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在後宮的兩位太後向神宗皇帝控訴新法的同一時段，開封城裏還有一個人也在為廢除新法而殫精竭慮地忙碌著。此人便是備受舊黨的史官大力稱頌的鄭俠，但他的身份僅僅隻是一個負責守城門的芝麻小官——監安上門。別看此人官小，可他卻完成了司馬光和文彥博等人費盡口舌和心力也沒能完成的任務，王安石這次罷相就是倒在了此人的手上。
鄭俠（公元1041年—公元1119年），字介夫，福州福清人，宋英宗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的科考進士。
此人說來還得算王安石一手栽培起來的學生，當年王安石在江寧府為母守喪期間聽聞鄭俠勤奮好學便特意接見了他。先不說王安石當時的官場地位如何，單單就是以他當時在文學界和思想界的地位和影響力就足以讓鄭俠對其仰慕不已。王安石通過這次會麵也是對鄭俠欣賞有加並勉勵其要刻苦學習以求他日成為國之棟樑，為此次王安石還特意讓他的學生楊驥前去清涼寺與鄭俠一道讀書。
考中進士後，鄭俠被授官為將作郎、秘書省校書郎，在王安石進京擔任參知政事並開始著手進行變法時，他也沒有忘記自己當年所收的這個學生。鄭俠因此得到了出京掛職鍛煉的機會，他被調任為光州（今河南省潢川縣）司法參軍，主管當地的刑獄訴訟。鄭俠在光州一邊勤懇地工作一邊還不時地與王安石就工作和生活問題保持書信往來，而他給王安石提出的各種上請也幾乎全被王安石批準。於是乎，鄭俠一時間對王安石可謂是感恩戴德立誌要對其極盡效忠。
任期屆滿之後，鄭俠又被調入京城，王安石本來準備對其予以越級提拔讓他參與到變法大業中來，但鄭俠以自己不習法度為由給婉拒了。事實上，這時候的新法已經在全國全麵鋪開，但此時的鄭俠卻已經不再是之前的那個對王安石頂禮膜拜的的好學生了。簡而言之，他對新法的很多內容都很有成見，而且他也直接當麵對王安石表明瞭自己對新法的態度。
正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於是鄭俠就被暫時派去安上門守城門。即使如此，王安石與他也沒有就此交惡，而且王安石還試圖通過自己的兒子王雱與鄭俠來往以使其瞭解新法的要旨和用意，他期待著鄭俠某天能夠成為他的左膀右臂，但這一切最後都證明是徒勞。鄭俠始終堅持自己的看法和觀點，他幾次拒絕了王安石為他安排的新官職。總之，他與新法無法共存，他寧願守城門也不願意為新法出力。
就這樣，時間來到了公元1074年3月。此時因為大旱的原因，京城外麵已經聚集了許多逃難至此的流民，鄭俠作為安上門的城門吏更是親眼目睹了流民的種種慘狀。也不知道他的腦子迴路到底是長什麼樣的，這本是因為旱災而導致的災荒在他這裏卻另有說法，他不認為這是天災，而是人禍。他認為當下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慘景都是因為王安石及其新法所導致的，這是上天在發怒，而解決之道便是將王安石和新法都給罷免了，如此才能平息老天爺的怒火，然後纔有可能讓這場災情結束。
說到這裏請允許我感慨一番。由於後來保守派在政治上成功復辟，更由於後來宋朝的那位偉大的中興之主宋高宗將北宋滅亡的原因歸咎於王安石的變法，這就導致後世近千年以來王安石及其新法都一直爭議不斷，而保守派的徒子徒孫也是一直都在攻擊王安石本人和新法，直到現在也是如此。
商鞅和張居正為何就沒有這種“待遇”呢？其實原因也很簡單，試想一下如果神宗能夠多活個十幾年，如果哲宗也能活個五十來歲，那麼保守派能有機會在政治上成功復辟嗎？宋朝的官方又會如何給王安石和新法蓋棺定論呢？後世又會在王安石及其新法身上產生如此兩極分化的定論嗎？我想這些答案都是否定的，還是那句話，在總的歷史格局上保守派纔是最後的贏家，他們掌握了歷史的話語權，歷史怎麼寫都由他們說了算，最直接的證據就是《神宗實錄》被反覆修改直到保守派及其徒子徒孫完全滿意為止。這就是掌握歷史話語權的重要性，因為它代表著官方和權威。完全可以想像的是，如果最終掌握歷史話語權的是變法派，那麼諸如司馬光之輩在歷史上的名聲和地位可能就會與我們如今所看到的完全相反。
我在這裏突然大發感慨的原因何在？就是因為這個鄭俠！
按理說王安石對他可謂是有大恩吧？可他對王安石的行為算不算得上是在欺師滅祖離經叛道呢？這是不是應該被聲討和譴責呢？可是，在史官的筆下鄭俠卻是被稱頌的，他的行為非但不是什麼欺師滅祖，反而是“不以私情而廢大義”，反而是正人君子的楷模。多餘的話在這裏就不說了，依然如前所言，歷史都是由勝利者來書寫的，歷史也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而失敗者註定要被貶抑，甚至被黑得體無完膚。
我這裏沒有要聲討鄭俠的意思。站在他的立場和角度上來說，新法確實很不合理，而麵對眼前遍地災民的景象他也是真的很痛心。再者說，鄭俠沒有對王安石“愚忠”也是很可貴的，他這種風骨可稱正直，因為他是真的做到了“不以私情而廢大義”。況且，鄭俠也的確是保持和堅守了自己獨立的人格和思想，他反對王安石和新法並不是因為他自身的利益受到了損害，而是他覺得這個新法確實造成了民間的種種“不便”，這一點他同保守派有著本質上的區別。
總而言之，鄭俠不是為了反對而反對，他之所以反對新法純屬個人的政見和理念。但是，我個人為什麼會對他有“偏見”呢？因為他沒有就事論事，他看見災民覺得很難受，但他把這一切的責任歸咎於新法就顯得很是偏執乃至是喪心病狂。稍微有點腦子的人都知道這災民和災情是因何而起，是旱災，這是天災，不是人禍。我相信鄭俠也知道這是天災，可他卻義正辭嚴地將其歸於人禍。對此，我隻想說八個字——其心可誅！其行可鄙！
現在我們就來看看鄭俠到底都做了和說了什麼。
帶著一片熾熱的憂國憂民之心，鄭俠給神宗寫了一道奏疏，順帶著還給神宗獻上了一幅他的畫作。在這份奏疏裡，鄭俠先是對大旱以來的各個受災地區的災情進行了一番描述（一直都待在京城的他顯然並沒有去過災區，這一切都是他的道聽途說和主觀層麵的想像），然後他請趙頊加大賑災的力度並將新法當中所有不合理的政策都予以廢除，如此方可“下召和氣，上應天心，延萬姓垂死之命”。接下來，鄭俠像那個瘋狂的唐坰一樣將朝中所有的言官以及宰輔大臣都給一鍋端了，他說這些人都是貪猥近利之徒，他們明知道天下災情洶洶卻不敢言事。他質問趙頊，國家養著這幫廢物到底有何用？
在這份奏疏的最後，鄭俠解釋了自己為什麼會在奏疏裡附帶一幅“流民圖”。他說既然沒人敢把真實的災情上報給趙頊，所以他就替這些人代勞了，他希望趙頊通過他的這些畫能夠在一起直觀地看到老百姓現在過得有多苦。收筆之處，鄭俠放了句狠話：“如陛下觀臣之圖，行臣之言，自今起十日不雨，乞斬臣於宣德門外，以正欺君慢天之罪。如少有所濟，亦乞正臣越分言事之刑。”
簡單說，鄭俠希望趙頊能夠罷免新法以答天譴，如果可以的話，順便也把朝中的那群廢物也給一起罷免了。如果趙頊按照他說的辦，倘若上天還不下雨就可以砍他的腦袋。
鄭俠這樣做可以說是在死諫了，但這道奏疏其實談不上有多狠，他最狠的絕招就在於他畫的那些圖。在這位大畫家的筆下，災民們的各種慘象都躍然於紙上：諸如瘦骨嶙峋、諸如衣不蔽體、諸如老少無依、諸如伏地悲慼、諸如賣兒賣女賣老婆。總之，鄭俠想傳遞給神宗的資訊就是在這看似天下太平的京城之外儘是一片人間地獄的慘象。
寫完奏疏並附上畫作之後，鄭俠興沖沖地去投遞他的同城快遞。但是，讓鄭俠感覺很悲催的是，皇宮的閣門吏拒收他的奏疏。因為他的級別不夠，所以他沒有資格直接向皇帝上奏疏，按照流程他隻能將這份奏疏通過官方渠道予以投遞，也就是先送到中書省交由宰相們過目，然後纔有可能被皇帝看到。可是，鄭俠覺得即便王安看到了這些也不會對他予以理睬，為此他決定不按套路出牌：他帶著奏疏出了城，然後跑到驛站說他這是加急密奏需要通過快馬火速送達銀台司直接轉由皇帝陛下親啟禦覽。
如鄭俠所願，趙頊在這天晚上看到了他的這份奏疏，也如他所願，他的奏疏沒有對趙頊產生多大的觸動，可他的那幅流民圖卻起到了遠超他預料的作用。趙頊在看完這些圖之後頓時就黯然淚下，他反覆觀看直到他感覺自己無法呼吸，趙頊最後是一邊是抹眼淚一邊回到了自己的寢宮。
作為一個胸懷遠大誌向的帝王，更作為一個愛民如子的天子，趙頊怎麼也沒想到自己的子民竟活得這般淒慘。他就此成功地掉進了鄭俠為他挖好的大坑裏，他也覺得這一切都是新法的罪過，這些年裏有無數的大臣都在他的耳邊控訴新法在亂國害民，如今當“真相”擺在他的麵前之時他竟然也在瞬間就認同了這種說法。是新法導致了這種慘象——趙頊就此走進了一個死衚衕，他的理智蕩然無存，他全然忽視了導致這場災害的罪魁禍首——天旱。他是皇帝，更是一個責任感爆棚的皇帝，回首這幾年的所作所為再結合如今的災情，趙頊開始了自責和悔恨，更是開始質疑新法。
這一夜，淚眼婆娑的趙頊整夜無眠！
這裏請允許我說一句：一個人如果責任感太強絕對不是什麼好事，所謂物極必反，哪怕是諸如善良和正直這種可貴的品德如果做得太過頭都會釀成悲劇。具體而言，趙頊的這種強烈的責任感一旦在遭遇人生困境和挫折的時候就會為他帶來大禍——自我否定、進退不前、自我折磨。趙頊這一生隻活了三十七年，這與他無法正確應對壓力以及他習慣於在逆境中自我折磨有很大的關係。很顯然，他沒有繼承他的先祖趙光義在這方麵的優秀基因，經歷過高粱河之敗以及雍熙北伐這種超級慘敗的趙光義在承受失敗和麪對壓力這方麵就顯得比趙頊出色很多。我們甚至完全可以這樣說，如果不是因為箭傷，那麼趙光義本來還可以再蹦躂很多年。
第二天（公元1074年4月5日），心緒難平的趙頊沒有跟任何宰輔大臣商量就下達了一係列讓人震驚的詔令：在京城罷停免行法；三司即刻派人糾察市易司和司農寺在賑災放糧上的失職行為；殿前司、侍衛親軍馬軍司、侍衛親軍步軍司徹查王韶在熙河用兵期間的一切軍費用度；各路轉運使立即上報當地的的具體災情；青苗法和免役法暫停實施；保甲法和方田均稅法立馬廢除。
鄭俠在奏疏裡說如果按他說的辦卻又十日之內不下雨，那麼他請斬頭顱。詭異的是，在史書的記載裡，就在這一天開封城真的就下雨了。誠然，這雨不大，更是對緩解旱情毫無用處，但這場雨對本就迷信的趙頊而言就顯得太過“驚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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