泥建築，同樣冷清的街道，但橋頭多了一個哨崗，藍色的，上麵寫著俄語——“俄羅斯聯邦邊境服務局”。哨崗前麵有一道欄杆，紅白相間的，放下來的時候剛好擋住整條車道。欄杆旁邊站著兩個士兵，穿著厚重的軍大衣，戴著毛皮帽子，臉被凍得通紅，撥出的白氣在麵前凝成一團霧。
林棠站在橋的這邊，看著橋的那邊。她沒有走過去。不是不敢，是不能。她沒有俄羅斯簽證，沒有入境許可，沒有任何合法的理由踏上那座橋。她的護照是立陶宛的，立陶宛是歐盟國家，歐盟國家的公民去俄羅斯需要簽證。她沒有。她的簽證在斯德哥爾摩的審訊室裡就被搜走了，連同她的珍珠耳墜、她的銀戒指、她的高跟鞋。那些東西現在大概還躺在S國駐斯德哥爾摩大使館的某個證物袋裡，貼著“NK-4217”的標籤，像一個被遺忘在倉庫裡的舊箱子。
她在河岸邊找了一個避風的地方坐下來。是一個廢棄的公交車站，三麵有擋風的玻璃板，但有一麵已經碎了，風從破洞裡灌進來，發出嗚嗚的聲音，像一個在哭的人。她從揹包裡拿出那本《白癡》，翻到第163頁，把那張紙條取出來。
“我還活著。”
她還活著。他也還活著。但活著和在一起之間，隔著一座兩百米的橋，兩個士兵，一道紅白相間的欄杆，和一個她永遠拿不到的簽證。
她坐在廢棄的公交車站裡，看著那座橋，從下午看到黃昏。太陽在伊萬哥羅德的方向落下，把天空染成了一種病態的橙紅色，像傷口發炎時的顏色。橋上的路燈亮了，橘黃色的，在雪地上投下一圈一圈的光暈。士兵換了崗，新的兩個士兵從哨崗裡出來，跺了跺腳，搓了搓手，點了煙。煙的紅色火星在暮色中一閃一閃的，像兩隻在黑暗中眨著的眼睛。
她突然想到了一個辦法。不是辦法，是一個念頭。一個瘋狂的、衝動的、不像她這種被訓練了十年的人會有的念頭。她要過橋。不是走橋上，是走橋下。納爾瓦河冬天結冰，冰層厚度足夠承受一個人的重量。她可以從河麵上走過去，繞過哨崗，繞過士兵，繞過那道紅白相間的欄杆。橋下沒有探照燈，沒有監控攝像頭，沒有任何一個人會在零下十五度的冬夜盯著一條凍住了的河麵看。
她站起來，把紙條摺好放回書裡，把書放回揹包，拉好拉鏈。她走出公交車站，沿著河岸往下遊走，走了大約五百米，找到了一個坡度較緩的地方。河岸很陡，覆蓋著厚厚的雪，雪下麵是冰，冰下麵不知道是什麼。她蹲下來，用手試了試雪的厚度。雪很鬆，一按就陷下去了，一直陷到手腕。她的手指碰到了冰麵，冰很硬，指甲刮上去發出刺耳的吱吱聲，像粉筆在黑板上劃過。
她深吸了一口氣。吸氣四秒，屏息四秒，呼氣六秒。顧長晏教她的。不，他沒有教她，他隻是在那個她快撐不住的時刻，用他的呼吸帶著她呼吸。他的呼吸法在她的肺裡，像一盞在風中搖曳但始終沒有熄滅的燈。
她開始往下滑。不是走，是滑。她用腳後跟抵著雪麵，一點一點地往下挪。雪灌進了她的靴子裡，涼的，但不是刺骨的涼，而是一種更遲鈍的、像被凍麻了之後的涼。她滑到河麵上的時候，靴子已經濕透了。她站起來，在冰麵上踩了踩。冰很穩，沒有裂縫，沒有聲響。她往前走了一步，又踩了踩，還是穩的。又走了兩步，三步，四步。冰麵在她的腳下發出沉悶的、像敲鼓一樣的聲音，咚、咚咚、咚、咚咚——不規則的，不均勻的，但真實的。
像他的心跳。
她走了大約五十米的時候，聽到了一個聲音。不是冰裂的聲音，而是一個人的聲音。從橋的方向傳來的，通過冰麵傳導過來，嗡嗡的，像一隻巨大的蜜蜂在耳邊飛。
“站住。不許動。”
俄語。男人的聲音。低沉的，帶著擴音器特有的金屬質感。
林棠站住了。她的手插在口袋裡，右手握住了那把摺疊刀。刀刃隻有五厘米長，但足夠劃開一個人的頸動脈。她不需要殺人，她隻需要讓追她的人在一瞬間失去行動能力。五厘米，劃頸動脈，深度三毫米，長度五厘米，出血時間五秒，意識喪失時間十秒，死亡時間兩分鐘。她在“農場”裡學過的。她從來沒有用過。她不想用。
“把手從口袋裡拿出來。慢慢地。放在頭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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